在我国对外开放的长期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取得巨大开放成就的同时，提出并创立“开放型经济”理论，成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自身的鲜明特征。构建中国开放型经济学，应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围绕研究对象、发展脉络、世界意义等核心命题，形成系统完整的理论体系。
中国开放型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与脉络主线
中国开放型经济学的实践起点始自新中国成立后对外贸易和利用外资的初步探索时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了在经济建设方面“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重要方针，作出改革开放这一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中国从封闭型经济向开放型经济转型速度明显加快。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对外开放进入新的阶段，这一时期的典型特征是高水平开放和高质量发展齐头并进。经过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开放探索和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实践发展，形成中国特色开放型经济理论的条件已经具备。
中国开放型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开放经济要素的稀缺性引致的开放模式选择问题。研究范畴不仅聚焦开放经济体系下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而且关注开放经济体系下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以及全球经济治理问题。研究重点主要涉及四个基础性问题：一是揭示中国渐进式对外开放的基本规律，二是总结中国企业培育和形成国际竞争新优势的经验，三是分析共建“一带一路”蕴含的新型国际经济平衡观，四是阐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
中国开放型经济学的脉络主线围绕两个核心问题展开。
一是为何开放。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中国的对外开放始终服务于这一历史任务。开放发展是实现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我们党作出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通过设立经济特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等重大举措，成功实现全方位开放，改革开放四十多年创造了经济总量增长近400倍的“中国奇迹”。开放合作是增进人民福祉的重要途径。我们党始终把人民利益放在首位，通过扩大开放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显著提升国内产业竞争力，创造大量就业岗位，生动诠释了“开放为了人民、开放依靠人民”的发展理念。开放包容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动担当。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促创新，通过“一带一路”倡议、进博会等平台，为全球发展提供中国方案，用实际行动彰显“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各国人民”的大国胸怀。从建立自贸试验区到实施外商投资法，从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到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中国始终以开放促改革，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种“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促创新”的实践逻辑，既破解了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又为全球经济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
二是如何开放。改革开放初期，为解决外汇和资本短缺问题，中国对外开放主要以招商引资和加工贸易为主。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大幅度削减关税税率，加快推进制造业领域开放，当前制造业开放已达到国际较高水平。在贸易领域，中国连续多年保持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与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建立贸易关系。当前中国的关税总水平仅为7.3%，接近发达国家水平，加权平均关税仅为4.4%，甚至低于部分发达国家，超额完成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的承诺。在投资领域，2024年版全国外资准入负面清单限制措施由31条减至29条，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措施“清零”。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当前，对外开放的重心正逐渐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全面转向制度型开放。
中国开放型经济学的主要特色
中国开放型经济学是建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基础上的一门科学，在产生和发展过程中体现出鲜明的问题导向、实践特色。
中国开放型经济学是在“从实践到理论再到实践”的过程中形成和完善的。实践指引和问题导向是中国开放型经济学的鲜明特色。中国的对外开放没有现成模式可参照，不可能照搬其他国家的已有做法，只能依据自身国情“摸着石头过河”，在实践中不断摸索、不断完善，进而形成中国开放型经济学的规律性认识和基础性理论，再去指导未来的对外开放进程。中国对外开放的故事内容丰富，独具特色，所有故事基本围绕“三对关系”展开：一是行业开放与区域开放的关系，二是对国内企业开放与对外资企业开放的关系，三是边境开放与边境后开放的关系。从40多年前开办经济特区，到20多年前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再到今天的自由贸易试验区、自贸港，都在围绕这三对基本关系推动产业升级，随着开放的逐步深入，三对关系逐渐呈现融合趋势。这三对基本关系贯穿中国对外开放的具体实践，并逐步推动形成“渐进式开放”“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国内国际双循环”等开放型经济理论体系，这些理论体系又反过来指导着我国对外开放的实践。
中国开放型经济学是产业结构升级背景下的对外开放理论体系。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升级是“动态变化”的。在对外开放初期，我们充分释放劳动力红利，积极融入世界市场，通过招商引资完成原始资本积累。在对外开放持续推进的过程中，通过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实现价值链攀升。正是不断通过资本积累和产业升级夯实经济基础，通过对标高水平经贸规则完善制度建设，最终形成产业结构持续升级的“螺旋体系”和“内生动力”。
中国开放型经济学的重点任务是分析“有为政府”在“有效市场”中的能动性问题。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强调“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创新实践，既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独特优势，又充分释放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创造性地构建起政府与市场协同发力的制度框架。中国对外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就是“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两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从改革开放初期设立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出口加工区、综合保税区，到今天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试验港相关政策举措的成功实施，都是“有为政府”在开放型经济体制构建中有效作为的生动体现。
中国开放型经济学的世界意义
构建中国开放型经济学，可以给发展中国家进行对外开放带来重要启示。
在对外开放的道路选择方面，通常而言，发展中国家对外开放道路一般有两种不同的路径，一种是“依附模式”，也就是依赖于发达国家，这种模式容易陷入“低端锁定”；另一种是“自主模式”，这种模式更有利于产业结构升级。
在对外开放的路径方面，发展中国家融入全球生产网络一般分为产业承接和产业升级两个阶段，很多发展中国家长时间停留在第一个阶段，很难进入第二个阶段。中国的对外开放是从接触世界、融入世界开始的，然后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进行资源与要素互补，通过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提高部门国际竞争力，将一国潜在优势转变成现实的国家竞争优势，这对后发国家的对外开放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在对外开放的模式选择方面，中国的对外开放在时间、空间和对象方面始终是渐进式展开的。在开放次序上，从制造业开放到服务业开放，从地理范围上“向东开放”到“全方位开放”，从边境开放到边境后开放，都体现了渐进式展开的显著特点。中国对外开放的实践也证明，渐进式开放对于发展中国家保持长期而稳定的发展至关重要。
在对外开放与国内发展的协同方面，内因决定外因，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中国对外开放的成功既依赖于中国市场的开放，也依赖于我们自身的艰苦奋斗，两者缺一不可。这一经验也表明，发展中国家在采取开放贸易政策的同时，必须充分激发国内要素的能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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