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五个方面共15条）
一、思想站位方面
（一）对八项规定精神的理解存在“表层化”“片面化”倾向。虽然能够认识到八项规定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切入点和动员令，但在学习贯彻中仍存在“重形式轻内涵”的问题。例如，将八项规定简单等同于“管住吃喝”“减少会议”，而忽视其背后“以党的政治建设统领作风建设”的深层逻辑；对“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的历史周期律警示理解不深刻，未能从“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的战略高度把握作风建设的政治意义。在参加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研讨时，对“四风”隐形变异、风腐一体等问题的分析多停留在案例层面，未能结合国企改革攻坚期权力运行监督、亲清政商关系构建等实际深化研究。
（二）政治站位不够高远，存在“本位主义”思维。在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时，有时从本单位局部利益出发搞“选择性执行”。例如，在公务接待中，对上级单位或重要合作方存在“超标准接待怕得罪人”“简化流程担心影响合作”的顾虑；对集团内部巡视巡察反馈的“部分干部存在特权思想”问题，整改时更多关注程序合规，而非从“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的政治自觉上根治思想病灶。在落实“过紧日子”要求中，对业务招待费、差旅费等成本压缩存在“保基本运转、缓长期机制”的短视心理，未能体现“两个维护”的政治担当。
（三）贯彻落实的主动性不足，存在“上热中温下冷”现象。作为班子成员，在制度执行上存在“手电筒照别人不照自己”的倾向。例如，对分管领域干部存在的“慵懒散拖”现象批评教育多、动真碰硬少；对“关键少数”以外的普通党员日常监督缺乏有效手段，导致个别部门出现“文件落实文件”“会议贯彻会议”的形式主义苗头。在参加民主生活会时，对班子其他成员提出的批评多集中于具体事务，而对其是否存在“政治意识淡化、党的领导弱化”等根本性问题避重就轻。
二、工作作风方面
（一）调查研究“盆景化”，存在“预演式调研”“报喜式总结”。在推动重点项目时，存在“调研路线提前设计、问题对象提前筛选”的现象。例如，赴基层单位考察时，更倾向于选择业绩突出的“样板车间”，而对亏损板块、矛盾集中的部门调研频次不足；部分调研报告存在“数据包装”“案例拔高”问题，对“员工持股计划争议”“供应链腐败风险”等敏感问题避而不谈。在落实“大兴调查研究”部署中，更关注“完成调研次数”的形式指标，而非“解决实际问题”的实效标准。
（二）工作作风“官僚化”，存在“推拖绕躲”倾向。作为分管经营的班子成员，面对历史遗留的债务纠纷、劳资矛盾等问题，存在“新官不理旧账”的消极心态；对职工代表提出的“职称评定不透明”“绩效考核一刀切”等诉求，多以“制度刚性”为由推诿，而非从优化治理体系角度破题。在跨部门协作中，对涉及多部门利益的改革事项存在“击鼓传花”现象，导致“首问负责制”空转。
（三）政策执行“机械化”，存在“重痕迹轻实效”问题。在落实“为基层减负”要求时，片面强调“文件数量压减比例”“会议时长缩短幅度”等量化指标，而对“是否真正解决一线问题”关注不足。例如，某部门为应对考核，将3份文件合并为1份印发，但内容空泛、缺乏操作性；在“数字化转型”推进中，过度依赖“线上留痕”，导致基层人员耗费大量精力填表报数，反而加重负担。
三、严守纪律规矩方面
（一）“微腐败”风险意识淡薄，存在“温水煮青蛙”隐患。对“小节无害论”警惕不足，存在参加供应商“工作餐”、收受合作单位“纪念茶饼”等模糊地带行为；对分管领域干部存在的“捎带报销”“虚列差旅”等问题，存在“法不责众”的放任心理。在落实“亲属回避”制度时，对配偶参与企业招标代理业务未主动申报，存在“打擦边球”侥幸思想。
（二）权力运行“任性化”，存在“决策一言堂”“用人近亲化”倾向。在“三重一大”事项决策中，对专业意见听取不充分，如某重大设备采购未严格执行集体决策程序；在干部选拔时，对“身边人”“老同事”存在隐性照顾，导致“能者未必上、庸者未必让”。对“一把手”末位表态制度执行不严格，存在提前定调、引导议题的倾向。
（三）纪律教育“形式化”，存在“手电筒照人不照己”现象。在组织廉政学习时，更多扮演“传达员”而非“践行者”角色，对《党纪学习主题教育》中的典型案例缺乏“代入式反思”；对分管部门廉政谈话“千人一面”，未结合采购、销售等岗位特点精准提示风险；对巡视巡察反馈的“违规发放津贴补贴”问题，整改时存在“就事论事”现象，未深挖制度漏洞。
四、担当作为与服务群众方面
（一）攻坚克难“畏难情绪重”，存在“躺平式”倾向。面对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收官后的“深水区”问题，存在“求稳怕乱”思想。例如，对混合所有制改革中职工持股比例争议、历史包袱处理等难题，倾向于“等政策”“看先例”，而非主动创新破局；对长期亏损的子公司，存在“维持现状不出事”的保守心态，缺乏“壮士断腕”的改革勇气。
（二）群众立场“悬浮化”，存在“盆景式”联系群众。在落实“我为群众办实事”活动中，更倾向于打造“示范点”“样板间”，如重点打造1个“职工驿站”而忽视其他车间需求；对职工反映的“子女入学难”“通勤不便”等“关键小事”响应滞后，存在“等上级政策”的依赖心理。在民主评议中，对“服务意识差”等批评存在“归因外部环境”的辩解倾向。
（三）服务大局“本位化”，存在“小圈子”利益羁绊。在落实碳达峰碳中和战略时，对淘汰落后产能存在“影响短期业绩”的顾虑，未能从“国之大者”高度统筹谋划；在参与地方重大基础设施项目时，存在“算小账不算大账”的短视行为，对带动地方产业链发展的社会责任履行不足。对集团内部资源分配，存在“重本部门轻全局”的狭隘思维。
五、生活作风方面
（一）生活作风“虚浮化”，存在“享乐主义”残余。对“艰苦奋斗”精神传承不足，存在公务活动超标接待、追求奢侈品消费等倾向；对“光盘行动”等要求执行不严格，商务宴请中存在“剩菜显诚意”的陋习。对身边工作人员存在“特殊化”倾向，如安排专职司机接送家属、优先保障领导用车等。
（二）家风建设“松散化”，存在“枕边风”风险。对配偶子女教育存在“重学业轻德行”偏差，对子女“攀比消费”“盲目追星”等行为缺乏有效引导；对亲属参与企业经营活动的行为监管不力，如默许配偶表弟承揽企业外包业务；对“朋友圈”“社交圈”净化不足，存在与私营企业主“勾肩搭背”现象。
（三）社会交往“功利化”，存在“人情往来”异化。在处理政商关系时，存在“亲而不清”“清而不亲”两个极端。如接受供应商“节日慰问品”后，在付款审批中给予优先；为避免“瓜田李下”，对合规合作方刻意疏远，影响合作效率。对离退休老同志、困难职工走访慰问存在“节日突击式关怀”，缺乏常态化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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