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余年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每一个表现中都带有中国特性并按照中国的特点来应用，都表现为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第二个结合”使马克思主义获得中国文化性格，夯实了党的创新理论的文化基础，巩固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使同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并经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党治国理政的重要思想文化资源，使马克思主义在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中彰显强大的真理力量，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确立了坚实的文明根基。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筑牢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文化根基，彰显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历史底蕴和时代特质。

从“第二个结合”角度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文明观在中国的具体化。马克思、恩格斯将人类“已经获得的生产力”称作“文明的果实”，认为任何一种社会形态的文明较之前的文明都是一种历史的进步，辩证看待“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一方面，资产阶级在它不到100年的阶级统治中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的总和还要多还要大；另一方面，在现代文明创造伊始，生产就建立在级别、等级和阶级的对抗上，这是文明至今遵循的规律。通过对资本逻辑的批判与超越，马克思、恩格斯发现现代文明内部蕴含着实现文明变革的要素，提出摆脱建立在劳动奴役制上的罪恶的文明，在扬弃资本主义文明的同时继承发展其文明成果，形成了关于现代文明转型的伟大构想，预见了人类文明发展趋势，强调推翻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进而展现人类的本质力量，在未来理想社会创造“能给所有的人以幸福的文明”。

马克思主义文明观在中国具体化的百年历程中实现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了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为以人民为中心的文明创造提供了思想支撑。中国式现代化是马克思主义文明观在中国具体化的实践场域，不仅实现了广土巨族的中华文明融合发展，而且对世界一切优秀文明兼收并蓄。坚定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走自己的路，坚持文明成果由人民共建共享。“第二个结合”使马克思主义文明观与五千年中华文明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相互成就，夯实了彰显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坚实文明基础，汇聚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动力。

从“第二个结合”角度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实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是随着实践发展而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为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实现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共同富裕指明了正确道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百年传播，改变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激活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富有生命力的优秀因子并赋予新的时代内涵，使中华民族实现了“旧邦新命”，实现了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使中国人逐渐形成了科学理性思维与现代生活态度。

新时代以来，我们党坚守马克思主义“魂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造就了一个新的文化生命体。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出很多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作为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开放的思想体系，习近平文化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体现了对我们党领导文化建设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我们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根本遵循，深刻理解其中的道理学理哲理并对其作出原理性阐释，把握实现中国梦的文化主线，秉持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文化使命，以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仅体现了与古为新、人文日新的过程，而且体现了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创造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实践转化过程。守护传承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使其中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情怀、道德规范映现时代精神，使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践探索中绽放时代光芒。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要深刻彰显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独特的精神禀赋同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贯通起来，聚变为新的理论优势，不断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

从“第二个结合”角度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实现了现代文明转型，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探索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质，促进了物质全面丰富、社会全面进步、人的全面发展，表明资本逻辑主导的文明并非现代文明的唯一形式。中国式现代化为实现共同富裕开辟新途径，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为世界发展带来新动力和新机遇。马克思主义文明观同中华文明观念结构相融通，使现代文明走出资本逻辑导致的“活生生的矛盾”，以问题为导向，摆脱以资本为中心、物质主义膨胀、对外扩张掠夺的现代化老路，避免人们遭到异己的物质力量的奴役，使人们自由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在体现创造活力的劳动实践中获得全面发展，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选择。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使中华文明、社会主义文明和现代文明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实现了历史的具体的统一，创造了面向未来的文化综合创新机制，使历史悠久的中华文明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新图景，彰显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气象，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促进文明传承和创新，坚持文明平等、互鉴、对话、包容，强调在坚定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中谋求自身发展，用创新增添文明发展动力、激活文明进步的源头活水，揭示了世界文明历史的发展规律，使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彰显了世界历史意义。今天，以新的文化使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化立场，以创新为动力，以发展为指向，以人才培养为根本，进一步彰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中国逻辑。

新时代新征程，走向复兴的中华民族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稳定器和动力源，我们要深刻理解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充分提炼和阐释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和中国文化的实践逻辑，改进创新文明培育、文明实践、文明创建工作机制，构建文明研究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从“第二个结合”角度深刻理解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特质，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创造中稳固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提升中华民族的文化素质。发挥历史主动精神，深刻阐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内涵并优化其建设路径，反映新时代中国人民伟大实践和精神风貌，在历史进步中实现文化进步，在实践创造中进行文化创造，以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不断创造出跨越时空、富有永恒魅力的文明成果，为深化文明交流互鉴贡献新的力量。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的里程碑意义

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科学谋划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部署，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改革进行到底的坚强决心和强烈使命担当。这次全会在新征程上高高举起改革开放伟大旗帜，坚定不移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具有继往开来的里程碑意义。

在我国改革开放历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

恩格斯指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自我发展的一场伟大革命。改革从农村到城市，从试点到推广，从经济体制改革到各方面体制改革，从全面深化改革到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走过了波澜壮阔的历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改革开放极大改变了中国，深远影响了世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奇迹。

这期间，我们党召开的历次三中全会都围绕党的中心任务谋划和部署改革，对引领中国的发展起到举旗定向、谋篇布局的重大作用。其中三次三中全会尤为重要，具有里程碑意义。

其一是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次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党在思想、政治、组织等领域的全面拨乱反正，是从这次全会开始的。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是由这次全会揭开序幕的。为什么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划时代的？根本在于这次全会作为标注历史转折的一座里程碑，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其二是2013年11月召开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这次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将改革全面扩展深化至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党的建设、国防和军队建设等各个领域，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就改革作出的最全面最系统的一次部署。“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等一系列理论和实践上的重大创新突破，是这次全会作出的。实现改革由局部探索、破冰突围到系统集成、全面深化的转变，是这次全会谋划并在全会之后实施的。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取得历史性、革命性、开创性成就，可以说是这次全会的重要成果。为什么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也是划时代的？根本在于这次全会作为标注时代的一座里程碑，开启了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系统整体设计推进改革新征程，开创了我国改革开放全新局面。

其三是2024年7月召开的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这次全会是新时代新征程上标注改革再出发再深化的一座新的里程碑。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着力抓住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破解的重大问题谋划改革，聚焦七个方面共提出300多项重要改革举措，涉及体制、机制、制度等多个层面。《决定》抓住改革重点，突出以制度建设为主线，突出体制机制改革，突出战略性、全局性重大改革，突出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坚持人民至上，从人民整体利益、根本利益、长远利益出发谋划和推进改革；强化系统集成，加强对改革整体谋划、系统布局，使各方面改革相互配合、协同高效。这次全会作出把全面深化改革向广度和深度推进的战略部署，既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续篇，也是新征程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新篇，对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再到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中国始终坚持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中树立起一座又一座丰碑，使改革开放成为当代中国最显著的特征、最壮丽的气象。

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里程碑意义

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中国共产党百余年来一以贯之、矢志不移的奋斗目标。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的基础上，经过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围绕中国式现代化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深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课题，概括形成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和重大原则，初步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使中国式现代化更加清晰、更加科学、更加可感可行，为新时代新征程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科学指引。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打破了现代化就是西方化的迷思，开辟的是人类迈向现代化的新道路；破解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诸多难题，开创的是人类文明新形态。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是新时代最大的政治，也是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的根本着眼点。

这次全会总结运用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经验，深入分析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落实党的二十大战略部署来谋划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主题鲜明，重点突出，目标明确，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与改革开放紧密联系、相辅相成的内在一致性。中国式现代化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唯一正确道路。改革开放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是决定中国式现代化成败的关键一招。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走得通、行得稳，就在于它是坚持改革开放、充满活力的现代化。中国的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够披荆斩棘、乘风破浪，就在于它是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深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改革开放。在深化改革开放中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统筹推进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是贯穿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新时代伟大历程的实践逻辑和理论逻辑。新征程上，紧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这个主题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以钉钉子精神抓好全会各项改革任务的落实，就能够赢得改革开放新的更大胜利，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这次全会制定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和时间表、路线图，要求到202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80周年时，完成《决定》提出的改革任务；到2035年，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为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奠定坚实基础。放眼未来，全面贯彻这次全会精神，锚定继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个总目标不懈奋斗，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蓝图就能一步步变成美好现实。

对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里程碑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是一个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任何国家追求现代化，都应该秉持团结合作、共同发展的理念，走共建共享共赢之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是中国面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给出的时代答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连续7年被写入联大决议，多次被写入上合组织、金砖国家等多边机制决议及宣言，从中国倡议扩大为国际共识，从美好愿景转化为丰富实践，从理念主张发展为科学体系，成为引领时代前进的鲜明旗帜。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必须坚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全人类共同价值，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表明了新时代的中国与世界各国互学互鉴、合作共赢的鲜明态度，将对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产生深远和持续的影响。

中国式现代化是世界现代化的一部分，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现代化建设也离不开中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追求的不是独善其身的现代化，愿同各国一道，实现和平发展、互利合作、共同繁荣的世界现代化”。新时代以来，中国经济社会稳定发展、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稳步提升，为世界经济繁荣发展贡献中国力量，为全球治理提供中国经验，为人类前途命运提供中国方案，充分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不仅发展自己而且造福世界。随着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的落实见效，中国将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为人类对现代化道路的探索提供新助力，为人类社会现代化理论和实践创新作出新贡献。

中国式现代化是同经济全球化相融合的现代化，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只有开放的中国，才能成为现代化的中国。新时代以来，中国着力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努力以开放纾发展之困、以开放汇合作之力、以开放聚创新之势、以开放谋共享之福，用事实证明中国的发展是开放的发展，中国实现现代化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国际正义力量的壮大。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必须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坚持以开放促改革”“要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深化外贸体制改革，深化外商投资和对外投资管理体制改革，优化区域开放布局，完善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机制”，使中国的对外开放更加制度化、规范化。在世界经济低迷、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孤立主义等严重干扰全球经贸合作的形势下，中国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进一步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对促进世界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全球市场的开放进程、助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与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和不可替代的作用。

总起来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是我们党在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关键会议，会议确定的任务是艰巨的，擘画的蓝图是美好的，作出的部署是科学可行的。脚踏实地为全会确定的目标任务持续奋斗，是十分伟大的事业。迄今为止，世界上实现工业化的国家不超过30个，人口总数不超过10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14亿人口要整体迈入现代化社会，其规模超过现有发达国家的总和，将彻底改写现代化的世界版图，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件有深远影响的大事。”从这样的视角看，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的里程碑意义也是世界性的。

党领导改革开放成功经验的总结升华

中国共产党的一个优良传统，就是善于总结、升华、运用实践中形成的经验，实现在继承中发展、在守正中创新。《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中的一系列重大部署、原则遵循和基本要求，体现了对成功和宝贵经验的总结升华。

围绕中心任务谋划和部署改革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围绕党的中心任务谋划和部署改革，是党领导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决定》紧紧围绕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这一中心任务，谋划和部署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彰显了对成功经验的传承和弘扬。

唯物辩证法认为，普遍联系和变化发展的世界是一个复杂的矛盾系统，在复杂的矛盾体系中有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之分，处于决定地位、规定和影响事物性质与发展方向的矛盾就是主要矛盾。研究事物、解决问题，关键是抓住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把唯物辩证法原理和方法运用到改革开放过程中，准确认识和把握社会主要矛盾、确定中心任务，书写了辉煌篇章。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新时期，我们党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着力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领导改革从农村到城市、从沿海到内地、从经济领域到其他领域渐次展开。在此过程中，创造性地把社会主义制度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党深刻把握历史大势和现实要求，着力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开启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系统整体设计推进改革新征程。在此过程中，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推动许多领域实现历史性变革、系统性重塑、整体性重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法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任务，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国家安全是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重要基础，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领导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保证。《决定》在提出上述规律性认识的基础上，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国家安全、国防和军队等方面部署改革，必将不断推动全面深化改革向广度和深度进军。

强调“六个坚持”明确原则遵循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方法和原则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的改革开放是有方向、有立场、有原则的”。改革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断前进的改革，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党科学把握新时代改革的特点和要求，推动改革从局部探索、破冰突围到系统集成、全面深化的转变，积累了宝贵经验。《决定》总结和运用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宝贵经验，提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须贯彻的“六个坚持”重大原则。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须贯彻好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守正创新、坚持以制度建设为主线、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坚持系统观念等原则。这就要求必须牢记“坚持党的领导，全面从严治党，是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关键和根本”，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把党的领导贯穿改革的各方面、各环节、各领域、全过程，确保改革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进；牢记“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坚持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让改革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牢记“该改的、能改的我们坚决改，不该改的、不能改的坚决不改”，增强政治定力，坚定政治方向，紧跟时代步伐和实践发展步伐，推进理论、实践、制度、文化和其他各方面创新；牢记“把制度集成创新摆在突出位置”，坚持破立并举、先立后破，加强顶层设计、总体布局、统筹谋划，筑牢根本制度，完善基本制度，创新重要制度，为改革提供坚强制度保障；牢记“做到重大改革于法有据，改革和法治同步推进”，发挥法治的引领和推动作用，坚持改革和法治相统一相协调，在法治下推进改革、在改革中完善法治；牢记“必须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坚持全局观念和系统思维，根据新时代改革系统集成、全面深化的特点，正确处理经济和社会、政府和市场、效率和公平、活力和秩序、发展和安全等重大关系，实现各领域各方面改革同向发力、形成合力。

“六个坚持”重大原则科学完整，体现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反映出对新时代改革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的深刻把握。

突出“五个注重”出台改革举措 

《决定》根据新的实践要求，明确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继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出了300多项重要改革举措，覆盖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方方面面。

这些改革举措，坚持问题导向，聚焦关键要害，注重统筹推进，在内容摆布上突出“五个注重”。一是注重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把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摆在突出位置，围绕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对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作出部署，通过完善有利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更好激发全社会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更好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更好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二是注重构建支持全面创新的体制机制。突出教育、科技、人才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通过深化教育综合改革、科技体制改革、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三是注重全面改革。在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框架下，统筹部署经济体制改革和其他各领域改革，健全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体系，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健全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体系，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四是注重统筹发展和安全。把维护国家安全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完善维护国家安全体制机制，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构建联动高效的国家安全防护体系，持续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五是注重加强党对改革的领导。《决定》专门用一个部分阐述“提高党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领导水平”，从坚持党中央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集中统一领导、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等方面，全面部署相关改革。

“五个注重”形成前后呼应、相互配合、良性互动的合力效应，以重点突破实现整体推进，有利于把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转化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大力量。

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这一主题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这两个关键词，已经成为新时代中国的时代强音，在中华大地响起。相比较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主题词“全面深化改革”及其制度建设和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的最大贡献，就是强调要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这一主题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 为什么要聚焦“中国式现代化”

这是实践经验和现实需要决定的

今天，为什么要把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主题，聚焦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上来？

首先，这是由中国现代化的长期实践和党领导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决定的，是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任务的迫切需要。习近平总书记在论述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议题设置的理由时，强调指出，“围绕党的中心任务谋划和部署改革，是党领导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中华民族自鸦片战争以来180多年探索中，找到的中国现代化之路，是我们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唯一正确的道路。在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漫长进程中，我们经历过“学西方”的现代化尝试，失败了；经历过“学苏联”的现代化实践，虽然取得了不斐的成就，但终究还是“水土不服”，进行了重新探索和重新选择；经历过“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这样依靠群众运动急于求成的现代化进军，也不成功。正是有了这样多方面的实践、失败，再实践、再失败，我们才在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和大胆探索中，找到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显然，这条道路的“唯一”正确性，来自中国180多年现代化实践的长期探索和反复检验，是实践的结论、历史的结论。党的二十大明确指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因此，中央政治局从实践经验和现实需要出发，决定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紧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这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

其次，这是由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首要任务决定的，是推动高质量发展、更好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迫切需要。党的十九大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党的二十大进一步明确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这是党中央根据新时代要解决的社会主要矛盾提出的战略任务。

当前，推动高质量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依然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比如，市场体系仍不健全，市场发育还不充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尚未完全理顺；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状况没有根本改变，创新能力不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农业基础还不稳固；产业体系整体大而不强、全而不精；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仍然较大；民生保障、生态环境保护仍存短板；等等。这些问题，归结起来，都是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反映，是发展中的问题，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从体制机制上推动解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仍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主要任务是完善有利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要注重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全会通过的《决定》第一部分，就围绕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这个核心问题，把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摆在突出位置，对经济体制改革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作出部署。与此同时，《决定》还对健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作出部署。围绕发展以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为特征的生产力，提出加强新领域新赛道制度供给，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机制，以国家标准提升引领传统产业优化升级，促进各类先进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集聚。因此，今天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全部决策部署，都是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来展开的。

这是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需要

再次，这是由中国式现代化包括制度和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决定的，是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迫切需要。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突出制度建设这条主线，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完善各方面制度，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明显提高，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了有力制度保障。同时，我们也清醒地看到，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动态过程，必然随着实践发展而不断发展，已有制度需要不断健全，新领域新实践需要推进制度创新、填补制度空白。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继续完善各方面制度机制，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那么，制度建设、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和中国式现代化是什么关系呢？今年4月22日到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考察时指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这就阐明了“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和“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不是两回事，而是相互联系、紧密结合、必须一体推进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

这是应对重大风险挑战的迫切需要

最后，这是由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难以避免的严峻挑战和必须准备的艰巨斗争决定的，是应对重大风险挑战、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的迫切需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全新的事业，前进道路上必然会遇到各种矛盾和风险挑战。党的二十大在阐述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原则时，特别强调要发扬斗争精神，增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志气、骨气、底气，不信邪、不怕鬼、不怕压，知难而进、迎难而上。特别是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全球性问题加剧，来自外部的打压遏制不断升级，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随时可能发生。我们要在这样复杂的环境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发扬斗争精神，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有效应对这些风险挑战，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由此决定了我们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中，需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用不断完善的体制机制制度，统筹发展与治理、发展与安全，防范化解风险、有效应对挑战，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

综上所述，总结我们的历史经验，直面我们要完成的中心任务及其要破解的难题，以及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各种挑战风险，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紧紧围绕中国式现代化这一主题来推进。这是新时代新征程新一轮改革的迫切需要，也是新时代新征程新一轮改革的最大亮点和看点。

■ 归根结底是要提供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

我们讨论为什么要紧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不仅要懂得其深刻缘由，还要懂得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归根结底是要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

“新质生产力”是重大的原创性理论观点

首先是动力。我们要认识到，改革是动力，创新也是动力，改革和创新紧密结合在一起，可以形成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大动力。

中国式现代化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方方面面，而其首要任务是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因此，紧扣中国式现代化这一中心任务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首先要深入思考和研究的是：怎么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时候，要求我们破除发展问题上的陈旧观念，着眼于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这一“新时代的硬道理”，来思考和布局中国式现代化。尤其是敏锐地抓住信息化、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带来的生产力发展最新动向，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

2023年9月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时提出要“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后，就一直在思考这一重大问题。在12月中旬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要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新质生产力；在今年1月31日中央政治局第11次集体学习的时候，进一步提出“高质量发展需要新的生产力理论来指导，而新质生产力已经在实践中形成并展示出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支撑力”；总书记深刻地指出：“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并强调：“新质生产力的显著特点是创新，既包括技术和业态模式层面的创新，也包括管理和制度层面的创新。必须继续做好创新这篇大文章，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提出的一个重大的原创性理论观点。

发展新质生产力不仅要靠创新，还要靠改革

毫无疑问，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我们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布局，培育壮大新兴产业，超前布局建设未来产业，运用先进技术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与此同时，我们要懂得，发展新质生产力不仅要靠科技创新及其催生的产业创新，以及管理和制度层面的创新，还要靠改革，变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领域一切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形成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并能够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领域的体制机制。

要深化经济体制、科技体制等改革，着力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建立高标准市场体系，创新生产要素配置方式，让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顺畅流动。同时，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发展新质生产力营造良好国际环境。这是因为，制约高质量发展的因素，不仅包括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方位、深层次加速演进，还包括我国一些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尚未根本改变，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依然巨大；与此同时，还包括我们有的领导干部认识不到位，实际工作中一遇到矛盾和困难又习惯性地回到追求粗放扩张、低效发展的老路上，有的领导干部观念陈旧，名曰推动高质量发展、实际上“新瓶装陈酒”；有的领导干部能力不足，面对国内外新环境新挑战，不知如何推动高质量发展，等等。

我们要解决这些思想认识和能力上的、关键核心技术上的、体制机制上的问题，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坚持完整、准确、全面地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学习和掌握新质生产力理论；二要进一步以创新为第一动力，推进科技创新以形成一批原创性科技成果，解决制约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卡点堵点问题；三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为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有效的体制机制。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从思想观念更新、科技创新、产业创新、经济体系创新、发展方式创新和经济体制改革、科技体制改革、教育体制改革、人才管理体制改革等体制机制改革等方面，把“创新”这一生产力发展的内在动力，同“改革”这一从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方面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根本动力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形成推进新质生产力因地制宜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全面发展的强大动力。

由此可见，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来说，创新是动力，改革也是动力。这“两大动力系统”不仅有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而且“创新”在某种意义上也有“改革”的特点，“改革”同样具有“创新”的要求。“改革”和“创新”紧密结合，就能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动力。

改革创新就是要提供制度保障

我们要认识到，以制度建设和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主线的改革创新就是要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制度保障。

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提出来以后，十九届四中全会又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方面做了重要决定。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依然坚持这一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提出到2035年要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为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奠定坚实基础。

围绕这个总目标，全会通过的《决定》提出了“七个聚焦”，强调聚焦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聚焦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聚焦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聚焦提高人民生活品质，聚焦建设美丽中国，聚焦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聚焦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长期执政能力。这“七个聚焦”，最后归结到体制机制制度的完善或创新。

这次全会通过的《决定》，提出了300多项改革举措。这些举措分布在“七个聚焦”所指向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安全、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这七个领域，完善和发展了这七个领域的体制机制制度。比如在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领域，提出要深化改革的体制机制制度包括：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完善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实机制；优化重点改革方案生成机制；完善改革激励和舆论引导机制；完善党的建设制度机制；建立健全以学铸魂、以学增智、以学正风、以学促干长效机制；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健全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工作机制；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常态化；健全常态化培训特别是基本培训机制；完善和落实领导干部任期制；健全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变动交接制度；完善党员教育管理、作用发挥机制；健全政治监督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机制；健全防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制度机制；健全为基层减负长效机制；建立经常性和集中性相结合的纪律教育机制；完善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工作机制；健全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同查同治机制；完善对重点行贿人的联合惩戒机制；健全追逃防逃追赃机制；健全加强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监督配套制度；完善权力配置和运行制约机制；健全巡视巡察工作体制机制；完善垂直管理单位纪检监察体制；深化基层监督体制机制改革，等等。同时，全会还决定推进反腐败国家立法，修改监察法，出台反跨境腐败法，把制度法律化。

需要指出的是，在强调要提高党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领导水平，提出这近30项体制机制制度时，全会还重申了要落实“三个区分开来”，激励干部开拓进取、干事创业。这里强调的“三个区分开来”，是2016年1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的重要讲话中提出来的，其内容是：要把干部在推进改革中缺乏经验、先行先试出现的失误和错误，同明知故犯的违法违纪行为区分开来；把上级尚无明确限制的探索性试验中的失误和错误，同上级明令禁止后依然我行我素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把为推动发展的无意过失，同为谋取私利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全会提出要落实“三个区分开来”，是为了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克服干部队伍中存在的“躺平”“不担当”“不敢为”“不作为”“乱作为”等问题，进一步激励干部开拓进取、干事创业。

由此可见，新时代的“改革”“创新”“发展”和“治理”是紧密联系的，“发展”是“改革”“创新”的目的，“治理”也是“改革”“创新”的目的。以“治理”为目的的“改革”“创新”，就是要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为“发展”提供制度保障，为在高质量发展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制度保障。

改革、创新、发展、治理都要坚持人民至上价值导向

我们还要认识到，改革和创新是动力，发展和治理是目的，改革、创新和发展、治理都是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成果由人民共享，都要坚持以人民至上的价值导向。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十分重视改革、创新、发展、治理的人民至上价值导向。这次全会在阐述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思想时，强调要“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因此，在部署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时，不仅在经济领域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健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时，强调要增进人民福祉，而且在政治领域健全全过程人民民主、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时，也强调要增进人民福祉；不仅在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包括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时，强调要时时处处想到人民，而且在健全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体系、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以及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时，都强调要时时处处想到人民。

总之，我们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既要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动力，又要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制度保障，同时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时都要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导向，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坚持全面依法治国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法律是治国之重器，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深刻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宝贵经验，明确将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作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原则之一，强调“在法治轨道上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到改革和法治相统一，重大改革于法有据、及时把改革成果上升为法律制度”。新时代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依靠法治凝聚改革共识、排除改革阻力、巩固改革成果、有序推进改革。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必须坚持将法治精神融入改革全过程各领域，注重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破解改革难题，有效发挥法治对改革的引导、推动、规范、保障作用，在法治下推进改革、在改革中完善法治，以全面依法治国的突出成效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向纵深发展。 

1、法治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 

法治兴则民族兴，法治强则国家强。纵观世界近现代史，凡是顺利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没有一个不是较好解决了法治和人治问题的。世界现代化的历史证明，法治是治国理政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依法治理是最可靠最稳定的治理，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新时代，党中央从全局和战略高度定位法治、布局法治、厉行法治，将全面依法治国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采取一系列战略性举措，推进一系列变革性实践，实现一系列突破性进展，取得一系列标志性成果，全面依法治国总体格局基本形成，法治中国建设成效显著。全面依法治国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了有力制度保障，以不可辩驳的事实彰显了中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鲜活生命力，构成了中国之治背后关键的制度密码和实践经验。随着中国式现代化不断深入拓展，全面依法治国将承载更多使命、发挥更为重要的保障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没有全面依法治国，我们就治不好国、理不好政，我们的战略布局就会落空”。当前，我国正处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艰巨繁重，对外开放深入推进，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随时可能发生，我们面临的国内外风险挑战之严峻前所未有，必须时刻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全面依法治国是关系我们党执政兴国、人民幸福安康、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的重大战略问题，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筑牢制度屏障，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必须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作用，运用法治方式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确保国家长治久安。

2、坚持重大改革于法有据，在法治轨道上深化改革 

从历史经验来看，改革和法治往往相辅相成、相伴而生。从战国时期商鞅变法、宋代王安石变法到明代张居正变法，莫不如此。今天，正确处理改革和法治的关系是决定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成败的关键。在法律规范体系比较健全的背景下，全面深化改革有一个鲜明特点，就是很多改革领域问题都涉及法律规定。如果没有完备的法治体系作为改革的支撑，无法处理好“破”和“立”的关系，就不免会陷入“良性违法”的悖论。在法治中国建设已经取得显著成效的今天，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必须坚持在法治轨道上深化改革。凡属重大改革要于法有据，需要修改法律的可以先修改法律，先立后破，有序进行；有的重要改革举措，需要得到法律授权的，要按法律程序进行。当然，我们强调改革要于法有据，但也不能因为现行法律没有相关规定就不敢越雷池一步，那是无法推进改革的，正所谓“苟利于民，不必法古；苟周于事，不必循俗”。

正确处理改革和法治的关系，要坚持改革决策和立法决策相统一、相衔接。立法是处理改革和法治关系的重要环节，在研究改革方案和改革措施时，应同步考虑改革涉及的立法问题，及时提出立法需求和立法建议。立法应主动适应改革需要，积极发挥引导、推动、规范、保障改革的作用，改革和法治同步推进，增强改革的穿透力。对实践证明已经比较成熟的改革经验和行之有效的改革举措，应及时通过立法的方式确认其合法性。对部门间争议较大的重要立法事项，应加快推动和协调，不能久拖不决。对实践条件还不成熟、需要先行先试的，应按照法定程序作出授权，既不允许随意突破法律红线，也不允许简单以现行法律没有依据为由迟滞改革。对不适应改革要求的现行法律法规，则应及时修改或废止，不能让一些过时的法律条款成为改革的“绊马索”。

3、用法治巩固拓展改革成果 

把中国式现代化蓝图变为现实，根本在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不断完善各方面体制机制。习近平总书记把我国制度建设进程划分为“前半程”和“后半程”，从形成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看，我国社会主义实践前半程的主要历史任务是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改革。后半程的主要历史任务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为人民幸福安康、为社会和谐稳定、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在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我们更加自觉加强制度建设，把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体系提上了重要日程。《决定》将“坚持以制度建设为主线”作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原则之一。法律是国家制度最重要的载体，法治是国家制度长期性、稳定性、权威性的最可靠保障，国家治理体系的法治化程度是制度成熟定型的关键指标。因此，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要高度重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国家制度体系定型化，用法治巩固拓展改革成果。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伟大的历史主动、巨大的政治勇气、强烈的责任担当，冲破思想观念束缚，突破利益固化藩篱，敢于突进深水区，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坚决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实现改革由局部探索、破冰突围到系统集成、全面深化的转变，各领域基础性制度框架基本建立，国家治理急需、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必备的制度机制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明显提高，许多领域实现历史性变革、系统性重塑、整体性重构。如何通过法治方式确认和巩固这些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制度成果，是当前完善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任务。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应突出制度建设这条主线，通过改革和法治的相互促进，不断完善各方面制度法规；必须将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结合起来，做好顶层设计、查漏补缺、提质增效文章，及时将成熟经验和做法上升为法律制度，对全面深化改革的制度成果以法治方式加以确认、巩固和拓展。

4、积极稳妥推进法治领域改革 

法治领域改革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为积极稳妥推进法治领域改革，《决定》围绕“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专章对推进法治领域改革作出新部署，从深化立法领域改革、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健全公正执法司法体制机制、完善推进法治社会建设机制、加强涉外法治建设五个方面提出一系列改革举措，为全方位深化法治领域改革提供了根本遵循。

法治领域改革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也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深化法治领域改革，必须坚持宪法确定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不动摇，坚持宪法确定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不动摇，决不能简单照搬照抄别国法治模式和做法。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最重要的是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把党的主张贯彻到依法治国全过程和各方面，将全面依法治国这场国家治理领域的深刻革命进行到底。

法治领域改革必须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这个最大的政治。法治领域改革要锚定继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个总目标，秉持法律的准绳、用好法治的方式。除了专章规划法治领域改革之外，《决定》各章节均有法治保障改革的内容，强调将法治领域改革更加全面、系统、深入地融入各领域改革，更加注重运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法治力量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应深刻把握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对法治建设提出的新任务新要求，遵循经济社会发展规律，洞察社会治理逻辑，把准时代脉搏，科学设计制度，补短板、强弱项、固底板、扬优势，以良法善治引领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

法治领域改革必须将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作为价值目标。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线。全面依法治国必须紧紧围绕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来进行。当前，法治领域存在的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根本原因在于改革还没有完全到位。面向未来，应当把社会公平正义这一法治价值追求贯穿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全过程，围绕让人民群众在每一项法律制度、每一个执法决定、每一宗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这个目标，不断健全社会公平正义法治保障制度体系；把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贯穿改革始终，坚持法治建设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保护人民，健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保障机制，加快完善体现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的法律制度，切实保障公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方面权利，不断提升人权法治化保障水平。

法治领域改革必须更加注重系统集成。推进法治领域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很多方面，必须统筹兼顾、把握重点、整体谋划，更加注重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在法治中国建设的战略规划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是一个总揽全局、牵引各方的总抓手，全面依法治国各项工作都要围绕这个总抓手来谋划、来推进。《决定》紧紧围绕“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这一重大目标任务，聚焦破除制约影响全面依法治国的体制机制障碍，部署一系列法治领域改革的重大举措、重点任务，协同推进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各环节改革举措相互配合、协同高效，在更高水平实现了法治领域改革方案的系统集成。持续深化法治领域改革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统筹推进法律规范体系、法治实施体系、法治监督体系、法治保障体系和党内法规体系建设，健全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支持司法、带头守法的制度性安排，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系统集成的法治方案。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价值取向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价值取向决定行动方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共产党的价值立场，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价值取向。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在阐释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时，强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的必然要求”；在阐释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原则时，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在部署各项重大改革举措时，贯穿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原则。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政策制定、举措谋划、实践展开的根本遵循，对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具有统摄意义。 

1、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 

中国共产党的根基在人民、力量在人民、血脉在人民，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之所以成功，根本在于赢得了人民的信任和支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只有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才能获得人民的拥护和支持。

人民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主体力量。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社会变革的推动者，也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主体力量。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群众首创精神，紧紧依靠人民推动改革。他指出，“没有人民支持和参与，任何改革都不可能取得成功。无论遇到任何困难和挑战，只要有人民支持和参与，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就没有越不过的坎”。这是对人民在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主体地位的科学总结，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同样需要发挥人民主体作用。事实上，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涉及的都是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冲破思想观念束缚、突破利益固化藩篱、协调各种利益关系的难度加大，更需要人民的理解、参与和支持。

人民新期待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需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不同时代的改革有不同背景，面临不同的问题和任务。改革是由问题倒逼出来的，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得以深化，发现问题、找准问题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起点，坚持问题导向是改革的基本方法之一。《决定》指出，“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面对人民群众新期待，必须继续把改革推向前进”。“三个面对”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蕴含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需要解决的问题，将“人民群众新期待”作为其中之一，表明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对人民愿望、人民诉求的尊重和回应，彰显了人民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的主体地位。

人民的实践创造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智慧源泉。我国改革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以照搬，需要通过实践探索解决面临的各种矛盾和问题。人民群众身处改革的第一线，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和实践智慧。改革面临的具体问题是什么，解决具体问题的路径、方法是什么，人民的新期待、新诉求是什么，人民群众最清楚、最有发言权。从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来看，不少改革举措就是人民群众的创造和发明，党中央总结人民群众的实践创造、实践经验，将其上升为改革举措，在全国推广和实施。尊重人民首创精神，问计于民，集中人民的智慧，能获得解决问题的最优方案、找到改革的最佳路径。同时，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部署的各项重大改革举措的落实，也有赖于人民群众的实践创造，通过创造性实践解决问题，使各项改革举措落地，才能收到改革效果。

人民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主体力量。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是手段、途径而非目的，目的在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既惠及全体人民，又需要全体人民参与和支持。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十四亿多人口整体迈进现代化社会，规模超过现有发达国家的人口总和，艰巨性和复杂性前所未有，更需要全体人民投身现代化的实践、贡献推进现代化的力量。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从更高层次体现了对人民主体地位的尊重。

2、从人民利益出发谋划和推进改革 

中国共产党是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目的，归根到底就是为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习近平总书记在对《决定》进行说明时指出：“坚持人民至上，从人民整体利益、根本利益、长远利益出发谋划和推进改革。”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系统部署，充分体现了对人民利益的关注和尊重。

从人民利益出发谋划改革。人民利益是中国共产党的行动坐标，也是中国共产党谋划改革的出发点，脱离人民利益，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和实践就会出现偏差。习近平总书记在阐释全面深化改革时强调：“推进任何一项重大改革，都要站在人民立场上把握和处理好涉及改革的重大问题，都要从人民利益出发谋划改革思路、制定改革举措。”《决定》用“七个聚焦”来部署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其中之一就是“聚焦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在部署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举措时，强调“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任务”，将“健全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体系”作为重大改革举措之一。这些改革举措体现了对民生问题、人民利益的高度关注和重视，发展和保障人民利益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出发点。

从人民利益出发找准改革的着力点和突破口。人民利益不是空泛、抽象的，而是具体、现实的。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在具体谋划改革举措时，注重从分配、就业、社会保障等老百姓急难愁盼问题中选择改革的着力点和突破口。《决定》提出，完善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体系，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具体举措包括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完善就业优先政策、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健全人口发展支持和服务体系等。此外，在部署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时，强调“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在部署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时，将“面向人民生命健康”作为科技体制改革的导向之一；在部署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时，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这些规定和要求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原则的具体贯彻。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的最大利益。人民利益、人民诉求是多方面的，民生问题的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满足，最终有赖于现代化水平的提升。现代化是全方位的社会变革、整体性的社会进步，基于现代化特别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人民的美好生活新期待才能成为现实，人的全面发展才有可能。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是全体人民的最大利益。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紧扣中国式现代化这一主题部署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是从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出发作出的长远谋划，从更高层次上体现了对人民利益的维护。

3、人民评价是改革成效的最终评价 

适时评价改革成效，有利于引导和推进改革实践。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在阐释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思想时，强调“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更加注重改革实效”。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成效如何，还得由人民来评价，通过评价作出判断和分析。改革成效评价的标准、主体及作用，彰显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

人民利益的满足程度是评价改革成效的标准。评价标准的科学性、合理性，决定评价结果的有效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是否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是否给人民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作为改革成效的评价标准”。这一标准是人民利益至上的体现。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成效如何，必须以人民利益的满足程度作为评价标准。《决定》强调“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改革落实”，“以实绩实效和人民群众满意度检验改革”，蕴含的正是人民利益标准。

人民是评价改革成效的主体。评价主体是谁，由谁来评价，直接影响评价结果。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成效如何，改革是否给人民带来了实惠，人民关注的问题是否得到解决，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是否得到提升，能否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人民的感受最真实、最直接，评价改革成效，人民最有发言权。应当说，改革成效评价的主体是多元的，其中最关键的是来自人民的评价，人民评价的真实性、客观性，决定了人民评价的可靠性、权威性，人民评价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成效的最终评价。

人民评价进一步推动改革走向深入。改革是长期性和阶段性的统一。一方面，改革无止境，旧的矛盾和问题解决了，又会滋生新的矛盾和问题，新的制度建立起来之后，随着时代发展又会变得不合时宜，需要不断健全和完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改革具有长期性；另一方面，不同时期的改革，针对的问题不同，面临的任务不同，解决问题的方式也不一样，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点。改革过程长期性和阶段性的统一，使改革评价成为必要和可能。经过一段时期的改革之后，让人民审视解决了哪些问题、取得了哪些成效，还有哪些问题尚未解决、如何解决，有利于认清改革方向、选择改革重点，推动改革向纵深发展。人民评价改革既是对前一阶段改革成效的总结，又是改革再出发的新起点，使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更加适应人民的愿望和诉求。

总之，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进行了系统部署，既表明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价值取向，也诠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取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对于确保改革方向、实行改革动员、增进改革认同、达成改革共识、凝聚改革力量具有重要作用，有利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确立和贯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关键在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要将党的领导贯穿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各方面全过程，确保党始终成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坚强领导核心。

马克思主义如何理解“协作”

协作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范畴，马克思指出：“许多人在同一生产过程中，或在不同的但互相联系的生产过程中，有计划地一起协同劳动，这种劳动形式叫做协作。”协作会产生高于单个劳动的协同效应。那么，马克思主义是如何理解“协作”的呢？

马克思论述了协作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作用，指出技术进步推动协作由简单向复杂转变，形成了协作的具体形式。协作广泛地出现在不同历史发展时期的各个生产环节，不同的行业与组织之间发生结合提高生产效率。在古代社会，中国万里长城和埃及金字塔的建造完成离不开协作和组织分工。在工场手工业时期，马克思发现英国的一些行业之间出现了一体化的协作，具体体现在“制造生产资料的工场手工业同制造产品的工场手工业联合起来了”。到了机器大工业时期，固有的分工不断被打破，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指出，“需要成百上千的人进行协作的工厂代替了小作坊”，生产从“个人行动”变成“社会行动”，协作出现了新的形式。“现代工业通过机器、化学过程和其他方法，使工人的职能和劳动过程的社会结合不断地随着生产的技术基础发生变革。”这样的技术变革使得“社会内部的分工发生革命”，要素流动出现，“大量资本和大批工人从一个生产部门投到另一个生产部门”，协作促使“社会化”“共同的劳动”发挥作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协作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形式”，是生产相对剩余价值的具体方式，“一开始就以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给资本的自由雇佣工人为前提”。然而这种生产方式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人类社会不断在进步发展，“现代工业从来不把某一生产过程的现存形式看成和当作最后的形式”。在向共产主义过渡时，“我们必须大规模地采用合作生产作为中间环节”，以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协作实现“否定的否定”。“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举了一个形象的例子，指出协作提高了社会劳动生产率：“一个骑兵连的进攻力量或一个步兵团的抵抗力量，与每个骑兵分散展开的进攻力量的总和或每个步兵分散展开的抵抗力量的总和有本质的差别”。原因在于协作不仅“提高了个人生产力”，而且创造了一种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本身必然是集体力”。协作创造了生产力，创造出单个劳动所无法实现的生产率，也就是整体功能大于局部功能之和，实现了集中力量办大事。那么，协作为什么能提升效率？马克思指出协作在劳动过程中提高生产力的原因。

其一，协作具有同一性。协作符合行动的同时性，使劳动者在“同一个空间”集聚，为了“同一个成果、同一个产品、同一个使用价值”，实施“同一种操作”，实现“协同行动”。一方面，协作缩短必要劳动时间。“和同样数量的单干的个人工作日的总和比较起来，结合工作日可以生产更多的使用价值，因而可以减少生产一定效用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另一方面，协作提升了劳动者之间的沟通效率，“使许多人的同种作业具有连续性和多面性”，瓦匠手递手把砖传送到脚手架，比每个人单独把砖搬到脚手架上去要快得多。特别在有限的短时间内，协作可以完成紧急的工作。

其二，协作具有系统性。协作是由单个劳动者相互联系结合形成的系统整体，单个劳动的总和与共同劳动有本质差别。马克思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指出，“这种形式是一切以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为目的的社会组合的基础”。一方面，协作可以扩大劳动空间，协作下的劳动“可以在空间上从多方面对劳动对象进行加工”，例如开凿运河、修筑道路、铺设铁路等等。另一方面，协作使空间上缩小生产场所，将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在较小的区域集中应用。由于“劳动者的集结、不同劳动过程的靠拢和生产资料的积聚”，协作节约了非生产费用，“共同使用的生产资料”产生规模效应。

其三，协作具有社会性。生产活动具有社会性，马克思指出，“孤立的一个人在社会之外进行生产”是“不可思议的”。人“天生是社会动物”，社会化的生产过程中必然伴随着人与人之间发生联系。“工人有计划地和他人合作，就打破了他个人的限制，发挥了他种属的能力”。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中指出，劳动的发展促使社会成员紧密结合，因为“每个人都清楚地意识到这种共同协作的好处”。协作过程客观存在着竞争的关系，激发了劳动者的主观能动性，促使其不甘落后，集中精力提高工作效率。协作能激发“个人的竞争心”“振奋精力”。此外，劳动者之间发挥了互补的作用。较多的工人聚集一起，个体的差异互相抵消，表现为社会平均性质的劳动。复杂的劳动过程也可以“把不同的操作分给不同的人”，例如，捕鱼过程中一人划船、一人掌舵、一人撒网。

马克思指出，社会化大生产需要指挥协调个人活动，执行生产总体运动。“一个单独的提琴手是自己指挥自己，一个乐队就需要一个乐队指挥。”指挥发挥着“管理、监督和调节的职能”，以“协调个人的活动，并执行生产总体的运动”，确保社会生产有序进行，“就像在战场上不能缺少将军的命令一样”。恩格斯在《论权威》中以铁路举例指出，“无数人的协作也是绝对必要的”，为了确保列车运行的安全，乘客必须服从铁路员工起支配作用的意志。在资本主义社会，管理具有二重性。一方面，管理发挥指挥社会劳动的作用，管理的生产过程是“制造产品的社会劳动过程”。当大规模的协作出现后，资本家寻找特殊的雇佣工人行使管理的职能，“监督工作固定为他们的专职”。另一方面，管理是“资本的价值增殖过程”。资本主义是以资本为指挥的协作生产，资本家在生产中的指挥是为了“尽可能多地自行增殖”。因此，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的管理就其形式来说是专制的”。资本家支付的是独立劳动力的价值并非协作劳动力的价值，因此协作产生的超过单个劳动总和的生产力，不费资本家分文。如今，协作创造的相对剩余价值比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要大得多，资本家“不费分文”获得协作产生的生产力意味着剥削程度的加深。

社会化大生产日益深化，协作越来越重要。我们要用好马克思主义协作理论，提高部门协作、组织协作、国际协作水平。尤其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来说，要推动产业深度融合、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产学研深度融合等，实现高质量发展。加强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国际合作空间，提高合作的范围和深度，创造更大的价值。把握协作的历史发展趋势和规律，在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发挥协作的集体力，实现集中力量办大事。

深化科技体制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并对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做出全面系统的部署安排。贯彻落实这些部署安排，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认识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对于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意义，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坚持“破四唯”和“立新标”相结合，不断推进科技体制改革向纵深发展。 

1.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然要求 

以科技现代化有效支撑起中国式现代化，必须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科技创新不仅是现代化的显著标志，而且是现代化的主要驱动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作支撑”，这一重要论断深刻揭示了科技现代化在中国式现代化全局中的地位和作用。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这个“支撑”的内涵极为丰富，既揭示了科技现代化的先导作用，又揭示了其引领作用，还说明了其保障作用。科技现代化在中国式现代化中的支撑地位，要求我们必须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充分激发创新创造活力。可以说，中国式现代化每推进一步，对科技现代化的要求就更深一步，而科技现代化每前进一步，又内在地要求建立与之相适应的体制机制，只有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才能发挥出以科技现代化有效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作用。

建成科技强国宏伟目标，必须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我国建设成为科技强国，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孜孜以求的梦想，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为之殚精竭虑、不懈奋斗。现在，历史的接力棒已经交到了我们这一代人手中。”新中国成立以来，“四个现代化”成为党带领人民朝着现代化进发的时代强音，科技现代化不仅是“四个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推动“四个现代化”的重要力量。新时代以来，建设科技强国不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重要力量。当前，距离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奋斗目标只有11年时间，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实现这么艰巨的任务，不仅需要广大科技人员以只争朝夕的干劲发愤图强，而且需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通过建立与科技创新内在规律相适应的体制机制，最大程度调动科研人员主观能动性，最大程度释放科技创新无限潜力。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推出建立培育壮大科技领军企业机制、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中央财政科技计划执行和专业机构管理体制、深化科技成果转化机制改革、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等一揽子改革措施，就是要通过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为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实现科技强国目标提供更好制度环境。

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是维系新质生产力的主要力量，而与科技创新不相适应的体制机制，必然构成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制约因素。深化科技体制改革，能够与其他领域的改革形成合力，不断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促进各类先进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集聚，推动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

2.在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中深化科技体制改革 

建构具有统领性的科技管理体系，可以提升科技创新的效率和水平，提升科研工作的组织化、协同化程度。必须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战略导向，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深化科技管理体制改革，统筹各类创新平台建设，加强资源统筹和战略科技力量组织。完善区域科技创新布局，强化央地协同联动。深化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改革，提升科技创新投入效能。

优化完善科技创新布局，着力解决科技资源分散、重复等问题。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如何优化科技创新布局做出明确安排，强调“推进科技创新央地协同，统筹各类科创平台建设，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引领作用，加强创新资源统筹和力量组织，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必须强化顶层设计，充分发挥市场在科技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的引导、激励与规范作用，促使科技资源配置与社会经济发展目标相适应。重视提升综合科技实力，激发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等各类创新主体的创新驱动力，加快形成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的科技资源配置模式。

加强经费统筹管理，深化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改革。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着眼于完善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中央财政科技计划执行和专业机构管理体制，提出“扩大财政科研项目经费‘包干制’范围”“赋予科学家更大技术路线决定权、更大经费支配权、更大资源调度权”“允许科研类事业单位实行比一般事业单位更灵活的管理制度，探索实行企业化管理”等一系列新招、实招，为进一步深化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改革指明了努力方向和工作重点。今后应全面加强项目、资金、人才、基地等经费的统筹及其绩效管理，逐步扩大科研项目经费管理自主权，提高科研人员绩效支出，完善科研项目经费拨付机制，建立科技项目和经费管理的信任机制。通过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提高财政支持比重健全鼓励基础研究、交叉前沿、重点领域研究的体制机制，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充分发挥财政科技资金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支持攻关突破一批短板弱项技术以及重点产业链，特别是要重点支持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保障好国家重大科技项目的资金需求，加快抢占科技创新制高点。

3.在坚持“破四唯”和“立新标”相结合中深化科技体制改革 

加快健全科学分类评价体系和考核机制。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深化科技评价体系改革，加强科技伦理治理，严肃整治学术不端行为”。深化科技人才评价体系和考核机制改革需要从多维度进行构建。首先，细化完善科技人才评价标准。根据不同学科专业、岗位类型、所属领域的需求，针对各类人才制定科学合理又各有侧重的评价标准。坚持“破四唯”和“立新标”并举，摒弃简单以论文相关指标和期刊影响因子作为判断直接依据，注重代表性成果的质量协同评价及其影响和贡献度。其次，创新科技人才评价方式。形成专家评价、同行评价、用人单位评价、创新主体自主评价和第三方独立开放评价有机结合的多元评价体系，明确不同类型评价主体在人才评价中的职责，坚持“谁用谁评价”的原则，赋予用人单位更大自主评价权。再次，科学使用科技人才评价结果。建立动态跟踪评价和反馈机制，把评价结果作为绩效考核、岗位聘用、职称评审、表彰奖励等的重要依据，促进人才评价与人才识别、培养、使用、激励环节的有效衔接，帮助科技人才形成自我成长的内在机制。

不断完善奖励、分配、赋权等激励制度。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着眼于激发科技创新活力，提出“允许科技人员在科技成果转化收益分配上有更大自主权”“深化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深化高校、科研院所收入分配改革”“在科研人员中开展多种形式中长期激励”等一系列举措，明确了进一步推进科技奖励、分配和赋权等激励制度改革的方向和重点。贯彻落实这些改革举措，应着重在以下方面发力：一是在科技奖励方面，坚持公正性和荣誉性。控制奖励数量，提高奖励质量，重点奖励那些对科技创新有重大贡献的个人或团队。二是在收入分配方面，深化高校、科研院所收入分配改革。根据薪酬管理需要和实际，优化和规范分配制度，强化市场机制在收入分配中的调节作用。在科技成果赋权方面，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简化职务科技成果确权程序、完善科技成果评估定价机制、健全成果转化收益保障机制，通过建立健全职务科技成果管理与服务制度，畅通从赋权到产业化的通道，为科研人员创新创业提供机制保障与制度支撑。

持续营造释放科技创新活力的良好环境。应按照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关于“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的战略思路，持续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社会氛围，加强科研诚信和作风学风建设，推动形成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首先，推进人才发展体制改革。要向用人主体授权，积极为人才松绑，以创新和完善人才分类管理、分类评价机制为突破，建立和完善一套有利于优秀拔尖人才发挥引领作用、促进青年人才脱颖而出、提升团队整体创新能力的人才制度体系。其次，着力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减轻科研人员的不合理负担，形成一种支持创新、参与创新的文化氛围，满足科创人员在生活、心理、文化等方面的需求。最后，营造更加公平合理、开放包容、互惠共享的国际化科研环境。搭建国际科技合作平台，引导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等积极对接国际创新资源，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加强与国际先进科技力量的合作与交流，在开放合作中提升自身科技创新能力。

深刻理解和把握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主题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指出，要“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这是我们党领导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和战略选择，有其深刻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发展逻辑和改革逻辑。

第一，现代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广泛、深刻变革，也是体制机制的深刻转型。

现代化，是指工业革命以来生产力大发展引发社会生产方式和人类生活方式深刻变革，是社会物质财富迅速增加、推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深刻转型的历史进程。其主要标志是具有高度发展的生产力、领先的科技创新能力、有效的国家治理、城乡融合的社会结构、高水平的公共服务、安全优美的生态环境、良好的公民素养等。

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已出现了三次比较大的现代化浪潮。第一次浪潮是18世纪60年代到19世纪中叶的“蒸汽革命”，以纺织机、蒸汽机的发明和广泛应用为动力，开启了人类社会现代化历程，实现了从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推动了城镇化进程。第二次浪潮是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的“电气革命”，以电力、电灯、电话、内燃机、汽车、轮船等的发明和广泛应用为动力，推动工业化、城市化向更高层次、更广领域拓展。第三次浪潮是20世纪末到21世纪的“信息技术革命”，以电子计算机、互联网等的发明和广泛应用为动力，推动了经济社会发展向信息化、数字化的深刻转型。在这几次浪潮中，西欧、北美诸国、日本等资本主义国家抓住机遇，相继实现现代化转型，成为发达国家。究其原因，最为关键的是这些国家建立了适应当时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包括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和教育，高度重视制造业发展，推动金融创新等。而一些国家则由于制度创新滞后，其经济发展长期陷于停滞或步入“中等收入陷阱”。还有一些发展中国家简单复制西方国家现代化模式，并没有取得现代化发展的成功，甚至适得其反。

世界现代化的实践充分证明，科技和产业革命是推动现代化的根本动能，一个国家和地区要实现现代化，必须紧紧抓住科技革命的机遇，大力发展先进生产力。同时，制度和文化革新是现代化发展的保障。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既是全面完整的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国顺利实现现代化的关键因素和必要条件。

第二，中国式现代化是在改革开放中不断推进的，也必将在改革开放中开辟广阔前景。

改革开放是党和人民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40多年来，改革开放成为当代中国最鲜明的标识、最广泛的共识、最壮阔的气象。

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转折点，我国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在这个时期，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解放思想、锐意进取，抓住新科技革命浪潮和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历史机遇，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变，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推进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靠的也是改革开放。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以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巨大的政治勇气、强烈的责任担当，冲破思想观念束缚，突破利益固化藩篱，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坚决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实现改革由局部探索、破冰突围到系统集成、全面深化的转变，各领域基础性制度框架基本建立，许多领域实现历史性变革、系统性重塑、整体性重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进一步提升，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提供了有力制度保障，推动我国经济迈上高质量发展之路，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增强，我国已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新征程上，要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仍然要靠改革开放。当前，我国正处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凝聚人心、汇聚力量，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任务的迫切需要，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迫切需要，是推动高质量发展、更好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迫切需要，是应对重大风险挑战、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的迫切需要。必须从中国国情出发，遵循现代化一般规律，努力探索适合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制度体系，不断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为中国式现代化激发活力、增添动力。

第三，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须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这个主题来展开。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紧紧围绕“继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个总目标，进一步推进全面深化改革。

一是聚焦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获得巨大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新征程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必须把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放在突出位置，进一步激发全社会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只有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才能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

二是聚焦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实践充分证明，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体系能够有效促进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发展，促进人民生活质量和水平不断提高。新征程上，必须坚持和完善我国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重要政治制度，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更好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全面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三是聚焦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是重要的力量源泉。实践证明，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国家强。必须大力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培养造就一大批文化名家、大师，创造一大批文化精品力作，实现“文以化人”，增强全社会凝聚力、创造力、感召力，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大的精神力量。

四是聚焦提高人民生活品质。较高的人民生活品质包括更稳定的就业、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好的基本公共服务等方面，它是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经济高质量循环的关键环节。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统筹经济和民生领域的改革，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增强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五是聚焦建设美丽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当前，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必须更加重视回应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同时，这也是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引领全球环境与气候治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需要。必须进一步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健全生态环境治理体系，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六是聚焦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是积极应对各类风险挑战，服务保障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内在要求，是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有效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举措，也是主动适应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完善全球安全治理的客观需要。必须健全国家安全体系，强化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增强国家安全能力，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机制和手段，有效构建新安全格局，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坚实保障。

七是聚焦党的领导水平和长期执政能力。党的领导直接关系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方向、前途命运、最终成败。如果把中国式现代化比作一艘正在乘风破浪、奋力前行的航船，那么，改革开放和创新就是发动机，法治和社会保障就是稳定器，党的领导就是“定海神针”。在我国现代化建设进入“船到中流浪更急”的阶段，必须适应新的形势需要，创新和改进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长期执政能力。

新质生产力的政治经济学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最早在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上提出“新质生产力”概念，此后又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到这一概念，并强调要从理论上对其进行总结和概括，用以指导新的发展实践。新质生产力理论突破了西方经济增长理论着眼于一般性技术进步的局限，将其提升至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的战略高度，并看到了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是科技创新引发的生产力的发展，形成了关于生产力认识的中国话语和中国理论，成为引领世界发展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开拓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

 新质生产力理论开拓了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赶超的新路径

世界经济总是处于不平衡的发展格局，任何后发国家都不会甘心落后，都有赶超的强烈愿望。然而，从西方经济增长理论出发探寻赶超之路的努力最终以失败告终。外生增长理论描绘的各国经济的趋同在现实中没有实现，而内生增长理论的研究结论支持各国经济的发散和分流，二者都没有提出后发国家实现经济赶超的可行路径。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于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大国竞争加剧以及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形成的历史性交汇对生产力发展水平提出的新要求，创造性地提出了“新质生产力”这一崭新概念，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理论将我国在崛起过程中积累的成功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理论学说，揭示出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赶超的一般规律，为后发经济体实现经济赶超提供了新的路径选择，回应了发展中国家赶超发达国家的可能性及其现实路径这一世界之问、时代之问。

新质生产力理论描绘了一条通过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实现生产力跃升的赶超之路。赶超的起点是科技的赶超。诚然，发展中国家能够在与发达国家的自由贸易中享受到技术外溢的福利，从而推动国内产业的升级换代和国际化进程。但是，这种外溢的技术只会是一般性的科学技术，这种技术带来的升级换代是将发展中国家锁定在产业链、价值链低端环节的升级换代，这种技术所促进的国际化进程是发展中国家沦为发达国家经济附庸的国际化进程。这种技术带来的不是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赶超，而是持久的落后。真正能够带领发展中国家走向赶超的，是原创性、颠覆性技术突破引发的生产力的跃升。这种生产力的跃升才是推动发展中国家实现赶超的根本力量。但是，原创性、颠覆性技术是买不来、要不来、讨不来的，必须依靠自力更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新动能。基于此，新质生产力理论将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视为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必由之路，主张以原创性、颠覆性技术的突破实现生产力的跃升，通过解放发展生产力不断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最终实现赶超。

新质生产力理论展示出一条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以产业升级构筑竞争新优势的赶超之路。赶超的落脚点是产业的赶超。以科技创新促进产业创新是一国增强核心竞争力、抢占发展制高点的关键。在现有的国际分工格局中，发达国家凭借自身对关键核心技术的垄断，企图将发展中国家长期锁定在产业链、价值链的低端环节。处于“低端锁定”中的发展中国家受到发达国家的剥削和控制，自然难以实现赶超。在新质生产力理论的框架下，创新是新质生产力的核心，产业是新质生产力的载体。这一理论主张“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新质生产力”，即通过原创性、颠覆性技术突破来冲破发达国家的技术封锁，推动本国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以及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发展壮大，形成实现赶超的先进生产力。遵循这一理论脉络，发展中国家要想实现对发达国家的赶超，就不能被动地接受国际分工，而应该主动以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推进产业升级，依靠产业的赶超实现经济的赶超。

 新质生产力理论破解“中等收入陷阱”的话语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最早在世界银行2007年发布的《东亚复兴：关于经济增长的观点》中提出，用以形容一些发展中经济体在达到一定收入水平后不能保持经济持续增长，最终无法跨入高收入国家的现象。事实上，“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因在于，新自由主义理论弱化了后发国家的国家能力，从而使其丧失了崛起的必要条件。具体而言，过度市场化使政府在市场失灵时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从而引发经济结构恶化、贫富差距扩大等问题，阻碍经济发展的转型；私有化则主张国有企业私有化，通过生产资料所有权的丧失削弱政府干预的能力，使其无力推动经济转型；自由化则通过宣扬金融自由化、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致使大量外资涌入发展中经济体，挤垮或控制其产业，使该国经济最终被外资所掌控，沦为发达国家的附庸，丧失经济发展的主动权。不同于新自由主义对市场化、私有化和自由化的过度宣扬，新质生产力理论强调在正确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的基础上推进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从而形成强大的创新合力，为推动经济的持续增长提供源源不断的创新动能，实现对“中等收入陷阱”的破解。

新质生产力理论强调充分发挥政府和市场在推进科技创新方面的显著优势，协同推进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积聚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创新动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这意味着新质生产力理论自提出伊始，就从科技创新资源的整合方面提出了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发展要求。在这一理论框架下，政府与市场都是提升国家创新能力推动生产力跃升的重要主体。政府不仅通过加强顶层设计把握科技创新的前进方向，推动优质科技创新资源向发展先进生产力集聚，还以财政补助、税收减免等手段降低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的成本和风险，引导市场主体积极投身科技创新活动，为其营造良好的科技创新环境，同时在市场不愿踏足的高投入、高风险、高不确定性的原创性、颠覆性技术领域进行先行攻关，弥补市场失灵，满足国家经济转型对关键核心技术的战略需求。市场则通过价格机制、供求机制和竞争机制激励企业在新兴技术路线上试错、竞争和合作，充分发挥市场主体迅速把握市场需求、经营管理灵活和专业化程度高的突出优势，加快科技创新成果的落地转化，推动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的持续涌现，助力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新质生产力理论启发着广大发展中国家重视政府作用的发挥，依靠政府与市场的结合力量推进科技创新，为形成依靠科技创新驱动经济持续增长的内涵型经济发展模式创造条件。

新质生产力理论有助于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

新质生产力理论有助于开创人类文明的崭新形态。当前，工业文明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在工业文明时期，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创造出超越以往任何文明时期的物质财富，极大地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但与此同时，与这一文明相伴随的是全球资源短缺、世界能源危机和生态环境危机。这使得工业文明呈现出鲜明的矛盾性，即“它能够将人类的物质财富增加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它也能对社会造成前所未有的伤害”。究其原因，西方工业文明建立在人与自然的对立以及对外扩张和剥削的基础之上，其发展是不可持续的。一方面，西方工业文明遵循人类征服自然的价值理念，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视为改造与被改造的关系，无限攫取自然资源以实现资本积累。这种对自然界的贪婪宰制带来的是人与自然矛盾的激化，也就难以实现文明的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西方工业文明表现出侵略扩张性和剥削压榨性的特点，依靠全球性的殖民侵略和资本扩张驱动自身的文明发展进程，这种牺牲他国利益实现自身繁荣的发展路径显示出强烈的不可持续性。与西方工业文明不同，新质生产力理论将带领全人类开创出崭新的文明形态。在这一理论框架下，生产力由改造性的生产力转变为保护性的生产力，强调通过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推动传统产业的绿色转型，促进绿色产业的培育和发展，呈现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可持续发展之路。此外，不同于西方工业文明通过对外扩张和剥削寻求发展动力，新质生产力理论主张通过对内深化改革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以生产力的跃升形成文明进步的强大驱动力，从而推动开创一种崭新的文明形态。

以历史主动精神进一步推进全面深化改革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紧紧围绕中国式现代化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作出总体部署和战略安排，强调“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这充分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历史主动精神。历史主动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在百年奋斗历程中淬炼而成的鲜明政治品格，内蕴着对历史规律的深刻把握，对历史趋势的主动顺应，对历史机遇的敏锐捕捉，对历史使命的勇于担当，是合目的性和合规律性的高度统一。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大力发扬历史主动精神，乘势而上，砥砺前行，不断开辟中国式现代化广阔前景。

发扬历史主动精神是我们党开启并成功推进改革开放的精神密码 

以历史主动精神成功开启改革开放。“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两个凡是”严重束缚和阻碍人们的思想，党和国家工作出现了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中国面临着向何处去的历史抉择。在这紧要关头，邓小平尖锐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并告诫全党“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这一论断振聋发聩，体现了我们党在紧要历史关头的决断品格，是发扬伟大历史主动精神的生动体现。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审时度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展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打破了长期以来禁锢人们思想的“坚冰”，作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实现了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

以历史主动精神成功推进改革开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反两方面经验，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对涉及改革开放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作出了深刻回答；审议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党在复杂局势中始终把握历史主动提供了坚强的思想保证；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凭借“杀出一条血路”的坚定信念，以“闯”的精神、“创”的劲头，使农村经济改革得以兴起并取得突破，经济特区得以成功创办；明确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勇敢打开对外开放的大门，及时调整各方面对外政策，为改革开放创造了良好外部环境。20世纪80年代末，面对国内严重政治风波和国际变局，邓小平同志以坚定的清醒和对社会主义运动的使命担当，领导党和人民旗帜鲜明反对动乱，坚决捍卫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坚定维护“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使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继续稳步推进。20世纪90年代初，在“改革开放事业可能毁于一旦”的关键时刻，邓小平同志发表著名的“南方谈话”，直面困扰改革发展的理论难点，以理论创新推动实践创新，为我国的改革发展再次校准航向。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人民迎难而上，成功应对来自国际国内、经济外交以及自然界等多方面的严峻考验，把握时代脉搏和历史发展机遇，积极适应经济全球化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新形势，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党的十六大以后，党中央冷静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和重大灾害，坚持科学发展，大胆推进各领域改革开放，把改革开放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具有与生俱来的先进性和主动性，但这种先进性和主动性并不会自然而然地实现，也不意味着党领导人民进行改革开放的进程不会经历曲折与迷茫。回顾党的改革开放历史，可以更加清晰地认识到，恰恰是由于我们党充分发扬历史主动精神，才能在历史紧要关头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正确抉择，才能在改革开放进程中攻坚克难、把握方向，一次次化险为夷，转危为机。

进入新时代以来我们党发扬历史主动精神推进全面深化改革 

进入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深刻洞察历史大势，准确把握历史发展规律，以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强烈的责任担当，作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战略决策，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尊重历史规律，明确全面深化改革的地位目标。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历史长河、时代大潮、全球风云中分析演变机理、探究历史规律，准确分析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作出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的科学判断，高瞻远瞩提出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顺应历史大势，以全球视野谋划和推进对外开放。坚持胸怀世界，从人类历史发展的长视距，摒弃文明冲突、国强必霸、西方中心的现代化逻辑，主动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国际大势，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便利化，构建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形成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格局，不仅发展自己，也造福世界，为世界其他国家改革发展提供了中国方案。

抢抓历史机遇，以未雨绸缪的预见精神指导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新时代，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经济全球化继续深化但遭遇逆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但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发生新的变化”的重要判断，提出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加速形成新质生产力，推动生产力质态跃升。成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后改为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主动谋划和科学部署全面深化改革。

勇担历史使命，将实现民族复兴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原动力出发点。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并落实到全面深化改革的全过程各方面。发挥主观能动性，为实现民族复兴勇往直前顽强斗争，敢进深水区，敢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打开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局面。充分利用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对于生产力的反作用，使社会生产力得到迅速解放和发展，使经济社会在短时间得到大踏步发展和进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景更加光明。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大力发扬历史主动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变革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是浩浩荡荡的历史潮流”。面对改革开放的浩荡潮流，“历史只会眷顾坚定者、奋进者、搏击者，而不会等待犹豫者、懈怠者、畏难者。”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作出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决定，必须大力发扬历史主动精神，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转化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大力量。

锚定既定战略目标，牢牢把握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前进方向。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引领未来。全面深化改革往什么方向走，是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发扬历史主动精神，进一步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必须牢牢把握方向问题。随着全面深化改革进入攻坚期、深水区，针对改革方向问题出现了不少噪音杂音。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在方向问题上，我们头脑必须十分清醒。我们的方向就是不断推动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而不是对社会主义制度改弦易张。”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强调：“党的领导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保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用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管党治党，不断提升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能力和定力，锚定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不停顿，确保改革开放事业行稳致远。

持续推进理论创新，不断夯实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思想根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拥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是我们党坚定信仰信念、把握历史主动的根本所在”。回望改革开放的历史，每一步都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及其在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进入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什么是全面深化改革、怎样进行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发扬历史主动精神，进一步推进全面深化改革，需要继续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论述为指导，坚持守正创新，做到“两个结合”，强化问题指向，聚焦制约高质量发展的堵点问题、影响社会公平正义的热点问题、民生方面的难点问题、党的建设的突出问题、各领域的风险问题等不断推进理论创新。

突出制度建设主线，着力完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制度体系。制度建设是关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问题。全面深化改革首先要革的是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制度，充分利用并发挥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新时代改革开放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制度建设分量更重。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坚持以制度建设为主线”。以历史主动精神推进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就要把制度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不断健全制度框架，筑牢根本制度、完善基本制度、创新重要制度；加强顶层设计，注重制度建设的体系性和整体性；坚持制度建设与制度执行并重，完善制度执行监督机制，切实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重视用好历史经验，深刻把握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规律原则。重视并善于总结历史经验，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也是历史主动精神的充分彰显。毛泽东曾说：“我就是靠总结经验吃饭的”。邓小平指出：“我们每走一步都要总结经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总结为“四个坚持”。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将改革开放积累的宝贵经验概括为“九个坚持”。2024年6月，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我们党将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宝贵经验凝练为“六个坚持”。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再次明确“六个坚持”，并将其作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坚持的原则。这些经验既是对过去历史的深刻总结，也是对未来改革的重要指引，集中反映了我们党对改革开放的规律性认识，是党和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必须深刻领悟、重视用好，不断提升改革决策的前瞻性、科学性。

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回溯历史，正是靠充分发扬历史主动精神，我们党带领人民开启并成功推进了改革开放。审视当下，正是靠充分发扬历史主动精神，我们党坚持改革不停顿、发展不止步，使改革呈现全面发力、多点突破、蹄疾步稳、纵深推进的局面，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放眼未来，只要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断认识和把握历史规律，充分发扬历史主动精神，就一定能谱写改革开放新篇章，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创造新的辉煌。

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形成发展和丰富内涵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党的二十大进一步深化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和本质的认识，概括提出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和重大原则，构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标志着我们党对现代化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的境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了根本遵循，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是对世界现代化理论的重大创新。

一、中国式现代化是党领导人民长期探索和实践的重大成果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现代化道路，是由其历史传统、社会制度、发展条件、外部环境等诸多因素决定的。国情不同，现代化途径也会不同。中国式现代化，是党领导人民长期探索和实践的重大成果。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为实现现代化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现代化建设奠定根本政治前提；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了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我们党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在已有基础上继续前进，不断实现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党的二十大概括提出并深入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和重大原则，深刻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内涵，使中国式现代化更加清晰、更加科学、更加可感可行。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深入实施一系列重大战略、推进一系列变革性实践、实现一系列突破性进展、取得一系列标志性成果，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

二、中国式现代化是“两个结合”的光辉典范 

中国式现代化是我们党领导人民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重大成果。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规律、现代化道路多样性规律、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等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形成注入了思想之源。具体来看，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以资本为中心的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实质及其弊端，从资本主义发展的固有矛盾出发证明了其必然消亡，并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历史发展规律高度阐释了现代化发展一般特征；马克思主义勾勒了未来社会维护人民利益、实现共同富裕、致力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人类解放的宏观制度构想；马克思在研究东方社会结构、发展道路和规律时，得出了东方社会可以实现不同于西方社会发展道路的重要结论，提出了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重要理论，为东方国家摆脱落后局面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撑；马克思主义关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把握好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中国式现代化充分汲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营养，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典范。一是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理念植根于现代化建设。比如，作为中国式现代化重要特征的共同富裕，创造性继承和发展了“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的价值理念。作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重要特征的“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体现了中华文化“和而不同”“和为贵”“以德服人”等价值理念。二是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治国智慧应用于现代化建设。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中庸思维、整体性思维、入世求实观念等都在中国式现代化中得到创新性发展。三是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力量凝聚成现代化建设的合力。习近平总书记概括的中华民族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伟大梦想精神，赋予了民族精神新的时代内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构筑起了全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园，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动力。

三、中国式现代化具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和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 

中国式现代化具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现代化反映了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革命性社会变迁，包括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科技飞跃以及社会发展进步等巨大变化，基础是经济现代化，重点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从通常认为已经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来看，共同特征就是生产力发展水平较高，经济比较发达、科技比较先进、公共服务体系比较完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人均预期寿命、人均受教育年限等指标在全球排名靠前，这些共同特征是中国式现代化内涵的应有之义和必然要求。

中国式现代化具有五个方面的鲜明特色。一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我国十四亿多人口整体迈进现代化社会，规模超过现有发达国家人口的总和，艰巨性和复杂性前所未有，发展途径和推进方式也必然具有自己的特点。二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坚持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坚决防止两极分化。三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不断厚植现代化的物质基础，同时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传承中华文明，促进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四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坚定不移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五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中国不走殖民掠夺的老路，不走国强必霸的歪路，在坚定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中谋求自身发展，又以自身发展更好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

四、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重大原则和战略目标 

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一项伟大而艰巨的事业，前途光明，任重道远。前进道路上，必须牢牢把握以下重大原则：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坚持发扬斗争精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统筹兼顾、系统谋划、整体推进，正确处理好一系列重大关系，包括顶层设计与实践探索的关系、战略与策略的关系、守正与创新的关系、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活力与秩序的关系、自立自强与对外开放的关系。

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安排。总的战略安排分两步走：从二〇二〇年到二〇三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二〇三五年到本世纪中叶把中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两步走”战略安排，明确了到本世纪中叶把中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间表、路线图，确立了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的宏伟目标，展现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光明前景。

五、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不仅是对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总结，而且是对西方现代化道路的深刻反思与超越，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为人类现代化提供了全新的选择。

工业革命以来，西方国家作为现代化进程中的先行者，长期占领着世界现代化进程的话语权，部分西方学者甚至认为西方现代化的模式和道路是现代化的唯一途径。然而，资本逻辑下的西方现代化固有弊端日益突显，终将陷入困境。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世界上既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我们党团结带领亿万人民通过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生态观等及其伟大实践，是对世界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中国式现代化基于自身现实国情，吸收借鉴世界各国现代化发展的有益经验，展现出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崭新图景。

历史条件的多样性，决定了各国选择发展道路的多样性。中国式现代化摒弃了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两极分化的现代化、物质主义膨胀的现代化、对外扩张掠夺的现代化老路，开创了通过合作共赢实现共同发展、和平发展的现代化发展模式，破解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诸多难题。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向世界证明了现代化模式具有多样性，为世界上其他发展中国家探索一条具有本国特色、符合本国实际的现代化发展道路提供了中国方案，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独立自主迈向现代化树立了典范、提供了全新选择，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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