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观大势、谋全局、干实事，全面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战略谋划和统一领导，不断深化对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引领我国经济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经济思想。习近平经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蕴含着坚定理想信念、鲜明政治导向、深远战略思维、强烈历史担当、真挚人民情怀和科学思想方法，是对新时代经济发展实践经验的系统理论概括，是中国共产党不懈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形成的宝贵思想结晶，为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科学应对重大风险挑战、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了锐利思想武器，也为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出了重要原创性贡献。

前不久，《习近平经济文选》第一卷（以下简称《文选》）出版发行。这是党的思想理论建设上的大事，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进程中的大事。《文选》收入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经济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系统阐释了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核心要义、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深刻反映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高度、思想深度、实践厚度，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权威教材。

开辟了科学社会主义新境界

怎样认识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既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命题，也是马克思主义在解释世界、改造世界过程中必须回答的理论命题。习近平经济思想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集中体现了我们党对经济发展规律特别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认识的再深化和新拓展。

深化了科学社会主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原则。科学社会主义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确立为社会主义的终极价值。《共产党宣言》指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社会主义以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目的，也正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个人才真正获得自由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条件和手段。《文选》开篇就阐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深刻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习近平经济思想强调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深刻阐明了新时代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主要任务和方针政策，更加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原则具体地转化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和实际行动。

深化了科学社会主义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原则。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也是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要有强大的物质基础，达到这一目的唯一可行的办法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在决定人类社会发展水平的同时，也决定着人类社会在不同历史阶段存在的不同形式。习近平经济思想的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遵循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逻辑，高度重视生产力的决定性作用，不断深化对生产力发展规律的认识，创造性提出新质生产力这一重要概念，强调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路径，揭示了新时代社会生产力发展特征和规律，将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原则现实地转化为新质生产力理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术语的革命”。

深化了科学社会主义共同体原则。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强调：“在真正的共同体的条件下，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人类社会发展历程印证了人类存在的基本方式是共同体，人类发展的整体样态是文明。“真正的共同体”是马克思、恩格斯在考察人类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发展的基础上，对未来社会的设想和构建。习近平经济思想不仅关注中国发展问题，也关注全球共同发展问题，科学回答了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从理论维度看，习近平经济思想提出要直面贫富差距、发展鸿沟等重大现实问题，倡导共创普惠平衡、协调包容、合作共赢、共同繁荣的发展格局，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内含建设安全共同体、经济共同体、生态共同体等丰富意蕴，是对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的当代继承和发展。从实践路径看，习近平经济思想强调独立自主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突破了西方主流经济学语境下“现代化就是西方化”的理论假定和“西方文明就是现代文明”的陈旧思维，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丰富和发展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为发展中国家独立自主迈向现代化树立了新典范，为引领人类社会现代文明发展提供了新方案。

为科学社会主义蓬勃发展提供了生动实践。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这个时期便是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该社会的经济基础，经济基础是社会的物质关系，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产生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我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更好相适应，书写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以丰硕的实践成果让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有力驳斥了诸如“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社会主义失败论”“历史终结论”等各种唱衰社会主义的论调。习近平经济思想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基本经济制度，为社会主义进一步蓬勃发展乃至实现共产主义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奠定了物质基础和经济基础，展现出社会主义的复兴之路和希望之光。

赓续中华文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集中体现

习近平经济思想不但继承、发展和创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更彰显了治国理政的中国智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和道德观念。习近平经济思想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经济思想及研究方法进行条理化和系统化，凸显其丰富性、独特性、创新性、体系性，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使其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蕴含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最有力体现。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经济思想充分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经济思想，彰显鲜明的中国风格与中国气派。比如，体现“天人合一”的世界观，强调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不是矛盾对立的关系，而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深刻阐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等核心理念，实现了对“天人合一”世界观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做好新时代经济工作提供了思想指引；又如，体现了“知行合一”的方法论，在准确把握经济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坚持“实事求是”“以义制利”等，正确利用矛盾分析方法化解经济难题，系统解决经济发展中的结构性问题。

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来源于实践，而实践既包括当下的也包括历史的。经济学具有鲜明的实践性、历史性特征。在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这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认识。习近平经济思想是坚持“两个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体现了对经济发展规律和基本特征的深刻把握。习近平经济思想牢牢把握坚守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的重大关系，运用新视角、新思路、新方法、新工具，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经济思想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习近平经济思想以中国具体实际为实践落点，充满着具有本土特色的学术命题、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引领着我国经济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和创新，推动了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形成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标识性概念、原创性理论，彰显了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

描绘了以文化赋能经济社会发展的生动实践。文化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推动高质量发展，文化是重要支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物质财富要极大丰富，精神财富也要极大丰富”“文化很发达的地方，经济照样走在前面”。这些重要论述超越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狭隘视野，打破了经济增长无法兼顾公平与效率、发展与保护等“人文悖论”，蕴含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积淀，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拓展，为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赋予了生动鲜活的文化力量，为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筑牢了坚实的文明根基。正确理解和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以文化赋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论述，有助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为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推动我国在文化与经济共生共荣中实现高质量发展。

深刻揭示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做好经济工作的根本保证

早在201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就强调：“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经济工作是党的中心工作，党的领导必须在中心工作中得到充分体现。习近平经济思想创造性提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做好经济工作的根本保证的重大观点，为新时代我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政治保障。

党中央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是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的根本所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做好经济工作的根本保证，这一重要论断是党在实践中不断深化对经济工作规律性认识的必然结论，是全党上下形成的最大共识，在习近平经济思想中具有引领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总揽全局、勇毅担当，深刻把握国内外经济形势发展变化规律，准确判断我国发展所处历史方位，加强对经济工作的战略谋划和统一领导，对确保我国经济航船穿过急流险滩、乘风破浪、行稳致远，发挥了至关重要的领导核心作用。实践证明，新时代我国经济建设之所以能够战胜各种困难，实现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全面提升，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在于党中央对经济工作坚强有力的集中统一领导。

党中央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是抵御重大风险挑战、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经验所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毫不动摇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当前，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经济运行面临日益复杂的国内外环境，许多深层次、结构性问题愈发凸显。从国内看，有效需求不足，消费内生动力偏弱，投资增长面临制约，一些领域风险隐患仍然较多；从国际看，全球经济增长动能不足，世界总需求低迷不振，大国博弈更加激烈，地缘政治冲突加剧，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同时必须看到，我国经济基础稳、优势多、韧性强、潜能大，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变。只有坚持党中央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才能有效应对前进道路上的各种复杂局面，筑牢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强大政治基础。实践证明，越是形势复杂，越是任务艰巨，越是改革深入，越是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把坚持党中央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贯穿经济建设全过程各方面，不断把党领导经济工作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党中央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宏伟蓝图的优势所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关键在党，党的领导直接关系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方向、前途命运、最终成败。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坚持干字当头，增强信心、迎难而上、奋发有为，确保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这不仅是对当下经济工作的重要指引，更是贯穿各项事业发展的关键理念，有着深刻内涵与重大意义。一分部署、九分落实。要在谋事上出实招，立足国情实际、把握经济规律，通过前瞻性思考、系统性谋划、整体性推进，确保政策工具箱始终对准时代之问、发展之需，确保每一项经济决策都紧扣发展脉搏；要在推进中务实功，完善战略决策机制，不断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把全面从严治党要求体现在党领导经济工作之中，着力推动经济发展质效提升；要在结果上求实效，把经济工作的最终成效体现在发展质量提升、民生福祉改善上，以钉钉子精神推动政策转化为惠民成果，确保中国号经济巨轮奋楫破浪、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在新时代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实践中展现出强大真理力量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试金石，也是唯一标准。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高质量发展的成色十足，中国式现代化不断迈出新的坚实步伐。习近平总书记审时度势提出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等重大命题，为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提供了科学的行动指南。

进入新发展阶段，书写历史性跨越的新篇章。新时代以来，我国完成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已踏上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新征程。站在统筹“两个大局”的战略高度，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新发展阶段的重要论断。总的来说，新发展阶段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一个阶段，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阶段，是我们党带领人民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历史性跨越的新阶段，具有里程碑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深刻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和重大原则，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新发展阶段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理论的新内涵，阐明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新特征新特点，为我们科学动态地把握现代化进程、细化与落实现代化任务提供了科学指南。

贯彻新发展理念，找到破解发展难题的“金钥匙”。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发展理念是发展行动的先导。发展理念是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人们通过实践把握发展规律而形成的指导发展的科学理论。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把握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的大势，合理吸收并超越关于发展的各种理论成果，鲜明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强调贯彻新发展理念是新时代我国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五大发展理念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共同构成了一个逻辑严密、辩证统一的有机整体，是解决中国未来发展难题、明确中国未来发展方向的指挥棒。在新发展理念的指引下，我国创新驱动发展成效明显，科技实力正在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经济结构持续优化，协调发展扎实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对外开放广度和深度持续拓展；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成为首个实现联合国减贫目标的发展中国家。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充分彰显了习近平经济思想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

构建新发展格局，下好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发展格局是发展战略上的重大选择。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经济循环理论为基础，深刻阐释了国民经济循环运行的内在机理，强调流通体系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性作用，是立足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统筹发展和安全作出的战略决策。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基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一项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任务，是事关全局的系统性、深层次变革，更是把握未来发展主动权的战略部署。新发展格局不是封闭的国内单循环，而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是在更高质量和更高开放水平上建立强大的循环体系，科学回答了大国经济如何畅通循环、如何实现更高水平供需平衡等重大问题，不仅重塑了中国经济发展路径，更为世界繁荣发展提供了更具启示性的中国方案。进入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三者有机统一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伟大实践，为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学理支撑，在新时代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实践中闪耀真理光芒。

深刻领悟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

新征程上聚焦经济建设这一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并提出贯彻落实的一系列方法和重要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系列重要论述和重大部署，进一步系统阐明了“什么是新质生产力、为什么要发展新质生产力、怎样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创新和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深刻的实践意义。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对健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作出重要部署，为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加快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指明方向。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拓展和深化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内涵和实践要求，为新征程上推进高质量发展、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提供科学指引、擘画发展蓝图。

一、新质生产力是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概括地说，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它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 这一重要论述，科学回答了什么是新质生产力，昭示了新质生产力代表着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是推动生产力迭代升级、实现现代化的必然选择。

新质生产力是以创新为动力，以科技进步为支撑，以效率和质量提升为目标的新型生产力。这种生产力的发展，不仅要求我们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的束缚，更要求我们在生产方式、经济结构、发展路径等方面实现根本性变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质生产力是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的。这深刻揭示了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我们在科技创新、资源配置、产业升级等多个方面下大力气、做实功夫。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催生和壮大新质生产力，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的动力和支撑。

从生产力的三要素角度看，新质生产力的“新质”体现为：一是新型劳动者，是能够充分利用现代技术、适应现代高端先进设备、具有知识快速更新迭代能力的新型人才，是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高水平复合型高素质劳动者；二是新质劳动资料，特别是新型生产工具，如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设备、自动化制造设备等，以及以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3D打印技术为代表的数字技术，数字技术通过数字网络和智能算法驱动产业变革与绿色转型；三是新质劳动对象，体现为传统劳动对象的数智化，以及新材料、新能源等新的劳动对象，不仅包括物质形态的高端智能设备，还包括数据等非实体形态的新型生产要素，随着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新能源技术等领域的发展，劳动对象的范围和领域还在不断扩大并可释放出巨大的生产效能。生产力三要素发生质的变化，必然引致生产力的新质跃升，推动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便捷化流动、网络化共享、系统化整合、协作化开发和高效化利用，有效降低交易成本，大幅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从而推动高质量发展和加快中国式现代化进程。

二、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

高质量发展需要新的生产力理论来指导，而新质生产力已经在实践中形成并展示出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支撑力，需要我们从理论上进行总结、概括，用以指导新的发展实践。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明：“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必须继续做好创新这篇大文章，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一方面，新质生产力是与高质量发展相匹配的生产力概念，是对生产力理论在中国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创新和有益尝试，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创新和发展；另一方面，新质生产力在中国已有发展实践，理论总结的目的是更好地指导实践。要将新质生产力应用于发展实践，立足创新实现高质量发展。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进高质量发展、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迫切要求。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中国式现代化离不开科技现代化，否则现代化就会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高质量发展需要高质量的生产力，否则不可能真正做到产出效益高、经济运行状态好。中国式现代化和高质量发展建立在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之上，这个物质技术基础有赖于高素质的劳动力和新型的生产资料，离不开现代高科技研发和运用，而现代高科技、高素质劳动力和高品质生产资料就是新质生产力的构成要件。当前，我国大部分领域已基本解决“从无到有”的供给问题，但高品质需求得不到有效满足的问题依然存在，客观上要求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新平衡。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符合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求，有助于实现国民经济良性循环，更好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增强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持续性。在全球科技日新月异、产业结构深度调整的大背景下，发展新质生产力意味着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体现了以产业升级构筑新竞争优势、赢得发展的主动权。

三、积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

要充分认识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对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性，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加大科技创新力度，培育壮大新兴产业，超前布局建设未来产业，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不断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积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加强科技创新特别是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技创新能够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必须加强科技创新特别是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使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成果竞相涌现，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新动能。”新质生产力在创新层面不同于一般创新，而是具有全新的时代特质与丰富内涵：一是更加注重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更加注重实现技术革命性突破；二是更为强调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是以人工智能技术尤其是以“算力”为代表的先进生产力；三是更为强调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相结合，需要及时将科技创新成果应用到具体产业和产业链上，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

当今时代，围绕科技制高点的竞争空前激烈，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唯有加强原创性科技创新，才能把关键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把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唯有加强颠覆性科技创新，才能超越原有技术并产生替代，以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突破带动全局。从高端芯片、工业母机，到开发平台、基本算法，再到基础元器件、基础材料，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使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成果竞相涌现，才能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新动能，为发展新质生产力奠定基础、提供支撑。

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科学技术只有应用到生产过程中，才会转化为现实的、直接的生产力。既要重视“从0到1”的原始创新突破，更要重视“从1到无穷大”的成果转化应用。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重视科技创新成果的应用，要更加重视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发展新质生产力，培育新产业是重点任务。在今年参加十四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总书记进一步指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路径。”目前，我国基本构建了规模大、体系全、竞争力较强的产业体系，但一些产业“大而不强”、“全而不优”的问题依然存在。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是客观所需。

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主阵地。需要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积极培育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培育未来产业，增强发展新动能。瞄准世界能源科技前沿，聚焦能源关键领域和重大需求，合理选择技术路线，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加强关键核心技术联合攻关，强化科研成果转化运用，把能源技术及其关联产业培育成带动我国产业升级的新增长点。传统产业通过转型升级，也能成为新质生产力。让数智技术、绿色技术得到更广泛应用，推动产业向中高端迈进，跑出新旧动能转换“加速度”。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及时将科技创新成果应用到具体产业和产业链上，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布局建设未来产业，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

发展新质生产力要科学施策、因地制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种模式。各地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先立后破、因地制宜、分类指导，根据本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有选择地推动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积极促进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这深刻阐明了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问题，进一步明晰了在平衡新质生产力与传统生产力的关系中，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提质增效的实践路径。

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因地制宜”这一方法论，不断深化对新质生产力的理论认识和实践探索。一方面，新质生产力与传统产业不是对立关系，关键是要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积极促进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统筹推进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壮大、未来产业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并不意味着排斥、清退传统产业，不能片面理解为“以新汰旧”，将资源绝对向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集中，从而轻视传统产业的发展。以我国工业为例，目前传统产业仍约占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80%。传统产业的平稳发展，对于稳就业、稳增长乃至确保产业安全等方面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要先立后破、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加快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和科技创新成果应用，为传统产业注入新的科技基因，以新兴技术替代传统产业的落后技术，促进传统产业数字化升级和绿色转型，有选择地推动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培育形成新质生产力。另一方面，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实事求是、因地制宜，紧密结合本地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开展。各地资源禀赋和发展水平千差万别，发展重点难点也不尽相同，发展新质生产力也会呈现不同的区域特征。加快培育形成新质生产力内涵丰富，涉及多方面的内容，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只是其中之一，还包括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等内容。绝不能脱离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原则，一哄而上，强行推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而是需要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对产业发展作出科学研判，探索出发挥本地优势、提升本地特色的新路子。

形成与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决定》提出，健全相关规则和政策，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阐明了发展新质生产力同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关系。《决定》对健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作出重要部署，提出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促进各类先进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集聚，大幅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深化经济体制、科技体制等改革，着力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建立高标准市场体系，创新生产要素配置方式，让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顺畅流动。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发展新质生产力营造良好国际环境。按照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求，畅通教育、科技、人才的良性循环，完善人才培养、引进、使用、合理流动的工作机制。总之，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打通堵点卡点，以制度创新构建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必将有效破除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束缚和障碍，让创新创造源源不断涌现，促进新质生产力发挥其澎湃动能。

奋力开创党的建设和组织工作新局面

一个民族要走在时代前列，就一刻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一刻不能没有正确思想指引。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突出全面从严治党这个主题主线，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为深入学习贯彻这一重要思想，中央组织部组织编写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概论》（以下简称《概论》）。《概论》内容丰富、观点鲜明，论述深刻、逻辑严密，政治性、思想性、系统性、指导性强，是广大党员、干部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的权威辅助读物。当前，要学好用好《概论》，推动学习往深里走、实里走，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进一步学深悟透、融会贯通、真信笃行。

学好用好《概论》，深刻认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的重大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是党建领域坚持“两个结合”、运用“六个必须坚持”的最新理论成果，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管党有方、治党有力、建党有效提供了锐利思想武器。《概论》在绪论部分，深刻阐明了这一重要思想的重大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世界意义。

这一重要思想，具有深厚的理论渊源。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为无产阶级政党建设奠定了理论基础。列宁领导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使社会主义从理论变为现实，也使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在实践中得到检验、丰富和发展。我们党是按照马克思主义建党原则建立起来的，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始终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分析、研究、解决党的建设中遇到的矛盾和问题，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体系。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不动摇，坚持和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建党学说，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关于党的建设的理论，勇于推进理论创新，形成了科学完备、逻辑严密、有机统一的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

这一重要思想，具有丰厚的实践沃土。党和人民事业发展到什么阶段，党的建设就要推进到什么阶段，党的建设理论也会发展到什么阶段。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社会发展大势、世界百年变局、民族复兴伟业，总结运用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经验特别是新时代党的建设和治国理政实践经验，科学回答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指引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产生全方位、深层次影响。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集中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大思路、大格局、大智慧，具有战略性、全局性、创造性，在指导解决党的建设突出问题、推进党的伟大事业的实践中彰显了强大的真理力量。

这一重要思想，具有宽广的世界眼光。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党，也是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党。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一方面，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历史潮流不可阻挡，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决定了人类前途终归光明。另一方面，恃强凌弱、巧取豪夺、零和博弈等霸权霸道霸凌行径危害深重，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加重，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坚持胸怀天下，洞悉世界政治经济发展大势，汲取世界政党兴衰成败经验教训，集中反映了时代发展变化对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出的新任务新要求，打破了西方政党制度的迷思，以其崇高的价值取向、独特的思想魅力为全球化时代世界政治文明发展提供了中国主张、中国方案，为人类政治文明进步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力量，彰显了博大胸怀和恢弘气度。

学好用好《概论》，深入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的科学体系和丰富内涵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坚持历史和现实相贯通、管党治党和治国理政相关联、理论和实际相结合，构成一个科学、完整、成熟的党建理论体系。《概论》的主体部分为十三章，系统阐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的核心要义、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明确每一个“坚持”的核心观点和重要理念，为全面理解、整体把握这一重要思想提供关键指导。

第一，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这是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党的领导是全面的、系统的、整体的，必须全面、系统、整体加以落实。必须健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完善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实机制，把党的领导落实到管党治党、治国理政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这一个坚持，深刻揭示了党的领导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统一性，凸显了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极端重要性和在党的领导体系中的地位作用，进一步深化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本质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规定性的认识。

第二，坚持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自我革命是党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党面临的“四大考验”“四种危险”将长期存在，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全面推进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不断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这一个坚持，深刻揭示了自我革命和社会革命相伴相随、互促共进的辩证关系，找到了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有效路径。

第三，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统领党的建设各项工作。政治问题，任何时候都是根本性的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决定党的建设方向和效果。必须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党的建设首位，把准政治方向，坚持党的政治领导，夯实政治根基，涵养政治生态，防范政治风险，永葆政治本色，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确保全党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确保党的团结统一。这一个坚持，昭示了党的政治建设的极端重要性和在新时代党的建设中立根固本的功能定位，凸显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性问题和关键举措。

第四，坚持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这是党的建设的根本价值取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必须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党的奋斗目标，树牢群众观点，贯彻群众路线，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这一个坚持，体现了党的性质宗旨、理想信念、奋斗目标的有机统一，发出了我们党矢志不渝、砥砺前行、赢得民心、赢得未来的时代强音。

第五，坚持思想建党、理论强党。思想建设是党的基础性建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拥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是我们党坚定信仰信念、把握历史主动的根本所在。必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教育引导党员干部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这一个坚持，深刻阐释了我们党历经挫折不断奋起、历经磨难淬火成钢的制胜密码，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坚如磐石的信仰力量。

第六，坚持严密党的组织体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力量来自组织，党的全面领导、党的全部工作要靠党的坚强组织体系去实现。必须完善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把中央和国家机关建设成为讲政治、守纪律、负责任、有效率的模范机关，把地方党委建设成为坚决听从党中央指挥、管理严格、监督有力、班子团结、风气纯正的坚强组织，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有效实现党的领导的坚强战斗堡垒。这一个坚持，明确了党的力量的物质依托和体系化建设的内在要求，指出了加强党的组织体系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揭示了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确保党始终保持旺盛生机活力的关键所在。

第七，坚持造就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干部是党和国家事业的中坚力量。必须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五湖四海、任人唯贤，坚持新时代好干部标准，严格把好政治关、廉洁关。加强干部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实践锻炼、专业训练，坚持严管和厚爱结合，完善干部担当作为激励机制，更好激发广大干部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这一个坚持，丰富和发展了我们党干部标准的时代内涵和实践要求，为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提供了根本遵循，也为广大干部健康成长指明了努力方向。

第八，坚持聚天下英才而用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国家发展靠人才，民族振兴靠人才。必须坚持党对人才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才引领发展的战略地位，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全方位培养、引进、用好人才，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加强政治引领和政治吸纳，把各方面优秀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来。这一个坚持，深刻回答了为什么建设人才强国、什么是人才强国、怎样建设人才强国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凸显了人才引领发展的战略地位，为新时代人才工作指明了方向。

第九，坚持持之以恒正风肃纪。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风问题关系执政党的生死存亡，加强纪律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治本之策。必须紧紧围绕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一严到底纠治“四风”，重点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坚决破除特权思想和特权行为。全面加强党的纪律建设，督促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对违反党纪的问题，发现一起坚决查处一起。这一个坚持，赋予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新的时代内涵，宣示了我们党从严管党治党的坚定决心和强大意志，标志着我们党对管党治党规律性认识的深化和飞跃。

第十，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腐败是危害党的生命力和战斗力的最大毒瘤，反腐败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反腐败斗争永远在路上。必须坚持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体推进，惩治震慑、制度约束、提高觉悟一体发力，坚决查处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的腐败，坚决防止领导干部成为利益集团和权势团体的代言人、代理人。这一个坚持，集中体现了党中央对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考量，展现了我们党刮骨疗毒、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勇气，为新形势下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提供了根本遵循。

第十一，坚持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监督是治理的内在要素，在管党治党、治国理政中居于重要地位。要健全党统一领导、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完善权力监督制约机制，以党内监督为主导，促进各类监督贯通协调，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推进政治监督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增强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监督实效，发挥政治巡视利剑作用，确保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利益。这一个坚持，鲜明提出把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摆在国家治理大体系之中进行顶层设计，标志着我们党探索出了一条长期执政条件下解决自身问题、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成功道路。

第十二，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长远之策、根本之策，要把依规治党当作管党治党基本方式。必须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扎细扎密扎牢制度的笼子，以党章为根本，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不断完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增强党内法规权威性和执行力，形成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发现问题、纠正偏差的机制，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保障。这一个坚持，深化了对中国共产党管党治党、治国理政规律的认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之治、中国之治的独特优势，为管党治党方式的科学化制度化指明了正确方向和方法路径。

第十三，坚持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从严治党，必须增强管党治党意识、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必须压实各级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推动各级党委（党组）书记扛起第一责任人责任，班子成员落实“一岗双责”，强化专责机关监督责任，压力层层传导、责任环环相扣，推动党建责任落实落地。这一个坚持，阐明了健全主体明确、要求清晰的责任体系的具体内涵和实践要求，昭示了全面从严治党的关键所在，为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各项部署落到实处并向纵深发展，提供了有效保证。

学好用好《概论》，注重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

当前，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学习好、运用好、落实好，是全党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也是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的重要政治责任。《概论》紧密结合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功实践，抓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既讲是什么、又讲为什么，既讲抓什么、又讲怎么抓的重要特征，聚焦党的建设和组织工作面临的突出问题，坚持实践导向，注重学用转化，帮助党员、干部学到更多解决问题、破解难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概论》在结语部分，提出要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广大党员、干部要把学思想作为立身之本、履职之基，持之以恒以学铸魂、以学增智、以学正风、以学促干，不断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引向深入。

不断提高政治站位，牢记使命责任。坚持及时跟进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最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深刻体悟习近平总书记强烈历史主动精神、非凡理论勇气、卓越政治智慧、赤诚为民情怀，始终忠诚于党、忠诚于人民、忠诚于马克思主义、忠诚于党的事业；深刻体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是从全局、长远、大势上作出的战略考量，始终坚信在这一重要思想指引下一定能把我们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深刻体悟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明确的根本原则、价值追求、重点任务，赋予的职能职责、历史使命，始终坚定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自觉践行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以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把全面从严治党的思路举措搞得更加科学、更加严密、更加有效。

持续加强理论学习，推动深化转化。坚持全面系统学，紧紧围绕党的十八大以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生动实践，紧密结合全面从严治党取得的历史性、开创性成就，深刻领会这一重要思想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精神实质、核心要义，深刻把握这一重要思想的理论渊源、原创性贡献、科学体系、科学方法、实践指向。坚持深入思考学，同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学习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结合起来，弄明白这一重要思想一脉相承的“脉”是什么、与时俱进的“进”在哪里，做到知其然、知其所以然、知其所以必然。坚持组织推动学，聚焦全面从严治党这个主题主线，精心组织学习培训，把这一重要思想作为党的创新理论学习教育计划的重要方面，纳入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的重要内容，纳入党校（行政学院）、干部学院教学安排，作为学习培训的首课、主课，推动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坚持个人主动学，广大党员、干部要自觉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注重把这一重要思想作为修身律己的最好营养剂、教科书，不断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转化于效，以真心爱党、时刻忧党、坚定护党、全力兴党的实际行动诠释对党的忠诚。

大力弘扬求实精神，深化研究阐释。进一步加强对“十三个坚持”的整体性、体系化研究，注重阐述其中蕴含的学术学理，讲清其理论渊源、发展脉络、立论依据、内在逻辑，积极推动党的建设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集中开展宣传解读，依托各级党报、党刊、电视台、广播电台等宣传主渠道，加大宣传解读力度，把鲜活的思想讲鲜活，把彻底的理论讲彻底，不断增进党员、干部和群众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

紧密结合职能职责，奋力担当作为。立足新的时代条件，大力弘扬马克思主义优良学风，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在加强党的领导、推进党的事业、全面从严治党中发挥职能作用。聚焦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这个中心任务，强化问题导向、实践导向、需求导向，把思想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经常对标对表，及时校准偏差，自觉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转化为具体政策、具体任务、具体措施，一项一项抓落地、抓到位、抓见效，确保党建工作方向不偏、目标不移、焦点不散，共同把我们党建设好、建设强。坚持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持续解决实践遇到的新问题、改革发展稳定存在的深层次问题、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国际变局中的重大问题、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有效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着力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创造性开展工作，努力当好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坚定行动派、实干家，不断把党的二十大描绘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深刻理解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理论在新时代的原创性发展

科学社会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的一大区别，就在于它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而是把社会主义看作一个不断完善和发展的实践过程。发展社会主义不仅是一个长期历史过程，而且是需要划分为不同历史阶段的过程。党的十八大以来，基于社会主要矛盾历史性转化，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我国进入了一个新发展阶段”等重大论断，科学阐明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新的时代坐标，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理论。深刻理解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理论在新时代的原创性发展，对于全面把握当代中国发展的新特征、新走向，对于增强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以标识性概念的凝练实现“术语的革命”

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一卷英文版序言中指出：“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术语作为理性思维的产物，是理论建构的基本要素、理论创造的必备要件，来源于人的生产与交往活动，也必然随着人的生产与交往活动的变革而发生相应的革命。理论的突破性进展、思想的原创性发展，通常依赖于并在很大程度上集中表现为“术语的革命”。因而，以标识性概念为呈现形态的术语，为理解和把握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理论在新时代的原创性发展提供了新视角、新向度、新切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一个标识性概念。“新时代”这个范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在不同语境使用过。譬如，从科技变革的维度阐明社会进步时，指出自动走锭纺纱机“开辟了自动体系的新时代”；从社会形态变迁的维度，指出意大利诗人但丁“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等等。1883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创办理论杂志《新时代。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评论》，恩格斯在该杂志上发表过许多文章，经常提出忠告，帮助杂志编辑部端正办刊方向。但是，明确把“新时代”与社会主义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联结，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原创性贡献。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这个新时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而不是别的什么新时代。”这表明，新时代是具有社会主义质的规定性的新时代，“新时代”前面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可有可无的修饰语，而是对“新时代”的深刻定性、准确定位。

原创性理论往往是在概念的结合和深化过程中形成和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新时代”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集成体、复合体，是包含着时间尺度和空间规约性的有机统一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新时代实践发展的“母体”，规定了新时代的性质和取向；新时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定成长时段，规约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广度和深度以及所承载的新的历史使命。离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谈新时代，就会失去“根”和“魂”，成为无根之木、无源之水，就会迷失前行的方向和动力；离开新时代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会欠缺发展的时间向度，容易脱离现实。因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一概念，既坚守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对现实中国发展明晰历史方位、提供行动框架。由“十个明确”“十四个坚持”“十三个方面成就”“两个结合”“六个必须坚持”等内在贯通、有机统一所构成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体系，正是在此基础上全面展开、系统建构起来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一标识性概念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体现了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发生的历史性跃迁，有丰富深厚的科学内涵和清晰明朗、渐次推进的战略安排，蕴含着抽象和具象的有机统一。概念既是高度抽象的，又是高度现实的。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精辟指出：“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术语的革命性作用，集中体现为它是对直接现实具有思想深度的反映。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在党的十九大的基础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内涵作出进一步科学概括，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时代，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不断创造美好生活、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时代，是全体中华儿女勠力同心、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是我国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时代。”这“五个是”，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人民、中华民族、人类发展五个视角，基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国内和国际有机结合的维度，对我国社会主义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予以精准把握，从认识论高度深化和拓展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什么”的理解。同时，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基本实现现代化，再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战略安排，从现代化发展目标的维度科学擘画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什么样”的发展蓝图。

从标识性概念的提出到科学内涵的凝练，再到战略安排的谋划，充分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一标识性概念既有抽象的本质规定性，又有具象的现实内容，我们对其的认识和把握也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深化。

基于历史维度的考析标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方位

“辨方位而正则”。历史方位，是事物在历史进程中的前行方向和所处位置。正确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所处的历史方位，是关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根本性问题，也是实现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理论原创性发展的重要依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一标识性概念的提出，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历史方位的深化认识。拉长时间尺度和拓展历史纵深，从底蕴深厚的社会主义思想史和波澜壮阔的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的维度，会对此把握得更为全面和深刻。

创立170多年来，科学社会主义作为“活的行动理论”，在丰富多彩的实践中始终保持蓬勃生机活力，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它总是基于实践的推进和拓展，对其所关注的基本问题作出富有时代意蕴的创新性回应。其中，关于社会发展阶段的划分及描绘，是社会主义思想史的一个基本问题。在社会主义思想史上，较早探讨未来社会发展阶段问题的是空想社会主义。比如，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把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视为数学上的“数列”，把各个历史阶段视为构成级数的“项”；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把人类社会发展划分为4个阶段、32个时期。与空想社会主义不同，马克思、恩格斯不是依靠“某个天才头脑的偶然发现”去凭空“构想出一个尽可能完善的社会制度”，而是从“最过硬的事实出发”。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把从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划分为3个既具有一定差别又相互衔接的发展阶段：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的过渡时期、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马克思、恩格斯为科学把握社会主义发展阶段提供了重要的认识论指引和方法论参照，但由于没有经历全面治理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他们关于未来社会的阶段划分主要是预测性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问题，更多是社会主义实践提出的一个崭新课题。今天，时代变化和我国发展的广度和深度远远超出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当时的想象。现实实践是科学理论原创性发展的源泉。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上首次作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的重大政治论断，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新方位作出客观明晰的判断，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这一社会主义思想史的基本问题给出时代回答。

从世界社会主义历史演进的视角，可以更深入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历史方位及其理论和现实意义。2013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从6个时间段分析了社会主义思想从提出到现在的历史过程，包括空想社会主义产生和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列宁领导十月革命胜利并实践社会主义，苏联模式逐步形成，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的探索和实践，我们党作出进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此基础上，2018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对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从理论到实践、从一国到多国的发展历程进行深刻论述，不仅深化了对社会主义历史必然性的理解，而且拓展了对社会主义演进趋向的理性认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中国取得巨大成功表明，社会主义没有灭亡，也不会灭亡，而且焕发出蓬勃生机活力。世界范围内两种意识形态、两种社会制度的历史演进及其较量发生了有利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深刻转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谱写了世界社会主义历史发展的壮丽篇章，成为21世纪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旗帜。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成功，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意义，对世界社会主义的意义，是十分重大的。”

只有明白社会主义“从何处来”这个问题，才能对其位处何方、向何处去的演进有清晰的把握和定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开启及其展开，标示科学社会主义在新的时空结构、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形态，标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新阶段。

深化了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内在运动规律的认识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当代中国发展的基本国情和最大实际。党的十三大在以往认识的基础上，系统论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完整概括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立足新的历史条件和实践发展，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与实践进行深邃思考、深刻总结。习近平总书记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深化了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内在运动规律的认识。

深化了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之“变”与“不变”辩证统一的认识。习近平总书记一方面强调“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一方面明确提出“更准确地把握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断变化的特点”。认识社会主要矛盾是把握社会发展阶段的“钥匙”。党的十九大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作出了新的概括，要求我们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同时要清醒认识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长历史过程，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只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历史阶段中发生的变化，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还要充分认识初级阶段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和发展阶段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一个静态、一成不变、停滞不前的阶段，也不是一个自发、被动、不用费多大气力自然而然就可以跨过的阶段，而是一个动态、积极有为、始终洋溢着蓬勃生机活力的过程，是一个阶梯式递进、不断发展进步、日益接近质的飞跃的量的积累和发展变化的过程。”这一重要论断，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长期性与阶段性、量变与质变、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辩证统一特点作出深刻阐述，表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现实的运动和过程，在“不变”中也蕴含着“变”，不仅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与其他阶段的社会主义有差别，而且在其发展的不同阶段也会呈现不同的特点和特征，揭示出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发展通过量变积累，也会有阶段性的质变跃迁。

深化了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内具体发展阶段的具象化认识。1959年底至1960年初，毛泽东同志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把社会主义社会分为“不发达”和“比较发达”两个前后相继的发展阶段。至于“不发达”和“比较发达”有何结构性表征、两者之间的边界在哪等问题，囿于客观条件的制约没有具体展开阐述。1987年，邓小平同志讲：“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建设与发展，是一个逐步展开、日益成熟的演进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也会呈现不同的发展阶段、展现不同的发展景象。然而，如何划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不同发展阶段，在实践进程没有充分展开的条件下难以明晰界分。随着实践的推进和拓展，对其认识和把握也逐步深化。作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论断，意涵深刻、意蕴深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了更为明晰的历史定位和更为聚焦的战略方向。同时，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新的变化的特点把握更为深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内在运动规律的新认识，还体现在对新发展阶段的基本特征、主要依据、精髓要义、重大意义、历史使命、时段时长、路线图等的分析和研判。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我们要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这标志着我国进入了一个新发展阶段。这一重要论断，从现代化发展阶段的维度对新发展阶段的历史方位、目标取向进行界定。同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我们所处的新发展阶段，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一个阶段，同时是其中经过几十年积累、站到了新的起点上的一个阶段。”这厘清了新发展阶段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之间的关系，表明新发展阶段仍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范畴之中，并非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之外的阶段。

值得指出的是，新时代与新发展阶段都是冠以“新”的历史阶段，具有内在一致性，其社会主要矛盾、奋斗目标有共通之处，发展时段有交叉重叠，但两者并非完全等同。归纳起来，这种差别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新时代的历史起点早于新发展阶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从党的十八大开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明确了新时代的历史起点是党的十八大。2021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未来30年将是我们完成这个历史宏愿的新发展阶段。”新发展阶段始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因此，在时间区间上，新时代囊括了新发展阶段。形象地说，如果说新时代是个大“阶梯”，那么新发展阶段则是其中的小“阶梯”。其二，从承载的历史使命来看，新时代要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等奋斗目标，而新发展阶段则聚焦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个奋斗目标。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任何超越现实、超越阶段而急于求成的倾向都要努力避免，任何落后于实际、无视深刻变化着的客观事实而因循守旧、固步自封的观念和做法都要坚决纠正。”准确把握和精准研判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及其历史方位，是有效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前提和现实基础。什么时候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研判契合客观实际，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趋向勃兴、富有活力；什么时候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判断超越或滞后客观实际，社会主义事业就会遭受挫折、多走弯路。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基于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和我国国情的科学分析，在社会主义发展阶段方面提出了诸多创新性论断。这些论断，既不落后于实际，也不超越阶段，实现了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理论在新时代的原创性发展，为我们明确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任务提供了根本依据，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打开了更为广阔的空间。

反腐败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鲜明提出了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反腐败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在二十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腐败是我们党面临的最大威胁，反腐败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把反腐败作为最彻底的自我革命，充分表明了我们党坚定开展反腐败斗争的决心和勇气，也对把反腐败斗争向纵深推进提出了更高要求。

从自我革命的高度深化对反腐败斗争的认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自我革命就是补钙壮骨、排毒杀菌、壮士断腕、去腐生肌，不断清除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毒，不断提高自身免疫力，防止人亡政息。”它具有革命的深刻性和广泛性，主要是革除腐败现象，相应地完善党和国家的制度体系。怎样理解和认识反腐败的自我革命性质？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决定了我们党必须进行反腐败斗争。中国共产党是具有革命传统和革命精神的党。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义无反顾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我们党在实现自己初心使命的征途上，一直在领导和推动各种历史性变革和进步，也必然要推动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领域的改革或革命。腐败是滋生在党的肌体上的毒瘤，是腐蚀党和国家的病毒。腐败与党的性质、宗旨格格不入，阻碍党的初心使命的实现，因此，必然要作为革命的对象坚决铲除。特别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对反腐败斗争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从这样的高度来认识，反腐败斗争就具有了自我革命的性质。自我革命进行得彻底不彻底，关键就在于反腐败的态度和行动。

跳出历史周期率，决定了我们党必须进行反腐败斗争。能否和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是对长期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的严峻考验。毛泽东同志给出的答案是“让人民来监督政府”，习近平总书记给出的第二个答案是不断推进党的自我革命。腐败是党内各种不良因素长期积累、持续发酵的体现，是直接导致党的肌体从量变到质变的最危险因素，当然也是自我革命中必须破除的。要跳出历史周期率，就必须以革命的勇气、态度和精神向腐败开刀，坚定不移地进行反腐败斗争。唯有如此，才能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才能保证党在长期执政过程中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所以，反腐败是党的自我革命的题中应有之义，从逻辑上来说，自我革命就要反腐败；从性质上来说，反腐败就是自我革命。

不断推进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决定了我们党必须进行反腐败斗争。推进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与反腐败斗争本质统一于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党要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就必须进行反腐败斗争；反腐败斗争的成效又决定了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和实践成果。坚决彻底的反腐败斗争，不仅要查处各种腐败案件，清除各种腐败分子，更要健全和完善党和国家的制度体系，建设风清气正的法治国家、政治生态和廉洁文化，否则腐败还会源源不断地冒出来。所以，坚决彻底的反腐败，必然要把治标与治本结合起来，不仅要清除一切腐败分子，而且要以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为目标，对党和国家的治理体系进行必要的改革、调整和完善。从这个意义上说，反腐败既是革腐败分子的命，也是革党的自身肌体中不完善、不健康因素的命，使党自身更加健康和强壮。

为什么说反腐败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一方面，开展反腐败斗争，不仅要有壮士断腕、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决心，也要有持续铲除腐败土壤、坚决革除自身弊端的勇气，因此，反腐败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但这种革命是党自我推进的，目的是自我完善，决不是要放弃党的领导，改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另一方面，当今腐败不仅存在于党内，也存在于社会多个领域，两者有密切的联系。为了根除腐败，除了在党内采取措施外，还要在全社会各领域持续加大反腐败力度，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如加强社会治理、加强法治建设、加强廉洁文化建设、加强家教家风建设等。这些举措已经并将继续在不小程度上改变社会的交往方式、消费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乃至生产方式，使整个社会不断得到净化。这种变革和净化具有革命性的深度和广度。同样，其目的是通过自我革命加强党的领导、巩固党的执政地位，而不是削弱党的领导、动摇党的执政地位。

反腐败斗争是党的自我革命的长期任务

党的自我革命，在时间维度上是长期进行的，即总是要不断革除不符合党的性质宗旨、阻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各种消极因素。因此，党的自我革命始终会以不同的方式深入推进，其中的反腐败是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和放松的任务。中国共产党的反腐败斗争，不是一时一地之事，而是长期不懈的任务，以反腐败斗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自我革命，也是一项长期的历史性任务。它不是速决战，也不是运动战，更不是游击战，而是必须长期坚持、一直打好的持久战。

新时代以来，面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中的突出问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有腐必反、有贪必肃，持续加大反腐败力度，不断查处腐败案件，不断纯洁干部队伍，深入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集中整治，解决了一大批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持续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深化制度治党、依规治党，进一步提高了党领导反腐败斗争、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能力，赢得了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的历史主动，赢得了党团结带领全体人民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共同奋斗的历史主动。

但是，我们仍然要清醒地看到，当前反腐败斗争形势仍然严峻复杂。腐败存量尚未清除，增量还在持续发生，铲除腐败滋生土壤和条件的任务仍然艰巨繁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反腐败斗争形势要异常清醒、态度要异常坚决，决不能松懈，决不能手软。”这种态度和要求，可以用一个词概括：“在路上”。进入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要始终保持反腐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执着”。“在路上”三个字，形象生动，通俗易懂，契合了马克思主义的“过程论”。

党的二十大报告同样强调了两个“在路上”：“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腐败是危害党的生命力和战斗力的最大毒瘤和病毒，只要滋生腐败的土壤和条件仍然存在，与腐败的博弈就会长期存在，反腐败斗争就永远在路上。在路上，就不能松劲歇脚；在路上，就不能疲劳厌战。任何犹豫动摇、松懈手软或半途而废，都会功亏一篑，而且还会向社会发出错误的信号，导致腐败分子的卷土重来和腐败现象的更多滋生。

所以，我们一方面要对反腐败取得的成绩充分肯定，另一方面又要对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有着清醒的认识，永葆“赶考”的清醒和坚定，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使党永葆生机活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始终保持反腐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执着，保持战略定力和高压态势，一步不停歇、半步不退让，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的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

以自我革命精神坚定不移把反腐败斗争向纵深推进

反腐败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但党的自我革命并不仅限于反腐败斗争。党的自我革命的范畴和内容比反腐败斗争更广、更深。我们党要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要走稳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顺利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就必须以自我革命精神坚定不移把反腐败斗争向纵深推进，清除腐败这个最大威胁。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深刻阐述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明确提出“九个以”的实践要求。具体是：以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为根本保证，以引领伟大社会革命为根本目的，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根本遵循，以跳出历史周期率为战略目标，以解决大党独有难题为主攻方向，以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为有效途径，以锻造坚强组织、建设过硬队伍为重要着力点，以正风肃纪反腐为重要抓手，以自我监督和人民监督相结合为强大动力。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重要论述，深刻阐述了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根本保证、根本目的、根本遵循、战略目标、主攻方向、有效途径、重要着力点、重要抓手和强大动力，为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提供了行动指南。新征程上，我们必须准确把握“九个以”的实践要求，处理好反腐败斗争与党的自我革命的关系，以反腐败斗争为重点，全面推进党的自我革命；以自我革命的勇气和精神，推动反腐败斗争向纵深发展。纵深之“深”，深在哪里？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上强调：“认识反腐败斗争，一定要有历史眼光、战略高度，着眼于实现党的使命任务。”我们要着眼于实现党的使命任务，坚定不移把反腐败斗争向纵深推进。

加大对腐败的查处惩治力度。反腐败斗争第一和直接的任务，是查处和惩治腐败现象、腐败分子。党的十八大以来，这一工作一直在向纵深推进。显性的、容易辨识和发现的腐败现象已得到有效查处，但隐形的、隐藏很深的腐败还需要继续挖掘、整治。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领域的腐败，也有待进一步发现、揭露并坚决整治。旧的腐败查处了，新的腐败、新型腐败又可能发生。此外，如何做到“三个区分开来”，准确运用“四种形态”，更好更准确地掌握政策、适用法律，也考验着我们的智慧和能力。诸如此类种种状况，都使反腐败斗争的复杂性和难度加大，需要我们不断总结经验，不断提高查处和惩治腐败的水平，更加有效地清除存量，更加有力地遏制增量。

继续规范、制约和监督权力。历史和现实一再表明，腐败和权力往往相伴而生，几乎所有的腐败，都是与权力联系在一起的。防止腐败，最基础、最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加大对权力的规范、制约和监督。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一直在解决权力过大过于集中的问题，既在制度上规范权力的使用，也不断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取得了明显成效。坚定不移把反腐败斗争向纵深推进，仍然要抓住这个关键点，健全党统一领导、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完善权力监督制约机制。坚持授权和控权相结合，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切实防止人权财权重新向少数人集中，切实防止权力使用超越规范和程序，切实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继续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已经建立并不断完善。坚定不移把反腐败斗争向纵深推进，就要按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要求，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以党章为根本，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完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增强党内法规的权威性和执行力，形成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发现问题、纠正偏差的机制。增强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监督实效。发挥政治巡视利剑作用。树立选人用人正确导向，选拔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专业化干部。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保持党员队伍先进性和纯洁性。通过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使任何腐败都无空子可钻、无暗处可藏。

加强法治中国建设、党的纪律建设。党的十八大以来，法治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绩。党章党规党纪的建设也不断加强。《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的多次修订，展示了党的纪律建设不断推进的过程。2024年的党纪学习教育，使全党同志遵规守纪意识明显增强。坚定不移把反腐败斗争向纵深推进，就要引导党员干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决不允许搞“七个有之”，确保言行一致、令行禁止。就要加强党的纪律建设，引导党员干部把他律转化为自律，内化为日用而不觉的言行准则。同时要进一步织密织严法治体系，特别是提高良法善治水平，更加牢固地树立法治权威，确保党员干部在法治轨道上推动各项工作。

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治国理政的所有行为，都以一定的文化为基础和指导。廉洁政治、廉洁社会，都需要有廉洁文化作支撑。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开始倡导廉洁政治、建设廉洁文化。改革开放后，廉洁文化建设取得了更大成绩。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进一步深化了我们党对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的规律性认识。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是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基础性工程，必须抓紧抓实抓好。坚定不移把反腐败斗争向纵深推进，就要把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作为党的自我革命和反腐败斗争的一项基础性、战略性、长远性的工程来抓，大力建设和弘扬新时代廉洁文化，使新时代廉洁文化成为打虎拍蝇的文化基础和舆论氛围，成为廉洁从政的文化阳光和社会土壤，成为世代传承的文明要素和健康基因。

把推进反腐败斗争和推动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结合起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面从严治党的目的不是要把人管死，让人瞻前顾后、畏首畏尾，搞成暮气沉沉、无所作为的一潭死水，而是要通过明方向、立规矩、正风气、强免疫，营造积极健康、干事创业的政治生态和良好环境。”反腐败斗争同样如此。我们要处理好反腐败斗争与鼓励担当作为的关系。一方面，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依法治国，加强对领导干部的管理监督，做到有腐必惩、有贪必肃；另一方面，要完善担当作为的激励机制，鼓励各级干部大胆干事，勇于担当，形成能者上、优者奖、庸者下、劣者汰的良好局面。要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推动干部在遵规守纪、清正廉洁的前提下大胆干事，使全面从严治党更加有力地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毫不动摇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在贵州考察时指出：“要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正风肃纪反腐相贯通，在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上常抓不懈。”这为我们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继续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提供了思想指导和方法指引。

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科学指引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论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近期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出版的习近平总书记《论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既充分反映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历史性成就和重大理论创新的深刻总结，也集中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学好用好这部重要著作，对于深入学习贯彻这一重要思想，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真正做到“懂人大”“讲人大”，具有重要意义。

从历史维度深刻认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艰辛探索长期奋斗的成果

回顾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到，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中国近现代100多年历史激越变革、激荡发展的必然结果，凝结着党和人民不懈探索我国政治发展道路形成的宝贵经验和智慧结晶。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中国建立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是近代以后中国人民面临的一个历史性课题。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无数仁人志士上下求索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政治制度模式，君主立宪制、帝制复辟、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等各种方案都曾经“你方唱罢我登场”。但事实证明，这些制度在中国都行不通。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致力于建设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社会，提出了关于未来国家制度的主张，并领导人民为之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局部执政，从土地革命时期在中央苏区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就已经开始国家制度建设的探索，到抗日战争时期在陕甘宁边区建立抗日民主政权进一步积累了宝贵经验。1940年1月，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首次提出“人民代表大会”这一崭新概念，指出“没有适当形式的政权机关，就不能代表国家。中国现在可以采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省人民代表大会、县人民代表大会、区人民代表大会直到乡人民代表大会的系统，并由各级代表大会选举政府”。新中国的成立和中国共产党的全面执政，为这一伟大构想付诸实践奠定了前提、创造了条件。

1949年9月，具有临时宪法地位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庄严宣告，新中国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标志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国家根本政治制度正式建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建立，意味着中国政治从根本上实现了由少数人掌握政权、绝大多数人受压迫被剥削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的伟大跨越，实现了几千年中国政治制度史上从未有过的伟大变革。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展现出巨大的政治优势和组织功效，极大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我们党深刻总结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坚定不移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不断健全我国选举制度、国家机构制度体系、基层民主制度、人大组织制度和议事规则，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断巩固和完善，进入蓬勃发展的新阶段。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战略高度，围绕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和人大工作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要求，形成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以这一重要思想为指引，党中央大力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积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一步健全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与时俱进修改宪法，召开党的历史上首次中央人大工作会议，健全人大组织制度和工作制度，加强基层政权建设，推动人大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在实践中显示出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

历史昭示我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符合我国国情和实际、体现社会主义国家性质、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保障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好制度，为党领导人民创造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

从现实维度牢牢把握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能够有效凝聚全体人民力量一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好制度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是一项伟大而艰巨的事业，前途光明，任重道远。新征程上，必须充分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政治制度作用，继续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牢牢把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掌握在人民手中。

深刻认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显著政治优势。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赢得战略主动的重要优势。习近平总书记贯通历史、现在和未来，深刻揭示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五个方面的显著政治优势。一是具有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保证党领导人民依法有效治理国家的显著优势，有效克服了旧中国那种群龙无首、一盘散沙和党争纷沓、相互攻讦的现象；二是具有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显著优势，有效克服了一些国家那种人民形式上有权、实际上无权和选举时漫天许诺、选举后无人过问的现象；三是具有贯彻民主集中制、保证国家政治生活既充满活力又安定有序的显著优势，有效克服了一些国家那种相互掣肘、内耗严重和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的现象；四是具有保障全面依法治国、实现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的显著优势，有效克服了一些国家那种无法可依、有法不依和以权代法、以权压法的现象；五是具有维护国家统一、保障国家长治久安的显著优势，有效克服了一些国家那种各自为政、尾大不掉和民族隔阂、民族冲突的现象。这五个“显著优势”，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行得通、有生命力、有效率的核心密码，更是新征程上稳大局、应变局、开新局的底气和定力所在。

准确把握人大在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的使命任务。要自觉把人大工作放在现代化建设全局中来谋划和推进，在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中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更好担负起人大在坚持党的领导中的使命任务，从制度上法律上坚持和巩固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确保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确保党组织推荐的人选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政权机关领导人员，确保党通过国家政权机关实施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保证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在国家工作中得到全面贯彻，保证中国式现代化在正确的轨道上顺利推进。更好担负起人大在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中的使命任务，把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人大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更好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力，确保人民以主人翁精神满怀热忱地投入现代化建设，广泛凝聚起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磅礴伟力。更好担负起人大在全面依法治国中的使命任务，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加快完善体现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的法律制度，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70周年大会上对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提出了“四个充分发挥”的明确要求。强调，充分发挥人大保证全面有效实施宪法法律的重要作用，坚决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尊严、权威，确保宪法法律得到有效实施，确保各国家机关都在宪法法律范围内履行职责、开展工作；充分发挥人大在立法工作中的主导作用，科学编制立法规划，健全牵头起草重要法律法规草案机制，统筹立改废释纂，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提高立法质量，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充分发挥人大监督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中的重要作用，健全人大对“一府一委两院”监督制度，确保各国家机关依法行使权力，确保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得到维护和实现；充分发挥人大在密切同人民群众联系中的带头作用，人大代表肩负人民赋予的光荣职责，要站稳政治立场，忠实代表人民利益和意志，依法参加行使国家权力，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

从理论维度全面掌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的发展脉络、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实践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深刻把握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规律，系统总结党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实践经验，丰富和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治内涵、理论内涵、实践内涵。

坚持“两个结合”的宝贵成果。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马克思主义人民民主思想和国家学说的基本原则，根植于中国历史文化沃土，具有先进的政治理念、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工人阶级一旦取得统治权，就不能继续运用旧的国家机器来进行管理”，必须“以新的真正民主的国家政权来代替”。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天下共治理念，“共和”“商量”的施政传统，“兼容并包、求同存异”的政治智慧，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有着深刻关联。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既直面新时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对马克思主义民主政治理论作出原创性贡献，又深刻把握中国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治理经验，并赋予其全新政治内涵，拓展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科学内涵、基本特征和本质要求。

深刻领会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大理念。人民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始终高举的旗帜，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大理念，深刻阐明了我国人民民主的鲜明特色和显著优势，标志着我们党对于民主理论和实践的认识达到历史新高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实现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这是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新定位新要求。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体现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性质，同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一同形成全面、广泛、有机衔接的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为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全过程人民民主提供了完整的制度程序和参与实践，体现了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社会主义民主。

深刻领会“八个必须坚持”的丰富内涵。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7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必须坚持用制度体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必须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必须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必须坚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坚持充分发挥人大代表作用，必须坚持按照“四个机关”要求加强各级人大建设。这“八个必须坚持”深刻阐明做好新时代人大工作的最高政治原则和根本保证、根本方向、价值取向、基本方式、鲜明特点、重点任务，构成了相互联系、内在统一的有机整体，为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提供了指引和遵循。

从实践维度切实增强依法履职的政治站位和责任意识，不断提高人大工作质量和水平

做好新时代人大工作，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刻把握人大工作的政治性、民主性、法治性、人民性，在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充分发挥人大职能作用，切实把我国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强化政治机关意识，加强人大自身建设。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建设“四个机关”的明确要求，要求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成为自觉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机关、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权力机关、全面担负宪法法律赋予的各项职责的工作机关、始终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代表机关。“四个机关”深刻阐明了人大的本质属性和职责使命。人大是党领导下的政治机关，要始终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认真执行党的领导各项制度，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落实好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切实加强人大机关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持续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认真学习宪法法律和履职所需各方面知识，不断提高政治站位、理论水平和工作能力。适应新时代人大工作需要，优化人大常委会、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结构，打造政治坚定、服务人民、尊崇法治、发扬民主、勤勉尽责的人大工作队伍。

忠实代表人民利益和意志，依法参加行使国家权力。人大代表来自人民、扎根人民。每一位人大代表都要站稳政治立场，严格遵守政治纪律，做政治上的明白人，增强政治观念、法治观念、群众观念，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职责，发挥来自人民、植根人民的特点，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努力做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人大代表是国家权力机关的组成人员，要严格要求自己，自觉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道德修养，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认真贯彻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以“两个联系”为抓手进一步深化拓展代表工作，加强人大代表工作能力建设，高质量组织好代表集中视察、专题调研、代表小组等闭会期间活动，提高代表议案建议工作质量，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行使权利、履行义务。

讲好中国人大故事、中国民主故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民主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始终不渝坚持的重要理念。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发展人民民主上取得伟大成就，丰富了世界民主理论和实践，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人大代表要在“懂人大”的基础上，善于“讲人大”，讲好中国人大故事、中国民主故事。要深化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的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形成更多具有中国特色、能够融通中外的新话语新表述。加强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研究宣传工作，讲清楚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从哪里来、为什么好，讲清楚人大制度建设和人大工作的新进展新成效，讲清楚我国政治制度特点和优势，同世界上一切追求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国家和人民，共同探讨实现广泛、真实、管用的民主的路径。加强对外宣介和交流，全过程报道人大履职实践，增进国际社会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认识和认同，扩大“中国之治”“中国之制”的影响力和感召力。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必须坚持全面依法治国

全面依法治国是关系我们党执政兴国、人民幸福安康、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的重大战略问题，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须贯彻的“六个坚持”重大原则，“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是其中之一。全面依法治国的核心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以确保法治建设的正确方向和有效实施，同时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和加强法治中国建设。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坚持全面依法治国，确保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行稳致远、扬帆远航。

全面依法治国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须贯彻的重大原则

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改革发展稳定离不开法治护航，经济社会建设需要法治保护，百姓平安福祉要靠法治守卫。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将坚持全面依法治国确定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须贯彻的“六个坚持”重大原则之一，需要在新征程上始终坚持，毫不动摇。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形势复杂多变，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各方面任务之繁重前所未有，我们面临的风险挑战之严峻前所未有”。新时代新征程，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全面依法治国既迎来新的机遇，也遭遇新的挑战”。我们面对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任务之重前所未有，面对的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前所未有，人民群众对法治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才能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根本性、全局性、长期性的制度保障。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势必突破既有的利益格局，可能引发诸多矛盾冲突，只有依靠法治，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些矛盾，有效降低改革风险，保证各项改革顺利进行。法治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解决法治领域的突出问题，根本途径在于改革。坚定不移推进法治领域改革，坚决破除束缚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体制机制障碍。我国法治领域仍然存在“法律规范体系不够完备”“法治实施体系不够高效”“法治监督体系不够严密”“法治保障体系不够有力”“涉外法治短板比较明显”等突出问题，仍需持续推进法治领域改革。因此，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将法治领域改革置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事业中谋划，并对如何以法治护航中国式现代化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全面依法治国必须处理好政治和法治、改革和法治、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的关系

全面依法治国既是国家治理领域一场广泛而深刻的革命，也是一个宏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一系列重大关系、利益格局和体制机制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依法治国必须正确处理政治和法治、改革和法治、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的关系。”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改革，必须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更好把握全面依法治国的辩证关系，增强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和战略思维能力。在深化改革的过程中，既要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确保改革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进，又要严格遵循法治原则，保证改革程序的合法性和结果的公正性。

改革与法治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两者相互依存、缺一不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改革和法治相统一，以改革之力完善法治，进一步深化法治领域改革，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对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宝贵经验作了深刻总结，必将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相互促进、相得益彰，更好把我国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正确处理改革和法治的关系，做到改革和法治相统一。法治通过明确的法律规则和程序，确保改革在法治轨道上有序推进，防范改革过程中的风险和矛盾。这种“破立并举”的螺旋上升关系，体现了改革与法治的互动规律。坚持改革决策和立法决策相统一、相衔接，改革和法治同步推进，彰显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鲜明特色。新征程上，我们只有准确把握改革和法治的关系，才能更好发挥改革和法治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双轮驱动作用。

“法安天下，德润人心”。作为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依法治国强调法律的权威性和普遍约束力，以德治国则注重道德的教化作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既重视发挥法律的规范作用，又重视发挥道德的教化作用，实现法律与道德相辅相成、法治和德治相得益彰。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之间存在密切联系。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依规治党是党的建设的重要原则。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不仅要通过法律的制定和实施来维护社会秩序和公平正义，还要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实现党的建设高质量发展，推动党的自我革命向纵深发展。

全面依法治国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这一根本立场

全面依法治国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是人民，必须坚持为了人民、依靠人民。要把体现人民利益、反映人民愿望、维护人民权益、增进人民福祉落实到全面依法治国各领域全过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法治中国建设的鲜明导向，这是由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所决定的，是落实全面依法治国战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要求。在当代中国法治发展进程中，“以人民为中心”犹如一条贯穿始终的红线，牵引着法治建设的每一步前进，鲜明地标识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的正确方向和价值追求。

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将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作为首要原则，确保人民成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主体力量和源头活水，使全面依法治国始终植根于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实践，必须将依法保障人民权益作为根本任务，以法治保障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在具体实践中，我们要进一步加强民生领域的立法工作，针对人民群众普遍关注的问题，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切实回应人民群众的迫切需求，确保人民的基本权益得到有效保障。持续完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推动法律服务向基层延伸，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加便捷、高效、均等的法律服务，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进一步协同推进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各环节改革，加快完成社会救助法、医疗保障法等增进民生福祉的立法项目，健全公正执法司法体制机制，健全覆盖城乡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用法治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强化法治宣传教育，提升全民法治素养，增强人民群众的法治意识和参与法治建设的能力，形成全社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氛围。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需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推进法治建设，必将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提供更加坚实的法治保障，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迈向新高度。

全面依法治国必须抓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这一总抓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涉及很多方面，在实际工作中必须有一个总揽全局、牵引各方的总抓手，这个总抓手就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依法治国各项工作都要围绕这个总抓手来谋划、来推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制度支撑。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把法治体系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认真总结全面依法治国的伟大成就，高度重视并积极推进解决法治体系建设存在的短板和不足，坚持抓重点、强弱项、补短板，在法治轨道上统筹社会力量、平衡社会利益、调节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依靠法治解决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才能确保我国社会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既生机勃勃又井然有序。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要加快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这就突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工作重点和主要任务，使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成为可实施的工程。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达到更高水平”和“更高水平的法治中国”的改革发展任务，需要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建设良法善治的法治中国，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法治强国建设。继党的二十大提出“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的战略任务后，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再次强调“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要求把国家改革、开放、发展、安全等具有全局性的各项工作，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等各项事业均纳入法治轨道，把各项国家治理工作纳入法治轨道，把国家和地方的专门法治工作纳入法治轨道，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在法治轨道上促进高水平开放、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进入新时代，中国法治实现了由形式法治到形式法治同实质法治有机配合的“良法善治”的变革，从“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向着“高水平的法治中国”跃进。只有不断加强法治中国建设，充实完善其内涵，逐步实现法治强国，中国的“法治梦”和“强国梦”才会“并蒂花开”。新时代新征程上，在党的领导下，全民参与，绵绵用力、久久为功，方能铸就法治中国建设的新辉煌，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保驾护航。

把握提升质量和做大总量内在逻辑

经济质量提升与总量增长，既是经济发展的核心任务，更是衡量国家综合实力的关键指标。目前我国尚未跨进高收入国家门槛，要从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迈进，发展的质和量都必不可少，必须两手抓，把坚持高质量发展作为新时代的硬道理。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经济工作千头万绪，“必须统筹好提升质量和做大总量的关系，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基础”。这一论断强调经济发展有“质”和“量”两方面内涵，深刻揭示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要义，是对经济工作规律性的深刻认识。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正确理解质和量的辩证统一关系，把握好我国经济基础稳固、优势众多、韧性强劲、潜能巨大的显著特征，发挥好超大规模市场、丰富应用场景等突出优势，把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统一于高质量发展的全过程。

理论逻辑：

统筹质量与总量关系的深层必然

经济发展是量变与质变相互作用的过程。量变是质变的基础，只有通过经济总量的持续积累，才能为质的提升创造条件。但是，如果单纯追求数量而忽视质量，发展模式必然粗放且难以持续。仅关注质量而忽略数量，经济增长也会陷入停滞。做大总量，可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的物质技术支撑。质变又为新的量变开辟空间，形成更高水平的经济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必须坚持以提升经济质量引领和扩大经济总量，以扩大经济总量为提升质量提供沃土和空间，筑牢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根基。

做大总量是质的提升的基础和保障，总量大本身也是强的表现。做大总量意味着追求经济总量、产业规模、市场占有率等数量型指标的增长，体现量的积累。总量大意味着一个国家或地区拥有庞大的资源和生产能力，意味着有更多的资金、人力等资源可投入，为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等质的提升提供物质基础。总量大也意味着更强的经济韧性，应用场景丰富，市场规模扩大，为企业提供更广阔的空间和更多的机会，创造范围经济和规模经济，推动经济向更高质量发展。当量变积累到一定程度时会引发质变，总量规模本身对提高质量就有独特价值。经济总量大的国家往往在全球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能够对国际经济规则、贸易格局等产生深远影响。我国要特别珍惜总量大这个特点，发挥好比较优势。

质的提升为做大总量提供支撑，也是强的标准和保障。成为经济强国，以质取胜是关键所在。这就要关注创新驱动、结构优化、效率提升、可持续性等质量型指标，这是强的表现形式。通过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市场创新等，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通过产业升级创造出更多新经济增长点，为经济总量的扩张提供强劲动力。提升经济质量意味着更高效地利用资源，从而推动经济总量的增加。高质量的经济体在面对外部冲击和市场波动时，其产业链和供应链具有强大的韧性和较高的安全水平，亦为总量扩张创造良好保障。我国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就体现了提质的战略谋划和部署。

量和质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在不同发展阶段各有侧重。量变引起质变，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产业结构会从以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向技术密集型、创新驱动型和服务业主导的方向转变。质变带动新的量变，当经济实现质的提升后，会开启新的经济总量增长。过去，发展中国家常出现“数量先行—质量滞后”现象，如一些拉美国家在经济总量达到一定规模后，未能实现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发达国家则可能陷入“质量固化—规模停滞”困境，如日本“失去的三十年”。我国经济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必须吸取国际经验，统筹好提升质量和做大总量的关系，拓展更多发展空间。

现实逻辑：

统筹发展的坚实基础与有力支撑

新中国成立7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们不断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丰厚物质财富，也积累了宝贵经验启示。实践证明，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做好经济工作的根本保证。站上新起点，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统筹提升质量和做大总量，既意义重大、十分迫切，也具备实现的条件、潜力和实力。

长期持续的经济增长积累了雄厚的物质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创造了经济长期增长和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2024年，我国经济增速为5%，国内生产总值达134.9万亿元。“量”增长的态势巩固延续，“质”提升的步伐坚实有力，为统筹发展和安全、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稳定提供了坚实物质支撑。可以说，经济总量大，也是我国经济发展鲜明的比较优势，世界绝大多数国家不具备这种能力。进一步发挥好大国经济优势和潜力，形成与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相匹配的经济规模，就能不断增强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和综合国力。

超大规模生产体系和丰富应用场景赋予独特优势。我国是全球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构建了从传统制造业到高端装备制造、从基础原材料到高精尖科技产品的完整产业链，制造业规模连续十余年居世界首位。超大规模产业市场能够整合资源，发挥规模经济效应。同时，我国拥有丰富的应用场景优势，从工业制造到智慧城市，从交通物流到数字金融，丰富的应用场景加速了技术落地与产业升级，为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的推广应用创造了巨大空间。春节期间 DeepSeek和《哪吒之魔童闹海》的横空出世引起市场的火爆，进一步证实了这方面的优势。超大规模生产体系和丰富应用场景，更是大和强的新内涵、新表现、新特征，潜力无限。

超大规模市场潜力为经济增长提供持续动力。我国拥有庞大的国内消费群体，其中中等收入群体超过4亿人。随着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和消费结构升级，市场对各类产品和服务的需求不断增加，数字、绿色等新型消费以及养老、托育等服务消费需求仍然旺盛，为经营主体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推动投资结构和服务产品优化，进一步扩大国内消费需求。超大规模市场的需求牵引与完备的产业体系、丰富的应用场景、多元的商业组织模式叠加，能够创造更多产业化应用，加快技术迭代，培育出更多世界一流企业和先进技术。

科技创新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指明方向。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特别是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激发数字经济创新活力，成为全社会积极探索的重点。我国创新指数全球排名从2012年的第34位跃升到2024年的第11位，是创新力提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庞大的高素质人才队伍在科技创新、产业升级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当前，人工智能、5G通信、新能源等的发展，不仅提升了经济质量，还扩大了经济总量。以5G技术为例，其普及推动了通信行业发展，带动了智能制造、智慧城市等领域的创新。

完善的基础设施网络为发展提供强有力支撑。我国已建成全球最大规模的基础设施网络，中国高铁、中国桥、中国港、中国快递已经成为亮丽的中国名片。以交通建设为例，截至2024年底，全国铁路营业里程达16.2万公里，其中高铁4.8万公里。从能源领域看，我国是世界能源生产第一大国，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电力供应系统。在通信领域，我国5G网络规模、千兆网络用户规模等均居世界首位，国产基础设施软件覆盖多个领域。这些发展成果正迸发巨大潜能，要特别珍惜。

新型城镇化和区域协调发展释放新红利。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进程持续推进，2024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67%，带动了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等行业发展。同时，区域协调发展成效显著，城乡收入差距和区域间人均GDP差距逐渐缩小。我国具有广阔的战略纵深和回旋余地，有能力有条件加强国家战略腹地建设和关键产业备份。眼下，中西部地区成为城镇化和工业化协同发展的重点区域。交通、电力、通信、供水等条件大幅改善，城市群和都市圈建设不断加强，城市综合承载能力大幅提升，这些都为经济发展提供澎湃动力。

发展逻辑：

质量和总量协同提升的路径选择

用科学的方法谋划和推动经济工作，将各方面积极因素转化为发展成果，就要把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贯穿于高质量发展的全过程，夯实中国式现代化和大国博弈的物质技术基础。

调动全社会积极性是基础。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要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激发和增强社会活力，这抓住了经济发展的关键。目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存在，在一些地方和部门问题还比较突出，要不断健全完善干部考核评价制度和激励机制，把真抓实干的规矩挺起来。培养人才是对未来的“战略投资”，要充分调动科教工作者尤其是科学家的积极性，畅通教育、科技、人才的良性循环，加快培养创新型人才队伍，为建设科技强国提供人力支撑；经营主体是我国经济活动的主要参与者、就业机会的主要提供者、技术进步的主要推动者，要在有效激发各类经营主体活力上下功夫，实施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指引，扎扎实实落实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弘扬企业家精神，培育更多世界一流企业。

全方位扩大内需是关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政府工作报告》将其列为2025年重点任务之首，可以看出这个战略之举的重要性。对此，要通过改善居民收入预期、提高消费能力、增强消费意愿来释放消费潜力。加快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推动中低收入群体增收减负。发挥政府投资的带动作用，激发社会投资活力。要提振资本市场的活力，完善资本市场的投融资功能。还要调整国民经济收入分配格局，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促进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同步，改善和保障民生。居民收入增加后，将更愿意消费，从而更好支持扩大内需战略落地，支撑经济增长。

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是核心。到2035年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目标和保障。必须坚持和落实好“两个毫不动摇”，通过制度创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前不久召开的民营企业座谈会对提振市场信心起了重要作用。要统筹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关系，在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等方面取得更大突破。扎实推进重点领域改革，着力破除制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特别是在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提升对外开放水平方面，加快推进标志性改革举措落地。

构建新型生产关系是保障。科技创新过程中，技术与制度同等重要。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新技术的出现改变了传统生产要素组合方式，如人工智能与大数据结合优化生产流程，创造新的生产模式和产业形态。同时，技术创新塑造新型生产关系，数字技术重构经营主体间关系，共享经济催生新的产权关系，区块链技术为生产要素交易提供信任机制。要坚持制度创新与技术发展相适配，构建新型生产关系，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经济发展是“质变”与“量变”相统一的过程。要深刻把握“质”与“量”的辩证关系，把更多精力用于抓落实、办实事，综合运用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等，打出政策“组合拳”，稳定市场预期、提振市场信心、激发市场活力，进一步深化改革释放发展潜力，坚持以质取胜和发挥规模效应相统一，实现既有质的有效提升又有量的合理增长的高质量发展。

厚植教育强国建设的民生根基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我们要建成的教育强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强国，应当具有强大的思政引领力、人才竞争力、科技支撑力、民生保障力、社会协同力、国际影响力，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支撑。”民生保障力作为教育强国的“六大特质”之一，体现了教育的人民属性，彰显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的重要理念。推进教育强国建设，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深刻理解和科学把握增强民生保障力的丰富内涵与实践要求，不断提升教育公共服务的普惠性、可及性、便捷性，解决好人民群众关于教育的急难愁盼问题，以教育之力厚植人民幸福之本，让教育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科学把握民生保障力的丰富内涵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民生保障力蕴含了为什么办教育、为谁办教育和如何办教育的有机统一。科学把握民生保障力的丰富内涵，有助于厚植教育强国建设的民生根基。

彰显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2014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同北京师范大学师生代表座谈时指出：“教育是提高人民综合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重要基石，是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业。”为人民办教育、办人民满意的教育，是党的初心和使命的重要体现。增强民生保障力，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教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彰显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价值追求，回答了教育为谁服务的根本问题，是推进教育强国建设的重要价值遵循。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从义务教育全面普及到义务教育基本均衡、优质均衡发展和高等教育普及化，从教育精准扶贫到乡村教育振兴……一系列举措有效提升了我国整体教育水平，我国教育事业在保障基本、提升质量、促进公平上取得显著成效。

体现了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理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作为民生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关乎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增强民生保障力，意味着要加快建成平等面向每个人的教育，更重视优质教育资源在区域、城乡、校际、群体之间的均衡配置，努力使每个人不分性别、不分城乡、不分地域、不分贫富等都能接受良好教育，进一步回应人民群众多样化、个性化的教育需求，促进“有学上”与“上好学”的统一。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教育公益性原则，把教育公平作为国家基本教育政策，从教育机会、资源配置、制度政策等多个维度夯实教育公平根基，让不同禀赋、不同发展兴趣的学生能够有效地学习、多样化成才。比如，在保证教育公益性的前提下，推进“双减”工作，规范治理资本在教育领域无序扩张行为；又如，将教育改革发展与解决现实问题结合起来，满足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入学需求，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公办学校就读和享受政府购买学位服务的比例超过95%；再如，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扩大优质教育资源受益面，提升终身学习公共服务水平；等等。这充分保障了教育事业的公益属性。

提高了教育强国建设的供给质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教育强国，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先导，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支撑，是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有效途径，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建设教育强国，必须提高教育供给的质量和效率。增强民生保障力，要更加关注教育强国建设对教育供给的新要求，确保教育供给体系更好适应需求结构变化和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找准教育供给定位、提高教育供给质量、优化教育供给路径，坚持把教育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满足人民群众需求相统一，实现了支撑国家战略和满足民生需求的相得益彰。优化区域教育资源配置，建立同人口变化相协调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供给机制，切实加大中西部地区和欠发达地区教育发展力度，努力实现教育均衡发展和区域协调发展相统一。同时，适应人口变化形势，推动形成与人口分布相匹配、相适应的教育资源布局，努力让每个学生都能享受到更好的教育。

增强民生保障力需要聚焦薄弱环节

坚持问题导向与目标导向相结合，是增强民生保障力应遵循的重要方法。聚焦教育强国建设中的薄弱环节，深入分析问题，才能为精准施策提供客观依据。

优质教育资源供给尚不充分。面对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现有教育资源供给不能有效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一方面，城市优质教育资源供给不充分，“择校热”等现象仍然存在，这表明优质教育资源供给不足和分布不均的问题依然存在，优质教育资源仍是影响人民群众教育福祉的关键变量；另一方面，农村教育明显落后于城市教育，尽管农村教育硬件设施有了很大提升，但是优秀师资不足、先进教育理念欠缺等仍然是影响农村教育发展的重要因素。

特殊群体教育保障尚不充足。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残障儿童和农村留守儿童等特殊群体的受教育质量有待提升。比如，由于父母进城务工、爷爷奶奶照顾精力不济，部分农村留守儿童存在“隐性辍学”。从可及性上看，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异地高考政策仍存在诸多限制。比如，虽然按照教育部相关要求，部分省份制定了相应政策，但约束条件较多，与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求学的需求不完全匹配。此外，还存在特殊教育学校的惠及度仍然不够，学前特殊教育和以职业教育为主的高中阶段特殊教育发展不够充分等问题。

教育评价指标体系尚不完善。考试成绩、升学率仍是评价学生、教师和学校的关键指挥棒，热衷“刷题”、素质教育受阻的问题仍然存在。比如，“双减”政策实施后，很多家长仍然让学生过度补课，学生的学业负担和压力仍然较大，家庭的教育支出占比居高不下；教师违规有偿补课，由公开变为私下、由线下变为线上，正常课堂教学质量受到影响。“分数”仍是教育评价体系中的重要一环，这在一定程度上使教育服务社会能力减弱，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融通不畅，职业教育与产业升级匹配不够，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脱节，等等。

牢牢把握增强民生保障力的实践要求

增强民生保障力，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为根本遵循，提高政治站位，从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高度看待增强民生保障力的重要意义。认真贯彻落实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教育工作的决策部署，不折不扣抓落实、雷厉风行抓落实、求真务实抓落实、敢作善为抓落实，实现教育系统性跃升和质变，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全方位的人才支撑、智力支持。

推动教育资源均衡配置。瞄准区域、城乡、校际、群体之间的教育资源配置存在一定失衡的问题，通过财政转移、对口合作等方式，促进教育资源均衡配置。完善教育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机制，推动优质教育资源向欠发达地区供给和输入，进一步优化区域教育资源配置。优化城乡学校布局，加快推动城镇学校扩容增位，高质量办好必要的乡村小规模学校，加强寄宿制学校建设，通过定向培养、结对帮扶、数字共享，缩小城乡差距，加快推进城乡教育一体化。深入推进义务教育学校教师“县管校聘”管理改革，促进优质管理人员和师资力量合理流动，提高城镇优秀教师、校长向乡村学校、薄弱学校交流轮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推进教育关爱制度化，完善农村留守儿童、困境儿童精准摸排机制，加强教育保障和关爱保护，确保特殊群体接受优质教育。建立健全与人口数量、人口结构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统筹调配机制，提高教育资源使用效益效能。

优化教育考核评价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在全社会树立科学的人才观、成才观、教育观，加快扭转教育功利化倾向，形成健康的教育环境和生态。”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世界水平的教育评价体系。完善学生实习实践制度，把大中小学实习实践教育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进一步提升实习的规范性、公平性、有效性，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加快构建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的职业教育体系，增强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互通性，准确解读普职分流政策、增强社会认同度，为培养大国工匠、能工巧匠和高技能人才畅通路径；鼓励职业院校融进产业链办学，企业举办或参与职业教育，推广高级技能人才的订单式培养，增强职业教育与产业发展的融合度。持续巩固“双减”成果，努力做到政府、学校、教师、家长相协同，实现课堂教学水平提升、课后服务质量提高、家庭教育支出占比合理的有机统一。

强化政策支持保障力度。把教育优先发展战略落到实处，落实“一个一般不低于，两个只增不减”要求，健全财政教育投入机制，为优先发展教育事业夯实财政保障基础。强化教育法治保障，着力健全相关法律法规体系、加强监督执行力度，为教育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法律支撑，确保依法治教、依法治校、依法办学水平进一步提升。健全学前教育和特殊教育、专门教育保障机制，推进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安全优质发展，办好特殊教育，加强专门学校建设和专门教育工作。推进数字化教育，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搭建教育资源共享平台，构建灵活开放的终身教育体系，为不同年龄段和社会群体提供多样化的学习途径，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赋能学习型社会建设。

教育强国建设的时代使命呼唤高校勇担民生重任。湖南女子学院始终将教育惠民作为立校之本，以服务妇女发展、促进教育公平为使命，在增强民生保障力中书写巾帼担当。学院紧扣社会需求优化学科布局，以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模式精准对接民生刚需，让教育成果从校园延伸到社区家庭，为在民族复兴的壮阔征程上书写教育惠民的壮丽篇章作出应有贡献。

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

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重要基石。前不久，习主席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四届三次会议的民盟、民进、教育界委员并参加联组会时指出：“必须深刻把握中国式现代化对教育、科技、人才的需求，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进一步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生动局面。”这一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教育发展对科技创新、人才培养的重要作用，为我们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新征程上，我们要不断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推动各类型各层次人才和科技成果竞相涌现，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汇聚磅礴力量。

一

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当前，我国正处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迫切需要教育科技人才事业高质量发展。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的重大意义，不断提高政治站位、深化思想认识、扎实推进行动。

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战略需求。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所进行的一切奋斗，就是为了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从历史经验来看，科技实力和人才资源既是衡量一个国家现代化水平的核心指标，更是建设现代化国家的关键支撑。时代越是向前发展，国家对科学知识和卓越人才的渴求就越发强烈，教育的基础性、先导性和全局性作用就愈加突显。新征程上，必须不断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源源不断培养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人才，提升国家创新能力，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奠定坚实基础。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现实需要。科技自立自强是国家强盛之基、安全之要。“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当前，我国在一些关键核心技术领域仍然面临“卡脖子”问题，与世界科技强国仍然存在一定的差距，其根源在于相关领域的科技人才短缺和创新能力不足。教育是培养创新人才的主阵地，是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源头活水。只有坚定不移地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才能在科技竞争的赛道上实现弯道超车，全面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在更多科技前沿领域实现并跑和领跑，奋力抢占科技制高点。

推动教育强国建设的内在要求。习主席指出，建设教育强国，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先导，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支撑，是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有效途径，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教育强国的内涵，不仅在于培养个体能力，更在于使教育成为科技突破的“加速器”和人才涌流的“蓄水池”，以教育之强成就科技之强、人才之强。只有不断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推动教育与科技、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才能使教育真正成为国家发展的战略引擎，在推动科技进步和人才培养的过程中彰显教育强国建设的价值和力量。

二

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必须坚持“变”与“不变”的辩证统一，既要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牢牢扎根中国大地，又要紧扣时代脉搏敢于闯新路出新招，奋力开拓教育事业新局面。

要办正确的教育。“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是教育的根本问题。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关键在于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偏离了这个“本”，教育工作就会失去方向和目标。习主席指出，我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就决定了我们的教育必须把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作为根本任务，培养一代又一代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立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奋斗终身的有用人才。因此，必须始终毫不动摇坚持党对教育事业的全面领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以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为根本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坚持把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教育的重要使命，保证教育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

要办特色的教育。实践充分证明，办好中国的教育，必须具有中国特色，如果没有自己的特色，一味跟在他人后面亦步亦趋、照猫画虎，是不可能把教育办好办成功的。中华民族拥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这是我们独特的精神标识和创新源泉。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应注重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因此，必须坚定文化自信与教育自信相统一，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教育，深入挖掘凝结其中的文化精髓，将其融入课程体系与育人实践，厚植学生的家国情怀，使教育真正成为推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内生动力。

要办现代的教育。当今时代，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教育成为联接三者的纽带和途径。唯有紧扣时代脉搏一体推进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方能充分发挥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以教育强国建设支撑引领中国式现代化。因此，必须构建以先进的教育理念、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为支撑的现代教育形态。在教学理念上，要从注重知识传授转向注重综合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提高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问题解决能力；在教学内容上，要及时将最新的科技成果和前沿知识纳入教学范畴，不断拓宽学生的知识面与视野；在教学方法上，要积极利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不断创新教学方式和手段，打破教学的时空限制，实现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

三

“国势之强由于人，人材之成出于学。”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科技革命与大国博弈相互交织，必须立足“两个大局”，深刻把握中国式现代化对教育、科技、人才的需求，不断以教育现代化筑牢创新之基、涵养人才之源。

持之以恒深化教育改革创新。改革是教育事业发展的根本动力，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必须更加注重教育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以改革激活力、增动力。要建立激发人才创新创造的评价体系，构建引导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考试或考核内容体系，使评价“指挥棒”精确校准育人目标，引领创新人才竞相涌现。要完善学校管理体系，落实学校办学自主权，同步构建依法治教、依法治校、依法办学的责任闭环，不断提高法治化水平和管理效能，让教育在法与规中走好提质增效之路。要立足人口结构与现代化战略需求优化资源配置，统筹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建立健全更加合理高效的教育资源配置机制，引导教育资源向国家战略急需领域流动。

坚持把教师队伍建设作为基础工作。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必须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高度，将教师队伍建设作为基础性工程，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筑牢育人根基。要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始终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严把教师政治关，健全师德师风建设长效机制，引导教师争做“四有”好老师典范。要加强教师能力培育，健全教师教育体系，完善国家、省、市、县、校分级研训体系，不断提升教师科学素养与教学能力。要提高教师政治地位、社会地位、职业地位，加大优秀教师选树表彰和宣传力度，维护教师职业尊严和合法权益，让教师享有崇高社会声望、成为最受社会尊重的职业之一。

加强整体联动一体推进。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必须坚持系统观念，发挥多元教育主体力量，把教育科技人才一体统筹推进，走出一条从教育强到科技强、人才强的发展之路。要全面建立家校社协同育人“教联体”，健全政府统筹、部门协作、学校主导、家庭尽责、社会参与的协同育人工作机制，不断推进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同行、协同发力。要完善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加强创新资源统筹和力量组织，不断推动学科链、创新链、产业链深度耦合。要打通资源脉络，在新兴战略领域建设国家级产教融合平台，通过数字技术实现名师课程、科研设施等优质资源跨域共享，让教育发展成果助力实现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生动局面。

以关键环节重点突破 引领经济持续回升向好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今年经济工作作出了系统部署，明确了总体要求、调控基调和重点任务。为贯彻落实会议精神，必须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既要注重目标引领，切实把握政策取向和时度效，着力实现稳增长、稳就业和物价合理回升的优化组合，也要针对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切实找准着力点和关键点，以点带面推进各项重点任务落实落地。

推进工作就是把握矛盾、解决问题的过程

经济工作千头万绪，需要从战略全局出发，抓主要矛盾，抓住重大关键环节，纲举目张做好工作。面对复杂严峻的内外部环境，要以党中央关于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今年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为指引，以鲜明的问题导向狠抓落实，针对经济运行中的短板、堵点和风险点拿出务实管用的真招实招，以解决短板增后劲、以打通堵点畅循环、以化解风险促稳定，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为“十四五”规划圆满收官和“十五五”顺利开局奠定更为坚实的基础。

具体而言，总需求不足仍是当前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主要表现为内需不足、外需不稳，同时经济发展还存在很多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如央地财政关系、民营经济信心等问题。从经济动能看，随着房地产等传统动能逐步弱化，新动能成长壮大尚需时间，新旧动能转换正处在重要关口，平稳接续问题亟待解决。从微观主体看，部分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内卷式”竞争、连环拖欠账款、“增产不增收、增收不增利”等问题比较突出，涉企行政执法问题引发社会关注。考虑到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加深，可以预计今年国内外形势更为复杂多变，宏观调控的难度将进一步加大。

紧抓关键环节完成好经济工作重点任务

不管是周期性矛盾还是结构性问题，都是发展中、转型中的问题，经过努力是完全可以克服的。我们要在历史的成功经验中增强信心，在中国经济的韧性和潜能中寻找底气，求真务实、直面问题，以关键环节重点突破引领经济持续回升向好。

针对需求不足的突出症结，着力提振内需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总体上，要坚持供需两侧协同发力、动态平衡，既要以更大力度、更精准措施促进消费，也要着眼于补短板、增后劲扩大有效投资。消费方面，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将惠民生和促消费结合起来加力做好“两新”工作，以更大的政府资源投入打破居民收入、消费等变量之间互为因果、连环制约的“增量困境”。以鼓励和支持创造更多社会财富为导向，在收入分配、社会保障等方面尽快出台实招硬招，稳定并提升全社会关于未来收入增长的预期和信心，有效提升居民消费能力。顺应消费发展趋势，创新消费场景，扩大服务消费，实现消费供给和需求的高质量协同发展。投资方面，统筹推进“硬投资”和“软建设”，更大力度支持“两重”项目，完成好“十四五”重大项目建设并及早谋划“十五五”重大项目，形成更多实物工作量。加快释放新质生产力、新型城镇化、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的增量投资空间，有效盘活经济存量中的更新投资需求。

针对制约发展的深层次障碍和外部挑战，坚定不移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总体上，要贯彻落实好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加快推动标志性改革举措落实落地，更加主动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不断增强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和活力。深化改革方面，以加快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等为关键抓手，协同发挥超大规模市场和强大生产能力优势，形成新的比较优势并持续放大。以体制机制改革为动力，深入实施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加快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走好走稳城镇化之路。统筹推进财税、金融等领域改革，加快推进中央和地方、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完善中央银行制度，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加快形成高质量发展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扩大开放方面，以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指引，因应地缘政治格局变化，选择重点地区、重点领域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加速探索我们与外部世界之间的规则对接和机制衔接。巩固拓展全球贸易投资伙伴关系，提升外贸企业抗风险能力和增强外资对华投资信心。统筹构建由法律支撑、机制建设、监测预警和能力培育构成的海外利益保护体系，切实维护我国公民和法人海外合法权益。

针对产业转型升级的瓶颈制约，推动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总体上，要破除认识误区，按照“先立后破、双轮驱动”原则，既推动传统产业“稳得住”，也推动新兴产业“立得住”，确保成功跨越新旧动能转换关口。传统动能方面，重点破除“新旧对立”“传统动能等于落后动能”等错误认识和实践中“唯高大上”的歧视性做法，高度重视并发挥好传统产业、传统动能在吸纳就业、稳定增长等方面的基础性作用。以国家标准为引领，并提供技术、资金和人才等要素支撑，切实推动传统产业增“智”添“绿”，挖好传统产业这座新质生产力“富矿”。新动能方面，聚焦堵点、卡点和关键点，加快研究制定新质生产力的顶层设计文件，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将我国打造成为全球新质生产力高地。重点深耕战略性新兴产业这个新质生产力“主战场”，以体制机制建设、产业生态构建为主要任务加速产业链系统突破、规模增长和竞争力提升；前瞻布局未来产业这个新质生产力“制高点”，谋划建设布局一批先导区，探索打通从源头创新到产业化链条上的堵点卡点。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通过政策倒逼、市场机制优胜劣汰、行业自律等多种手段，促进产业有序竞争和良性发展，推动重点领域产能合理调整。

针对企业经营中的关切诉求，加强政策支持和优化监管服务。总体上，要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抓住政府“有所为、有所不为”这个关键，着重解决企业经营中的关切诉求，切实让企业放心投资、安心经营、专心发展。“有所为”方面，不断建设法治经济、信用经济，完善市场规则并带头遵守规则，着力矫正市场失灵，规范竞争秩序，让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以提高政府效率节约企业办事成本，针对企业经营困难加大政策精准支持力度，全面提升服务企业质效，高水平建设人民满意的法治政府、创新政府、廉洁政府和服务型政府。“有所不为”方面，健全涉企收费长效监管机制和拖欠企业账款清偿法律法规体系，以化债为契机对已有拖欠账款建立台账、限时清零。防止对微观主体活动的不当干预、非法干预，开展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严肃查处和整治“远洋捕捞”等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大力推进执法规范化标准化建设，实现标准统一、尺度一致、程序规范，减少自由裁量空间，坚决防止粗暴执法、随意执法和趋利执法，为各类经营主体营造安全稳定的发展环境。

针对重点领域风险隐患，持续用力推进风险处置。总体上，要坚持在发展中化解风险，防止重点领域风险演变为系统性风险，强化粮食、能源资源等领域安全保障，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方面，2024年9月26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后，一系列房地产支持政策不断落地落实，地方政府化债方案逐步清晰，各类政策效应加快显现。下一步，要持续用力，在推动各项政策有效落地，有效化解房地产、地方债务、中小金融机构等重点领域风险的同时，强化制度建设和源头治理，切实维护经济金融安全。充分估计外部冲击带来的潜在影响，密切跟踪汇率、外贸等重点领域走势，加强预研预判并不断完善应对预案，避免内外部风险叠加共振，对经济金融体系稳定造成过度冲击，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保安全方面，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大力提升能源资源安全保障能力，全力确保重要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切实兜牢基层“三保”底线。加强气象灾害风险预判和应对，高度重视气候异常可能对农业生产、交通运输和用能用电等方面的影响，做好迎峰度夏、度冬工作。

以抓执行、抓落实为导向将政策效能转化为发展实绩

从决策部署到实现目标，还需要在执行层面下功夫。充分发挥好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切实破除政策“打架”“空转”和“好看不好用”等问题，提高政策整体效能，以“政策给力”引领“企业努力”，更好凝聚起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合力。

强化部门协同，提高政策整体效能。在制定落实政策过程中，广泛调研和听取意见建议，提高政策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完善部门间沟通和协商反馈机制，加强政策和改革开放举措、不同类型政策之间的协调配合，把经济政策和非经济性政策统一纳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统筹政策制定和执行全过程，打好“组合拳”。

充分调动基层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严格落实“三个区分开来”，鼓励和支持地方政府联系本地实际，切实把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统一起来，发挥好地方首创精神，创造性开展工作。把握好时度效，行动要快、措施要实。持续放大政府工作和政策效果，力争实现经济开门红，进一步引领社会预期升温和市场信心回暖。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确保我国经济航船乘风破浪、行稳致远

——学习《习近平经济文选》第一卷

经济工作是党治国理政的中心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深化对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经济思想。近日出版的《习近平经济文选》第一卷，精选精编收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经济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文稿74篇，真实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观大势、谋全局、干实事，成功驾驭我国经济发展大局的非凡历程和取得的显著成就，科学总结了新时代推动经济发展的宝贵实践经验，系统反映了习近平经济思想的丰富内涵、科学体系和原创性贡献。认真学习这部重要著作，对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科学应对重大风险挑战、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具有重要意义。

一、不断回答新时代经济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引领我国经济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世界经济和我国经济都面临许多新的重大课题，需要作出科学的理论回答。习近平总书记立足我国国情和发展实践，深入研究世界经济和我国经济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2017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明确提出并阐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即习近平经济思想），强调这一思想是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理论结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成果，是党和国家十分宝贵的精神财富，必须长期坚持、不断丰富发展。这部专题文选通篇贯穿着习近平总书记对我国经济建设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深邃思考和科学回答，完整呈现了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形成发展过程，深刻体现了理论源于实践、又用来指导实践的内在逻辑。

党的十八大以后，我国面临的国内外经济形势极其错综复杂，很多情况是改革开放以来没有碰到过的。从国际看，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持续蔓延，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国际贸易低迷，保护主义上升，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从国内看，经过长期努力，我国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二，但我国经济发展不少领域大而不强、全而不优，改革发展稳定面临不少深层次矛盾躲不开、绕不过。在风云变幻的世界经济大潮中，能不能驾驭好我国经济这艘大船，是对我们党的重大考验。

面对复杂形势，我们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经济形势应该怎么看、经济工作应该怎么干？必须作出科学判断、作出正确决策。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分析国内外发展大势，提出了一系列事关我国经济建设全局和长远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理念。这部专题文选收入的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大到党的十九大期间的重要文稿31篇，集中体现了这段时间内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发展历程。2012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2013年11月，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强调，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在2014年12月和2016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明确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强调这是做好经济工作的方法论。2015年10月，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提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一场深刻变革。2015年11月，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提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贯彻新发展理念、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实践中，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战略谋划和统一领导，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决端正发展观念、转变发展方式，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稳步推进农业现代化，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逐步健全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发展质量和效益不断提升，经济建设取得重大成就。

党的十九大以后，锚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目标，习近平经济思想在实践中不断发展。这部专题文选收入的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到党的二十大期间的重要文稿27篇，就是习近平经济思想不断发展的生动体现。2017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深刻阐述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重大变化和经济发展阶段的历史性变化，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2017年12月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重申这个重大判断，强调是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是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然要求，是遵循经济规律发展的必然要求。2020年4月在中央财经委会议上提出，要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有关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依法规范和引导我国资本健康发展、统筹发展和安全等重要内容在这一时期的文稿中也有完整呈现。实践中，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深入推进一系列具有全局性意义的区域重大战略，不断增强我国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

党的二十大以来，着眼于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这个中心任务，习近平经济思想继续丰富发展。这部专题文选收入的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至2024年12月期间的重要文稿16篇，就是这一历史过程的精彩呈现。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心任务，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系统阐述和全面部署。2023年在四川、黑龙江、浙江、广西等地考察调研时提出，要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2024年7月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上指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须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这个主题来展开。要更加注重系统集成，更加注重突出重点，更加注重改革实效，精准发力、协同发力、持续发力，坚决破除各种体制机制障碍，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激发和增强社会活力，有效防范化解前进道路上的重大风险挑战，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2024年12月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深化提出“一个最大共识、五个必须统筹”等规律性认识，为今后一个时期的经济工作提供思想引领。有关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等重要内容，在这一时期的文稿中也都有集中反映。实践中，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沉着应变、综合施策，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持续深化改革开放，有序有效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扎实有力保障民生，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

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引领下，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2024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近135万亿元，增速居世界主要经济体前列，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保持在30%左右，粮食产量突破1.4万亿斤并稳居世界首位，制造业规模稳居世界第一，建成世界最大的高速铁路网、高速公路网，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不断加强，一些关键核心技术实现突破，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我国经济实力实现历史性跃升。实践充分证明，新时代我国经济航船乘风破浪、行稳致远，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在于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

二、不断深化对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形成内涵丰富、逻辑严谨、系统完备的科学理论体系

习近平经济思想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开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当代中国、二十一世纪世界的最新理论成果。这部专题文选对习近平经济思想的丰富内涵、科学体系和重要原创性贡献作了充分反映。

深刻阐明我国经济发展的根本保证和根本立场。坚持党中央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是经济工作政治性、人民性的集中体现。习近平经济思想坚持用政治眼光观察和分析经济社会问题，从讲政治的高度思考和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创造性地提出坚持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重大理论观点，深刻阐明了社会主义条件下经济和政治高度统一的辩证关系，深刻阐明了新时代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主要任务和方针政策，深化了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很多特点和特征，但最本质的特征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党是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经济工作是中心工作，党的领导当然要在中心工作中得到充分体现。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是做好经济工作的根本保证，是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做好经济工作，必须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各级党委要加强对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领导，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推动经济发展、保持经济增长速度，根本还是要不断解决好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突出问题。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一点，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部署经济工作、制定经济政策、推动经济发展都要牢牢坚持这个根本立场。这些重要论述，体现在这部专题文选收入的《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等重要文稿中。

深刻阐明我国经济发展的使命任务和目标指向。习近平经济思想在深入总结丰富历史经验和新鲜实践经验基础上，提炼形成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深刻阐明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性质、中国特色、本质要求、重大原则、重大关系等重要观点，对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提出目标、作出规划、形成战略部署，使新时代新征程我国经济发展的目标任务更加清晰、更加科学、更加可感可行，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根本遵循。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一项伟大而艰巨的事业。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坚持发扬斗争精神。这些重要论述，体现在这部专题文选收入的《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任务》《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深入学习领会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等重要文稿中。

深刻阐明我国经济发展的理念原则和鲜明主题。理念是行动的先导。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把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和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以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实现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刻阐明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的理念原则和鲜明主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标志着我国进入了一个新发展阶段。进入新发展阶段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的大跨越，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是新时代我国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事关全局的系统性、深层次变革，是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的战略谋划。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动高质量发展是我们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要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国家安全是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重要基础，要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底线思维，统筹好发展和安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特别是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根本性任务；要坚持把防控风险作为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坚持统筹金融开放和安全，以更高水平风险防控保障更高水平金融开放。这些重要论述，体现在这部专题文选收入的《以新的发展理念引领发展》《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正确认识和把握我国发展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等重要文稿中。

深刻阐明我国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和重大举措。习近平经济思想既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经济发展怎么看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又深刻阐明了新时代经济发展怎么干等一系列重大实践问题，为做好新时代经济工作明确了战略部署和重大举措。关于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仍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主要任务是完善有利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质生产力已经在实践中形成并展示出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支撑力。新质生产力的显著特点是创新，既包括技术和业态模式层面的创新，也包括管理和制度层面的创新。必须继续做好创新这篇大文章，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要深化经济体制、科技体制等改革，着力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创新生产要素配置方式，让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顺畅流动，不断为经济社会发展增动力、添活力。关于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要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不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维护多元稳定的国际经济格局和经贸关系，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空间。要深化“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迎接共建“一带一路”更高质量、更高水平的新发展，推动实现世界各国的现代化。关于建设以实体经济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发展格局以现代化产业体系为基础，经济循环畅通需要各产业有序链接、高效畅通。要继续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推动短板产业补链、优势产业延链，传统产业升链、新兴产业建链，增强产业发展的接续性和竞争力；支持企业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促进内外产业深度融合，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关于部署实施重大发展战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推动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促进中部地区加快崛起，鼓励东部地区加快推进现代化。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高标准、高质量建设雄安新区。推进新型城镇化，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乡村振兴战略等一系列重大战略，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战略支撑。这些战略部署和重大举措，体现在《准确把握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新形势下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思路和举措》《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什么是新质生产力，如何发展新质生产力》《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作支撑》等重要文稿中。

习近平经济思想深刻回答了我国经济发展的时代之问、人民之问、历史之问，是对新时代经济发展实践作出的系统理论概括，是我们党不懈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形成的宝贵思想结晶，标志着我们党对我国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开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为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贡献了中国智慧。

三、坚持和运用做好经济工作的科学方法，为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方法论指引

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我们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总钥匙”。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不仅要有正确思想和政策，而且要有正确工作策略和方法。习近平经济思想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科学世界观方法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创造性提出一系列科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既讲是什么、为什么，又讲怎么看、怎么办，既部署“过河”的任务，又指导解决“桥或船”的问题，具有鲜明的科学性、人民性、时代性、实践性、开放性，为新时代做好经济工作提供了方法论指引。这部专题文选收入的文稿，集中体现和反映了习近平经济思想蕴含的科学方法论。

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始终强调并长期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是我们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也是做好经济工作的方法论。“稳”和“进”是辩证统一的，要作为一个整体来把握。稳是大局和基础，进是方向和动力。要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中稳和进的关系，该稳的要稳住，该进的要进取，既反对消极应付、不思进取，又反对冲动蛮干、急于求成，不能把长期目标短期化、系统目标碎片化，不能把持久战打成突击战，也不能把攻坚战打成消耗战。实践中，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面对外部压力加大、内部困难增多的复杂严峻形势，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沉着应变、综合施策，把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在稳住阵脚、稳住基本态势中不断解决问题、不断前进。

树立系统思维，坚持系统观念。系统观念是具有基础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只有用普遍联系的、全面系统的、发展变化的观点观察事物，才能把握事物发展规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统筹兼顾、系统谋划、整体推进，正确处理好一系列重大关系。要善于通过历史看现实、透过现象看本质，把握好全局和局部、当前和长远、宏观和微观、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特殊和一般的关系，不断提高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能力。要坚持系统观念，处理好经济和社会、政府和市场、效率和公平、活力和秩序、发展和安全等重大关系，加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整体性推进。要从系统论出发优化经济治理方式，统筹兼顾、综合平衡，突出重点、带动全局，在多重目标中寻求动态平衡，不断提高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实践中，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深化对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强调必须统筹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总供给和总需求、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做优增量和盘活存量、提升质量和做大总量这五对重要关系。“五个必须统筹”贯穿了系统观念，既各有侧重，又相辅相成，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统一于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是新的时代条件和发展任务对经济工作提出的必然要求。

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目标是奋斗方向，问题是时代声音。在推进改革发展进程中，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适应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所需，顺应人民群众期待和社会预期，奔着问题去，既立足当下又着眼长远。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从来都是为了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新的历史起点上，要坚持问题导向，更加精准地贯彻新发展理念，切实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推动高质量发展。实践中，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抓大事、谋长远，勇于突破创新，敢于突进深水区，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围绕解决现代化建设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着力健全制度、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实施了一系列重大发展战略，已经并将继续对我国经济发展变革产生深远影响。

保持战略定力，坚定不移做好自己的事情。当今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我们将面对更多逆风逆水的外部环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持定力，增强信心，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情，是我们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的关键。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要求我们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坚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保持政治定力，坚定走自己的路，不断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不断为我们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来打下更加坚实的基础。实践中，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都保持历史耐心和战略定力，坚定不移做好自己的事情，谋定而后动，厚积而薄发，在不断战胜风险挑战中爬坡过坎，推动我国经济迎来更加光明的发展前景。

以钉钉子精神抓落实。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只有干在实处，才能走在前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有“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一张蓝图干到底，以钉钉子精神，脚踏实地抓成效，积小胜为大胜。实践中，我们之所以能够在各方面取得突出成绩，关键就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言必信、行必果，坚持以钉钉子精神抓部署、抓落实、抓督查，不获全胜决不收兵。这部专题文选中反映的党和人民披荆斩棘、栉风沐雨打赢脱贫攻坚人民战争的伟大史诗，就是以钉钉子精神抓落实的生动体现。新征程上，我们要树立正确政绩观，滴水穿石，久久为功，坚决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坚持为基层、企业减负，让干部群众的精力真正花在干实事上，确保党中央关于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伟大时代孕育伟大思想，伟大思想引领伟大征程。习近平经济思想具有广阔时代背景、深厚理论渊源和坚实实践基础，蕴含着宏阔的历史视野、坚定的文化自信、深远的战略考量，是立足国情、造福人民、放眼世界、引领未来的科学理论，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经济工作指明了正确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我们要结合学习《习近平经济文选》第一卷，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经济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高质量完成“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打牢基础，以更加坚定的决心和信心共同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原理性贡献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指引我国文化建设和影响世界文明发展的原创性理论，凝聚着一系列关于文化建设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蕴含着深刻的原理性贡献。

具有引领性的文化领导权原理，揭示文化的领导权归属问题，凸显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习近平文化思想在继承马克思主义文化领导权理论的基础上，创造性阐发坚持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将掌握思想领导视为掌握一切领导的基础，并将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以制度形式加以确立，提出党领导文化建设、进行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根本原则和具体举措等，逐步形成具有标识性和引领性的文化领导权理论，系统回答了在新时代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的科学内涵、重大意义以及具体举措，构成习近平文化思想中根本性、核心性的原理。

具有动力性的文化主体性原理，在坚持群众史观的基础上克服唯心史观的局限，高扬广大人民的文化建设主体地位，赋予文化自信以强大支撑。作为动力性要素，文化主体性原理揭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发展的内在动能。文化主体性原理重点强调人民群众在文化创造中的主体地位与作用，构成对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的继承性创新。习近平文化思想创造性地解答了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群众基石、历史生成和实践巩固等问题，在坚持“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的过程中，充分彰显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

具有整合性的共同价值原理，超越资本主义虚伪性的“普世价值”，契合全人类共同利益并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可，彰显出普遍性和世界性意义。习近平文化思想立足全人类视野，创造性地提出了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集成性创新。全人类共同价值原理作为习近平文化思想这一原创性理论体系的整合性原理，以对普遍性与特殊性辩证关系原理的深刻把握，彰显出习近平总书记审视人类整体命运的总体视野和推动世界文明发展进步的高远战略，在理论特质和现实运用层面，超越了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体系的狭隘性，以既遵循本民族发展要求又契合全人类共同利益的中国方案赢得了国际社会普遍认可。

具有发展性的文明更新原理，阐明人类文明相互结合、交流互鉴的可能性及必然性，以“两个结合”指明不同民族国家文明发展以及世界文明可持续性发展的根本路径。习近平文化思想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和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实践，对推动中华文明繁荣兴盛与促进世界文明更新进步贡献了原理性智慧。具有发展性的文明更新原理系统回应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如何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基础上推动文明更新、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时代课题，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从不同文明中寻求智慧、汲取营养，勾画人类文明美好前景的世界眼光和使命担当。

牢牢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  加快建设教育强国

教育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之基。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四届三次会议的民盟、民进、教育界委员时，强调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深刻阐述了新时代新征程教育的先导性、基础性支撑作用；强调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必须坚持正确办学方向”，“是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教育作为国之大计、党之大计，确立到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的奋斗目标。2024年9月9日至10日，全国教育大会在北京召开，对新时代新征程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动员部署，习近平总书记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凸显了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以下简称“三大属性”），强调我们要建成的教育强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强国，应当具有强大的思政引领力、人才竞争力、科技支撑力、民生保障力、社会协同力、国际影响力（以下简称“六大特质”），科学回答了“为什么要建设教育强国，建设什么样的教育强国，怎样建设教育强国”这个时代命题，为建设教育强国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以下简称《纲要》），强调要全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三大属性”，聚焦教育强国“六大特质”，全面构建固本铸魂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自强卓越的高等教育体系、产教融合的职业教育体系、泛在可及的终身教育体系、创新牵引的科技支撑体系、素质精良的教师队伍体系和开放互鉴的国际合作体系（以下简称“八大体系”），对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全面系统部署。

在面向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的宏伟蓝图中，“三大属性”是根基。这一教育性质理论，在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中一以贯之，与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一脉相承，植根于当代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实践的丰厚土壤。教育的政治属性，突出强调了教育的方向性要求；教育的人民属性，突出强调了教育的价值追求；教育的战略属性，突出强调了教育的功能发挥。这三大属性中，政治属性是首要，人民属性是根本，战略属性是关键。它们虽各有侧重，但不是相互割裂的，而是相互联系、彼此支撑、内在统一的，需要辩证地、全面地、系统地认识和理解，并在实践中统筹把握好。

牢牢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建国君民，教学为先。”教育具有上层建筑的特征，与政治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就为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提出“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的办学要求。在1978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同志指出：“学校应该永远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教育的政治属性，强调：“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看，任何国家、任何社会，其维护政治统治、维系社会稳定的基本途径无一不是通过教育。”

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是教育的根本问题，是教育政治属性的突出体现，是建设教育强国的核心课题。我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就决定了我们的教育必须把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作为根本任务，培养一代又一代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立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奋斗终身的有用人才。正像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没有哪一项事业像教育这样影响甚至决定着接班人问题，影响甚至决定着国家长治久安，影响甚至决定着民族复兴和国家崛起。从这个意义上说，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

政治属性体现我国教育的根本方向。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中，坚持党对教育事业的全面领导、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坚持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等集中体现着教育的政治属性。它们又相互联系，最终体现在党的教育方针和培养目标上。我们建设教育强国的目的，就是培养一代又一代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培养一代又一代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可堪大用、能担重任的栋梁之才，确保党的事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后继有人。牢牢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就要更加突出从国家利益的大政治上看教育，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坚定不移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从实践看，尤其是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全面实施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

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全面构建固本铸魂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加快构建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核心内容的课程教材体系，推进党的创新理论最新成果进教材，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改革创新。打造一批“大思政课”品牌，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高质量教材，在上好思政课这一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关键课程的同时，实现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有机结合、德育学科和学科德育协同育人。拓展实践育人和网络育人空间和阵地，提升社会协同力，探索课上课下协同、校内校外一体、线上线下融合的育人机制，实现全员育人、全过程育人、全方位育人。将新时代伟大变革成功案例及其蕴含的道理学理哲理融入学校思想政治教育，让学生用脚步丈量祖国大地、用眼睛发现中国精神、用耳朵倾听人民呼声、用内心感应时代脉搏，从而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确保广大学生始终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社会主义，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信心，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切实提升思政引领力。

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健康成长。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健全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实施学生体质强健计划、推进学校美育浸润行动、实施劳动习惯养成计划，加快补齐体育、美育、劳动教育短板。培养学生社会责任感和创新精神，让学生肩上有责、眼中有光、心中有爱、脚下有力，提升学生动手实践能力、解决复杂问题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推进素质教育深入实施。

实施教育家精神铸魂强师行动。把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作为建设教育强国最重要的基础工作来抓，健全中国特色教师教育体系，忠诚党的教育事业，推动教育家精神融入教师培养培训全过程，贯穿课堂教学、科学研究、社会实践各环节，建设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培养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四有”好老师，做学生锤炼品格的引路人、学习知识的引路人、创新思维的引路人、奉献祖国的引路人。

牢牢把握教育的人民属性，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彰显了我们党人民至上的价值追求。我们把教育事业称为“党和人民的教育事业”，把广大教师称为“人民教师”，把教师中的杰出代表称为“人民教育家”，就是教育人民属性的生动体现。

1950年，毛泽东同志在《人民教育》创刊号上题词：“恢复和发展人民教育是当前重要任务之一”。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期盼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2012年11月15日，党的十八届一中全会后习近平总书记与中外记者见面时讲的这番话，一口气谈到“两个期盼”“十个更”，排在第一位的都是教育。这体现着习近平总书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也为我们更加深刻认识教育的人民属性提供根本遵循。

人民属性体现我国教育的价值追求。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是我们党执政为民在教育中的具体体现和生动实践，也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群众史观在教育领域的具体体现，体现了目的、标准与主体的统一，体现了本体论、价值论与方法论的统一，即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教育发展为了人民，教育发展依靠人民，教育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即坚持党的群众路线，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牢牢把握教育的人民属性，就要更加突出从经济社会发展的大民生上抓教育，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人民至上，坚定不移促进教育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最广大人民群众。从实践看，尤其是要紧紧抓住教育这一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推进教育公平，把提高质量作为紧迫任务，从“有学上”进而到“上好学”，着力提升老百姓的教育获得感，切实提升民生保障力。

提高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健全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基础教育资源统筹调配机制，建立基础教育各学段学龄人口变化监测预警制度，优化中小学和幼儿园布局。建立“市县结合”的基础教育管理体制，因地制宜打通使用各学段教育资源，加强跨学段动态调整和余缺调配。夯实基础教育基点，深入实施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工程，加强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落实和完善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扶持政策，深入实施县域普通高中振兴计划，加强特殊群体教育、帮扶和关爱，逐步缩小区域、城乡、校际、群体教育差距，促进学前教育优质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普通高中优质特色、特殊教育优质融合发展，形成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提升教育公共服务普惠性、可及性和便捷性。探索逐步扩大免费教育范围，探索设立一批以科学教育为特色的普通高中，办好综合高中。持续做好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教育人才“组团式”帮扶工作。

为每个孩子提供适合的教育。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在着力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教育体系的同时，要努力形成以学习者为中心、支撑个性化和创造性学习的人才培养新体制新机制新模式。基础教育既要夯实学生的知识基础，也要激发学生崇尚科学、探索未知的兴趣，培养其探索性、创新性思维品质。要在全社会树立科学的人才观、成才观、教育观，加快扭转教育功利化倾向，统筹推进“双减”和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形成健康的教育环境和生态。要以教育评价改革为牵引，让指挥棒指向素质教育，并统筹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改革，形成人才成长的“立交桥”。

建设学习型社会。构建以资历框架为基础、以学分银行为平台、以学习成果认证为重点的终身学习制度，形成泛在可及的终身教育体系，提升终身学习公共服务水平。加强教育资源共享和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建设学习型城市、学习型社区，建好国家数字大学、国家老年大学，建设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学习型社会。

牢牢把握教育的战略属性，支撑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教育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重要基石，是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业。从世界强国兴起更替历史看，16世纪以来，全球先后形成意大利、英国、法国、德国和美国5个科学和人才中心，教育与之具有内在一致性，越来越成为国家强盛的“密码”和最为宝贵的财富。

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教育的战略属性和战略地位。在1985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同志就指出：“忽视教育的领导者，是缺乏远见的、不成熟的领导者，就领导不了现代化建设。各级领导要像抓好经济工作那样抓好教育工作。”1995年，我国首次提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2002年，首次提出实施人才强国战略；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将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统筹安排部署；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二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建设教育强国，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先导，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支撑，是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有效途径，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2024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强调“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

战略属性体现我国教育的基础地位。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中，坚持优先发展教育事业、坚持把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教育的重要使命等，集中体现着教育的战略属性。牢牢把握教育的战略属性，就要更加突出从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的大战略上办教育，坚持战略引领、支撑发展，坚定不移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从实践看，尤其是要跳出教育看教育、立足全局看教育、着眼长远看教育，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将建设教育强国作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先导任务、坚实基础和战略支撑，从战略全局谋划和发展教育，提升我国教育的人才竞争力、科技支撑力和国际影响力。

打造战略引领力量。实施高等教育综合改革试点，按照研究型、应用型、技能型等基本办学定位，区分综合性、特色化基本方向，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引导高校在不同领域不同赛道发挥优势、办出特色，全面构建自强卓越的高等教育体系。加快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大学和优势学科，聚焦优势学科适度扩大“双一流”建设范围，建立科技发展、国家战略需求牵引的学科设置调整机制和人才培养模式。深化博士研究生教育改革，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博士研究生教育。

培育壮大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发挥高校教育科技人才结合点的独特优势，深化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强化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国家基础研究主力军和重大科技突破策源地作用，提高基础研究组织化程度。实施基础学科和交叉学科突破计划，全面构建创新牵引的科技支撑体系，在提升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能力上下功夫，持续产出重大原创性、颠覆性科技成果，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上作贡献，有力支撑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以大任务引领学科发展新方向、人才培养新模式，建立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相互支撑、带动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机制。

培养各级各类人才。面向中小学生实施科学素养培育“沃土计划”，面向具有创新潜质的高中学生实施“脱颖计划”。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效。致力于塑造强大的人才自主培养能力，培养壮大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坚持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培养造就更多大师、战略科学家、一流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青年科技人才、卓越工程师、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优化人才成长政策环境，形成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良好生态。

建设重要教育中心。深入推进教育对外开放，统筹“引进来”和“走出去”，全面构建开放互鉴的国际合作体系，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重要教育中心。加强“留学中国”品牌和能力建设，提升全球人才培养和集聚能力，扩大国际学术交流和教育科研合作，积极参与全球教育治理，为全球教育事业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扩大中外青少年教育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文明互鉴，服务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新征程上，我们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牢牢坚持“三大属性”，胸怀“国之大者”，扎实实施《纲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落实，以百年树人的战略眼光、百舸争流的奋斗姿态，将“三大属性”的根本要求体现到提升“六大特质”、全面构建“八大体系”的过程中，转化为加快推进教育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生动实践。

新时代党的作风建设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

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近日召开会议指出，党中央决定，自2025年全国两会后至7月在全党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制定和落实中央八项规定，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抓党的作风建设的突破口。八项规定一子落地，作风建设满盘皆活。新征程上，我们必须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论述，深刻领会新时代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扎实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进一步增强在新征程上持续推进党的作风建设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作风保证。

历史逻辑：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突破口和重要标志

党的十八大之前，我们面对的形势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取得显著成效，为我们继续前进奠定了坚实基础、创造了良好条件、提供了重要保障。但同时，由于一度出现管党不力、治党不严问题，一系列长期积累及新出现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亟待解决。党内存在不少对坚持党的领导认识模糊、行动乏力问题，存在不少落实党的领导弱化、虚化、淡化问题，有些党员、干部政治信仰发生动摇，一些地方和部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屡禁不止，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较为严重，一些贪腐问题触目惊心等。当时，党内和社会上不少人对党和国家前途忧心忡忡。面对这些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打铁必须自身硬，将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作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鲜明主题，开启了百年大党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新征程。

全面从严治党是一项系统性工程。面对党内存在的种种问题和弊端，该从哪儿抓起？如何解决“老虎吃天不知从哪儿下口”的问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经过深思熟虑，决定抓党的建设从抓党的作风建设切入起步，抓党的作风建设从制定落实中央八项规定这个小切口开局破题，解决了新形势下党的建设从哪儿抓起、抓什么、怎么抓的问题。

2012年12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了《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即中央八项规定。中央八项规定，短短600多字，却内涵丰富，从调查研究、会议活动、文件简报、出访活动、警卫工作、新闻报道、文稿发表、勤俭节约等8个方面对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立下规矩，不搞四平八稳，不喊空洞口号，直面现实问题，提出具体要求。之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抓住党的作风建设这条主线，坚持以上率下、一以贯之、步步深入，坚持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经常抓、深入抓、持久抓，持之以恒正风肃纪，以钉钉子精神纠治“四风”，坚决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坚决整治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推动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向纵深发展。2017年10月27日，党的十九大闭幕第3天，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审议《中共中央政治局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的实施细则》，对贯彻执行中央八项规定、推进作风建设作出进一步规范、细化和完善。党的十九大之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针对新情况新问题，继续一以贯之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把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着力为基层减负作为作风建设的重要任务，推进党的作风建设不松劲、不停步、再出发。2022年10月25日，党的二十大闭幕第3天，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重要议程之一仍然是审议《中共中央政治局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实施细则》。党的二十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坚持不懈推进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贯彻落实，驰而不息推进党的作风建设，推动百年大党在自我革命中不断焕发蓬勃生机。

作风建设必须纠树结合，不仅要整饬歪风邪气，而且要树立新风正气，以好的作风振奋精神、激发斗志、树立形象、赢得民心。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破立并举、激浊扬清，着眼于以优良党风带动社风民风，大力弘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发挥优秀党员干部、道德模范的作用，把家风建设作为领导干部作风建设重要内容，弘扬真善美、抑制假恶丑，营造崇德向善、见贤思齐的社会氛围，推动社会风气明显好转。经过持续努力，刹住了一些长期没有刹住的歪风，纠治了一些多年未除的顽瘴痼疾，带动了作风整体转变，使得遵守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反对“四风”逐步成为广大党员干部的一种行为习惯，继而由行为习惯内化为思想自觉，以作风建设新气象赢得了人民群众信任拥护。

总体上看，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历史进程中，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是浓墨重彩的一笔，是重要突破口，也是标志性举措。八项规定已经成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推进党的自身建设的一张“金色名片”。2024年国家统计局调查显示，94.9%的受访群众对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贯彻落实成效表示肯定。八项规定这张“金色名片”，越擦越亮。国内外舆论纷纷感叹：八项规定，已经深刻改变中国，仍将继续改变中国。

理论逻辑：作风问题关乎人心向背，关乎党的生死存亡，关乎党和国家事业兴衰成败

党的作风是党的形象，是观察党群干群关系、人心向背的晴雨表。执政党如果不注重作风建设，听任不正之风侵蚀党的肌体，就有失去民心、丧失政权的危险。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之所以突出加强党的作风建设，从根本上说，是由我们党的性质宗旨和所担负的使命任务决定的。

从党的性质宗旨看，作风问题核心是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关乎人心向背。我们党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密切联系群众，是党的性质和宗旨的体现，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也是党发展壮大的重要原因；能否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决定着党的事业的成败。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不但要有强大的真理力量，而且要有强大的人格力量；真理力量集中体现为我们党的正确理论，人格力量集中体现为我们党的优良作风。在革命、建设、改革长期实践中，我们党始终要求全党同志坚持光荣传统、发扬优良作风，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为党和人民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提供了重要保障。党的全部历史铸就一条铁律：密切联系群众是党的最大政治优势，任何时候都不能削弱和丢掉这个优势。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党“用延安作风打败西安作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党牢记“两个务必”，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我们党强调“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必须抓紧搞，永远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执政党的党风关系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核心问题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最大危险就是脱离群众。新时代以来，我们党之所以要突出纠治“四风”，是因为不良作风像一座无形的墙把党和人民群众隔开，使我们党失去根基、失去血脉、失去力量；“四风”问题违背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是群众深恶痛绝、反映最强烈的问题，是党内存在的脱离群众的现象和问题的集中表现，是损害党群干群关系的重要根源。

从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看，作风问题是党内存在的各种问题的集中表现和外在表征，关乎党的形象。党内存在的各种问题，从内在根本来说，都有其思想政治根源；而从外在表征来说，也都必然在作风上得到集中体现。正所谓“肝风内动”“血虚生风”。党的作风建设与党的各项建设密切相关。抓党的作风建设，表面上抓的是小问题，但以小见大，从小事抓起往往能够逐步触及深层次根本性问题。作风问题的解决，不仅从直观上重塑党的形象、密切党群关系，而且也会为解决党内存在的深层次问题创造更好的条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抓中央八项规定贯彻落实，看起来是小事，但体现的是一种精神。中央八项规定都抓不好、坚持不下去，还搞什么十八项规定、二十八项规定？抓“四风”要首先把中央八项规定抓好，抓党的建设要从“四风”抓起。办好一件事后再办第二件事，让大家感到我们是能办成事的，而且是认真办事的。这样才能取信于民、取信于全党。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以作风建设为突破口，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正风肃纪反腐相贯通，由表及里、步步深化，管出习惯、化风成俗，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向纵深推进，不断取得新的显著成效。

从党面临的形势任务看，党的优良作风是党团结人民、凝聚人心、矢志奋斗的动力之源，关乎党和国家事业兴衰成败。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任务。这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任务艰巨，使命光荣。同时，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来自外部的打压遏制随时可能升级，我国改革发展稳定面临不少深层次矛盾躲不开、绕不过，党的建设特别是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面临不少顽固性、多发性问题，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能否以优良的作风凝聚人心、凝聚力量、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奋斗至关重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风险越大、挑战越多、任务越重，越要加强党的作风建设，以好的作风振奋精神、激发斗志、树立形象、赢得民心。我们必须牢记团结奋斗是中国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的必由之路，持续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密切党群干群关系，以优良作风把全国各族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凝聚起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磅礴力量。

实践逻辑：锲而不舍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不断将作风建设引向深入

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内容，是新时代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等。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强调，制定实施中央八项规定，是我们党在新时代的徙木立信之举，必须常抓不懈、久久为功，直至真正化风成俗，以优良党风引领社风民风。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强调要深入开展党性党风党纪教育，传承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激发共产党员崇高理想追求，把以权谋私、贪污腐败看成是极大的耻辱。在二十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上强调深入推进风腐同查同治；指出，要始终坚持零容忍，把中央八项规定作为铁规矩、硬杠杠，严肃查处顶风违纪、隐形变异的“四风”问题，督促党员、干部坚决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树牢正确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

新征程上，我们要紧扣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聚焦突出问题，持之以恒正风肃纪，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以钉钉子精神纠治“四风”，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以作风建设新成效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强保障。

必须从讲政治的高度来审视。作风问题特别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是目前党内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是阻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的大敌。它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难以贯彻，使群众热切期待落空，使党的执政基础受到侵蚀。同时，有些“四风”问题和“七个有之”交织勾连。因此，对于作风问题必须从政治上看、从政治上抓。深入推进党的作风建设，必须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从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来审视。要进一步提高政治判断力，深刻认识作风问题的实质、根源和危害；进一步提高政治领悟力，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论述的精神实质、核心要义；进一步提高政治执行力，扎实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推进党的作风建设的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

必须从思想上固本培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信念是本，作风是形，本正而形聚，本不正则形必散。作风问题本质上是党性问题。作风反映的是形象和素质，体现的是党性，起决定作用的也是党性。改进作风不能简单就事论事，要举一反三，见人见事见思想，透过作风看党性，在解决作风问题的基础上解决好党性问题。深入推进党的作风建设，必须坚持标本兼治、返璞归真、固本培元，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引导全党牢记党的宗旨，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必须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转化为坚定理想信念、锤炼党性修养、加强道德养成的强大力量。

必须从组织上落实责任、以上率下。加强党的作风建设，从主观上说必须强化党性修养，坚持防微杜渐；从客观上说必须落实“两个责任”，坚持以上率下。严管就是厚爱，对干部严格管理是对干部真正负责。各级党组织要履行主体责任，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切实履行监督责任，坚定不移纠“四风”、树新风。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要把自己摆进去，带头响应党中央号召，切实解决作风上存在的突出问题，一级带着一级干，一级做给一级看，自觉发挥示范带头作用。

必须突出问题导向靶向治疗。深入推进党的作风建设要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相统一，既全面检视、整体推进，又突出重点、靶向治疗。要紧盯作风问题新动向新表现，拿出有效管用的整治措施，对享乐奢靡歪风露头就打，对隐形变异新动向时刻防范。要把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为重要任务，着重解决工作不实问题，解决在人民群众利益上不维护、不作为问题，督促领导干部树立正确政绩观。要紧盯突出问题一抓到底，把基层的“痛点”作为整治的“靶点”，让基层干部从繁文缛节、文山会海、迎来送往中解脱出来，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抓落实。要持续精简规范会议文件和各类创建示范、评比达标、节庆展会论坛活动，严格控制面向基层的督查、检查、考核总量，提高调研质量，下大气力解决过频过繁问题。要加大力度整治“政绩工程”“形象工程”“面子工程”，持续深化整治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不正之风。

必须坚持风腐同查同治。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相互交织，是现阶段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要着力解决的突出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互为表里、同根同源。不正之风滋生掩藏腐败，腐败行为助长加剧不正之风、甚至催生新的作风问题。从近年来查办的“四风”问题和腐败案件来看，由风及腐、风腐一体现象较为突出。深入推进党的作风建设必须健全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同查同治机制，着力推动正风反腐一体深化，以“同查”严惩风腐交织问题，以“同治”铲除风腐共性根源，以“查”、“治”贯通阻断风腐演变，以大数据信息化赋能正风反腐，不断提升作风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治理效能。

必须强化纪律保障。习近平总书记鲜明指出，党性、党风、党纪是有机整体，党性是根本，党风是表现，党纪是保障。深入推进党的作风建设必须始终坚持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抓早抓小、防微杜渐，一个毛病一个毛病纠治，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突破，一年接着一年坚守。要准确运用“四种形态”，强化日常管理监督，发现问题及时谈话函询、提醒纠正，让广大党员干部真切感受到严管就是厚爱、治病为了救人，更加严格地要求自己，修炼党性、锤炼作风。

必须健全制度机制。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深入推进党的作风建设，关键是要在抓常、抓细、抓长上下功夫，着力健全制度机制。要把握作风建设地区性、行业性、阶段性特点，抓住普遍发生、反复出现的问题深化整治，将正风肃纪反腐与深化改革、完善制度、促进治理贯通起来，不断取得更多制度性成果和更大治理效能。要突出针对性和实效性，着眼务实管用，健全防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制度机制，健全为基层减负长效机制，健全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同查同治机制。要增强制度权威性和执行力，防止“破窗效应”。要认真总结党的作风建设实践经验，及时把比较成熟、普遍适用的经验提炼上升为制度规章，实现制度与时俱进，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

“具身智能”为什么能

宇树科技的人形机器人登上春晚，众擎机器人的人形机器人实现全球首例前空翻，优必选数十台工业人形机器人实现全球首例多场景多任务协同实训……开年以来，作为AI进军物理世界的强大载体，具身智能产业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机制，培育生物制造、量子科技、具身智能、6G等未来产业。“具身智能”这一概念首次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标志着人工智能发展将迈上新台阶，具身智能风口已至。

具身智能究竟是什么

早在1950年，人工智能先驱、被称为“AI之父”的英国计算机科学家图灵在论文《计算机器与智能》中首次提出“具身智能”这一概念。顾名思义，具身智能是将人工智能融入机器人等物理实体，赋予其像人一样感知、学习以及与环境动态交互的能力。通俗地说，传统人工智能像一个只会思考的“大脑”，只通过屏幕和键盘与世界互动；而具身智能像一个有身体的“大脑”，可以用眼睛看、耳朵听、手去摸、脚去走，就像人类一样。从离身智能到具身智能，机器人将比以往表现得更“聪明”。

具身智能的显著特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与环境实时互动。通过传感器和执行器实时感知并响应环境变化，能够根据环境变化动态调整行为。二是适应性和自主学习能力强。通过与环境的互动持续学习，无需大量预训练数据，能够根据新环境或任务调整策略。三是多模态感知和执行复杂性任务。结合视觉、听觉、触觉等多种感知方式，理解更复杂的环境信息，通过多模态数据更好地执行任务、感知人类行为，确保协作安全。四是执行需要物理操作的任务。如抓取、搬运等，也可以在不同任务间灵活切换处理多种任务。具身智能通过实时互动、多模态感知和自主学习，在动态环境中表现出更强的适应性和执行任务能力，特别适合需要物理操作和复杂环境交互的应用场景。

具身智能将如何改变生活

具身智能结合了人工智能、机器人技术、传感器技术和实时计算等前沿科技，使智能体能够在复杂环境中自主感知、决策和行动，这种技术集成不仅极大提升了传统生产力，还催生了全新的生产和服务模式。比如工厂中忙碌的工业机器人，还有无人配送、智能家居、低空经济、自动驾驶等，都是具身智能技术大展身手的缩影。

具身智能代表了新质生产力发展方向，将成为引领人工智能发展浪潮的新风口。具身智能实现人机协同，将人类从重复性、危险性或高强度的劳动中解放出来，使人类能够专注于更具创造性和战略性的工作，这种生产力的解放正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目标。具身智能通过实时感知和决策，优化资源的使用并减少浪费，推动绿色生产和可持续发展，这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高效、环保、可持续”理念高度契合。具身智能通过技术创新、资源优化、数据驱动等，推动了生产力在质量、效率和创新方面的飞跃，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新的动能。

广东将迎来发展新机遇

作为工业大省，广东发展具身智能有着独特优势。广东机器人产业“家底”雄厚。2024年，广东全省工业机器人产量达24万台，连续5年居全国第一，同比增长31.2%，占全国的40%以上。如今广东已成为国内最大的智能机器人产业集聚区。3D视觉系统、伺服驱动器、传感器……机器人产业链的关键环节，都可以在广东找到解决方案。广东有华为、腾讯等企业做的大模型，也有云天励飞、奥比中光、速腾聚创等上游企业，还有优必选、越疆等机器人整机企业，更有比亚迪、富士康等大规模的应用场景，整个产业链完整。从算力到技术，从产业链供应链到可验证的应用场景，产业链的协同效应是广东发展具身智能最大的底气。

今年1月，广东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培育生物制造、量子科技、具身智能、6G等未来产业，打造国家新型工业化示范区，争创国家未来产业先导区。今年2月发布的《广东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2025年行动计划》提出，大力发展人形机器人等具身智能机器人，加快突破机器脑、机器肢、机器体和关键核心部件，积极推动智能机器人应用场景创新，高标准建设省具身智能机器人创新中心。一系列政策举措，将为具身智能发展按下“加速键”。未来，“广东造”工业机器人搭上AI大模型的东风，将掀起一场具身智能领域的“广东浪潮”。

技术突破和伦理先行并重

具身智能作为未来产业布局蓄势待发，发展前景引人瞩目。推动具身智能场景化落地、加快产业化布局，需要基础研究支撑，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要发展高精度传感器技术用于环境感知，提升实时计算和处理能力，支持智能体快速决策和行动；研发深度学习、强化学习等算法，增强具身智能的场景适配性；加快建设6G、物联网等基础设施，构建强大的数据存储、计算系统以及高效的资源管理系统；政府部门要在资金投入、税收优惠、研发补贴等方面提供政策支持，建立统一的技术标准和规范，完善法律法规，推动具身智能相关行业健康发展。

发展具身智能不仅需要技术突破，还需要伦理先行，以确保具身智能发展的安全性、公平性和可持续性。要在技术设计、数据隐私、算法公平、人机协作、责任归属、公众参与等多方面进行全面设计，明确具身智能发展的伦理原则，对其进行伦理风险评估，在数据采集、存储和使用过程中严格遵守原则。只有在伦理框架规范下，具身智能才能真正实现安全、可靠和可持续发展，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积极力量。

发挥政策合力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

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是一个系统性工程，相应的扶持激励政策涉及科技创新等很多方面，必须坚持系统观念，强化系统集成，形成政策合力，提升整体效果。

新质生产力所需的政策支撑，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支持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的政策。作为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载体，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是新经济增长点的来源，也是世界各国都在努力抢占的产业制高点。目前，一些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尚面临技术不成熟与市场不成熟的双重制约，需政策措施的引导扶持，以突破自然状态下发展缓慢甚至停滞的状态。

二是支持科技创新的政策。科技创新涵盖基础研究、应用研究等全链条，既包括与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息息相关的前沿交叉技术及与部分传统产业升级发展紧密相连的关键核心技术，也包括传统产业中的外围技术创新、工艺创新等。这个领域的政策主要以提高创新主体积极性、促进其加大创新投入和提升科技创新能力为目标，除了创新补贴、税收优惠等激励政策外，还包括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科技成果转化、产学研合作等方面的政策措施。

三是支持教育发展与人才培养的政策。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发展，离不开各层次的科技人才，既包括科学家、技术研发人员、工程师、技术工人等，也包括企业家，需要教育体系培养出足够数量、具备相应才能的各类人才。整体来看，我国各级学校特别是高等院校还需在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等方面进行一系列改革。同时，需建立一套包括人才队伍培养、人才有序流动、人才评价激励等内容在内的系统化人才政策体系，以利于各类人才积极性与创造性的发挥。

一些相关政策也直接或间接对新质生产力培育发展形成影响。例如，在金融政策方面，多样化融资渠道是支撑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必要条件，特别是耐心资本对于未来产业从萌芽、发展到成熟至关重要。又如，高水平开放政策有利于更好利用国外市场与资源，助力我国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发展。

由于各项政策的实施分散于不同主体，如果没有进行系统集成，那么多项政策就难以形成合力。特别是在政策体系规模较大的情况下，部分政策可能会成为短板而拖累整个系统效率的提升，甚至不同政策之间会出现“打架”状况，影响政策体系的整体效果。因此，要实现政策效果最大化，就必须紧盯新质生产力持续、快速、健康发展这一核心目标，强化政策系统集成。

从长期来看，政策系统集成能够为新质生产力在动态变化环境中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技术创新是不断突破和发展的，与之相对应，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也是一个动态、持续的过程，产业与技术构成、内部要素结构、发展条件等不断演变。例如，目前的未来产业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成熟，逐步步入新兴产业、一般性产业阶段，在此过程中，相关政策内容可能会有所改变。又如，随着我国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将得到更好体现，政府发挥作用的范围、力度需要与市场机制更好协调，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相关政策也会发生动态变化。因此，只有在较长时期内坚持政策系统集成，且保持更广视野，才能保证政策始终保持在一个系统性框架内，进而保证系统效率始终处于较高水平。

从更宏观的层面看，政策系统集成有利于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世界经济发展史表明，科技创新特别是关键核心技术、前沿交叉技术能力提升且长期保持在较高水平，是决定一国经济增长速度与质量的关键所在。一些发展中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直接原因便是无法集成技术创新质的跨越所需要的支撑体系，难以实现以创新驱动替代要素驱动。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在支持未来产业和新兴产业发展、促进技术创新方面，不断强化政策集成、促进政策形成合力，必然会使这一优势产生乘数效应，加速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发展。

强化政策系统集成，应注重横向集成，并在政策实施过程中动态地进行集成。不同领域、不同部门制定的政策，需要在横向上予以协同，保证各项政策之间方向一致、彼此支撑、有效协作，发挥出最大潜力。

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具备不同特点，其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环节、制约条件各不相同，发展的相应政策也有较大差异。这就需将内容各异、侧重点不同的相关政策予以系统集成，既体现出不同产业、不同领域的政策差异性与针对性，又将纷繁复杂的政策统一在一个政策系统之内，共同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发展。

随着时间推移及经济不断发展，还应及时根据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具体状况及内外部环境的变动趋势，与时俱进调整政策体系，在动态中保证不同政策能够彼此配合。特别要注意新政策与旧政策之间的有效衔接，防止新旧政策衔接对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及宏观经济产生负面影响。

在政策实施过程中，不同部门对政策方向、内容把握会有差异，特别是在经济发展出现波动以及外部环境发生变化时，有些部门对政策实施的内容、力度会发生改变，甚至出现为了短期利益而偏离既定目标的现象，从而导致政策实施效果无法达到最优。在这种情况下，应系统协调不同部门的政策实施，形成整体效应。

彰显思想伟力 推动文明互鉴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国际传播的实践与启示

自2014年10月在法兰克福国际书展举行首发式以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已出版4卷、42个语种，海外发行覆盖18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全球近1700家重要图书馆上架借阅，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和高度赞誉，成为当今世界翻译出版语种最多、覆盖范围最广、影响力最大的领袖著作之一，是国际社会读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读懂中国共产党、读懂新时代中国、读懂中国式现代化的权威读本和重要文献。10余年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的出版发行在国际社会引起中国思想理论的传播热潮，每一场海外宣介交流活动都得到海外各界积极响应和踊跃参与。经过不懈努力，《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国际传播开辟了系统宣介阐释党的创新理论和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方略的新境界，为在新征程上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提供了新经验。

展现强大真理力量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思想精深、影响深远，彰显广泛吸引力和强大感召力，根本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充分展现了大党大国领袖既植根中国又胸怀天下的博大情怀，全面系统展示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的深邃思考和科学回答。

解码中国之治，引领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谈治国理政》集中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脉络和重要内容，已出版的第一至四卷共75个专题379篇讲话、谈话、演讲、致辞、指示、贺信等，紧紧围绕“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等重大时代课题展开，从不同角度全面展现党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体系、核心要义、实践要求，为各国政要、学者和普通民众等提供了一个集中观察新时代中国和中华文明、了解中国式现代化经验的鲜活窗口。随着中国之治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关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已成为海外各界观察中国、研究中国的首选权威读本。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亲自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乌兹别克文版撰写前言，并在本国试点推广中国减贫经验。肯尼亚时任总统肯雅塔看了斯瓦希里语版本表示：“我受益很多。”柬埔寨时任首相洪森建议柬埔寨政府官员、学者和学生们认真研读《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从中汲取经验。2024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智利总统博里奇专门随身携带西班牙文版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并请习近平主席在著作上签名。各国读者纷纷循着书中指引的方向认识中国、理解中国。

回应国际关切，指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正确方向。当今时代，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发展处于关键十字路口。面对和平安全、可持续发展、环境与气候变化、互联网和人工智能治理等全人类共同挑战，国际社会期待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以对人类共同命运的高度关切和深刻思考，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提供了新的智慧启迪，占据了国际道义制高点，在全球读者中引发强烈共鸣。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海外宣介交流活动和“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等重要国际会议的现场，供参与者取阅的外文版著作常常很快被一抢而空，各国嘉宾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重大理念给予高度赞赏。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在其专著《福田康夫看中国：东方智慧与世界和平》中，高度赞同习近平主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主张。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共建和平世界的新模式，将为世界秩序的演变提供一个全新思路。上合组织前秘书长诺罗夫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在诸多国家都成为畅销书的原因在于“书中所阐述的关于国家和全球治理的观点都反映了对人类共同价值观的普遍追求”。吉尔吉斯斯坦前总统热恩别科夫表示，习近平主席是当代和未来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家之一，《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能够成为吉政治家、官员以及所有读者的宝贵财富。

彰显文化底蕴，展现文明交流互鉴全新气象。作为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扎根中华文化沃土、彰显中华文明包容性，倡导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包容共存，让中华文明同各国人民创造的多彩文明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精神指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充分展示了中华文明的鲜明特质和治理智慧，彰显了中华文明的开放胸怀，表达了中华文明与各国文明共同进步的美好期待，是对“文明优越论”的全面超越，引起国际社会积极反响。巴基斯坦前总理谢里夫指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不仅是一本政治著作，还展现了中国人民的生活、梦想和价值观念。多国知名出版机构主动联系，希望出版这部著作的当地语言文版，以满足本国读者了解新时代中国、了解中华文明的热烈需求。

积淀宝贵传播经验

翻译出版和宣传推介《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是引领新时代国际传播工作的重大工程。多语种翻译、出版发行、立体宣介等全链条各环节遵循国际传播规律，坚持以我为主，坚持守正创新，贴近国外读者，突出效果导向，成为新时代国际传播的金字品牌，为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积累了宝贵经验。

坚持融通中外，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将《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中的重大思想理念作为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的核心思想资源，坚持以我为主、准确传神、融通中外，做好中国话语的对外翻译转化。《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多语种翻译团队汇集了中外40多个国家的高水平翻译专家和权威审定稿专家，以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态度，确保译文既精准传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要义，又充分体现习近平主席的语言风格，让各国读者领略到习近平主席的思想魅力和领袖风范。国外读者和译界专家普遍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译文准确传神、易读易懂。吉尔吉斯斯坦前总统奥通巴耶娃表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吉尔吉斯文版内容生动有趣、易于阅读，寓意深刻、富有灵魂，雄辩地呈现了领导者的权威、领导者的高度。

坚持精准有效，搭建覆盖全球的出版发行网络。面对国际社会广泛需求，建立自主翻译出版与国际合作翻译出版并行的出版发行工作模式，充分激活海外本土翻译出版发行力量，提升翻译出版效率和发行触达水平。目前，已与近40个国家的知名出版机构开展当地语种的翻译出版，形成行之有效的国际合作翻译出版新模式，同时带动了中国主题图书国际合作翻译出版工作。经过10余年深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已进入全球500余家主流书店和50余家海外主流线上平台，并通过40多个国际知名书展进行重点展示和销售，形成有效触达海外读者的广泛渠道。以国家图书馆、大学图书馆、公共图书馆为重点，推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入藏和上架借阅，为满足海外读者的阅读和研究需求提供有力保障。积极探索数字出版发行，已在部分地区落地推广数字阅读器，进一步丰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海外发行有效途径。

坚持综合发力，建立多元立体的宣传推介格局。围绕重大活动、重要事件精心策划，在37个国家举办近50场高规格首发式、研讨会、读者会等宣介活动，意大利、阿尔巴尼亚、尼泊尔、蒙古国等国家的政要出席相关活动，在对象国产生广泛社会影响。发挥综合传播优势，建立一体化、全链条工作机制，用好对外出版、媒体传播、人文交流、智库研究等各方面传播资源，形成多元立体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国际宣介格局。推动中外智库结合著作深入开展联合研究和学术交流，在海外当代中国问题研究中发挥积极引导作用。与国内各领域各地方建立协作机制，生动展现各领域各地方践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取得的丰硕成果，讲好新时代中国故事，推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国际传播效能全面提升。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全球出版发行引领新时代国际传播取得历史性成就。在承担《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多语种版出版发行重大任务的过程中，中国外文局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学习和认识不断深化，深刻感受到这一重要思想的国际关注度越来越高、国际影响力越来越强，国际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的认同日益广泛。做好国际传播工作，必须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始终坚持将对外宣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国际传播工作的首要任务，更加充分、更加鲜明地展现中国故事及其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为国际社会读懂中国提供理论指引。始终坚持将面向海外、连接世界作为国际传播的理念遵循，拓展世界眼光和国际视野，在传播主题、传播内容上不断贴近中国实际、贴近国际关切、贴近国外受众，展现中国与世界交融发展的大画卷。始终坚持将准确传神、融通中外作为国际传播的话语追求，加强国家翻译能力建设，更好发挥翻译促进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作用，增进中国和世界各国的交流沟通。始终坚持将多渠道、立体式对外传播格局作为国际传播的重要支撑，加强协同协作，广泛汇聚国内外各方面合力，让中国声音、中国理论、中国思想传播得更广、更远、更深。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系统谋划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蓝图，作出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的重大部署。更加高质高效做好《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国际传播工作，必须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系统总结和坚持10余年来的好做法好经验，与时俱进改革创新。坚持精益求精，坚持最高标准、最高质量、最高水平，进一步提高编译能力，创新宣传推介方式，拓展传播渠道和覆盖范围，全心全力打造新时代领袖著作翻译出版典范，全面提升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国际传播效能，推动国际社会更好认识我们党、我们国家和我们的新时代。

深刻理解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一项伟大创造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民主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始终不渝坚持的重要理念。10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几千年封建社会历史、近代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家探索建立并不断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不仅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而且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这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追求民主、发展民主、实现民主的伟大创造，是党不断推进中国民主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实践创新的经验结晶，是对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重要贡献，也是对人类进步事业和人类政治文明的重要贡献。

全过程人民民主这一原创性概念标识性概念的提出，是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对人民民主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积累的宝贵经验作出的科学总结和在新时代的新的伟大实践作出的高度理论概括，清晰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民主观，集中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和特点优势，有力彰显了我们党在新征程上以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自信和底气。我们要从历史发展、理论脉络、实践效果、国际比较的广阔视角来深刻理解全过程人民民主，更好把握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在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中为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继续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作出新贡献。

从历史发展看，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追求民主、发展民主、实现民主的伟大创造

建立什么样的国家制度，是近代以来遭遇国家将倾、民族将亡深重危机的中国人民面临的一个历史性课题。为了救亡图存，各种救国方案轮番出台，但君主立宪制、议会制、总统制等效仿西方政治制度的一系列尝试都以失败告终。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五四运动的爆发，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让中国的先进分子对民主有了更加深刻的思考和认知。

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这个开天辟地的大事变，点亮了中国民主之光，开启了探索中国民主道路的崭新篇章。土地革命时期，我们党就在中央苏区建立工农民主专政，创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开始了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建设的初步探索。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按照“三三制”原则，探索建立以陕甘宁边区政府为代表的抗日民主政权。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我们党领导人民终于彻底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亿万中国人民从此成为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人。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为建立和巩固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政权进行了不懈努力。我们党领导人民制定和颁布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确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架构、经济基础、法律原则、制度框架基本确立并不断发展。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我们党领导人民坚定不移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巩固和发展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进一步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民主发展的政治制度保障和社会物质基础更加坚实。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立足新的历史方位，深刻把握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的新变化，积极回应人民对民主的新要求新期盼，深刻吸取古今中外治乱兴衰的经验教训，全面总结中国民主发展取得的显著成就，团结带领人民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全面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广泛开展，人民当家作主更为扎实，基层民主活力增强，爱国统一战线巩固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得到更好发挥，激发和凝聚了中国人民奋斗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全过程人民民主在中华大地展现出勃勃生机和强大生命力，中国人民的民主自信更加坚定，中国的民主之路越走越宽广。

从理论脉络看，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生动诠释“两个结合”精髓要义、充分体现独立自主自立自强的伟大创造

民主是多样的，实现民主的道路并非只有一条。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选择什么样的民主发展道路至关重要。中国共产党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者和践行者，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在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这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认识，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也是我们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必然选择。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走出来的。马克思主义是人民的理论，始终强调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中国共产党把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作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本质要求，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的、现实的、发展的实际相结合，始终立足人口多、基础弱、底子薄的基本国情，正确把握民主与发展的关系，始终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以民主促进国家发展、在国家发展基础上推进民主，不离开发展空谈民主；始终准确把握中国所处的历史阶段，紧密结合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推进民主，积极稳妥、稳中求进，不好高骛远，不急于求成，不犯颠覆性错误；始终坚持问题导向，不断发现问题、善于解决问题，每解决一个问题就把民主建设向前推进一步，不断推动民主制度体系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全过程人民民主之所以真实、广泛、有效，就是因为它是从中国的社会土壤中生长起来的，是贯穿着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创新典范。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从5000多年中华文明中走出来的。中华民族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政治文明。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六合同风、四海一家的大一统传统，德主刑辅、以德化人的德治主张，民贵君轻、政在养民的民本思想，等贵贱均贫富、损有余补不足的平等观念，法不阿贵、绳不挠曲的正义追求等，都为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提供了丰富思想资源。比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与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天下共治理念、共议协商的施政传统、“兼容并包、求同存异”的政治智慧都有深刻关联；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体现民本思想的同时，又顺应了向内凝聚、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发展大趋势，承继了九州共贯、六合同风、四海一家的中国文化大一统传统；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也闪烁着“以和为贵”“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基层社会治理的传统智慧。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孕育于中华文明沃土的民主形态，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中华5000多年文明宝库进行全面挖掘，用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富有生命力的优秀因子并赋予新的时代内涵的创新典范。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我们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一样？为什么能够生机勃勃、充满活力？关键就在于中国特色。中国特色的关键就在于‘两个结合’。”全过程人民民主经由“两个结合”不断推进真理本土化，充分彰显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生动诠释了马克思主义民主政治理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彼此契合、互相成就的“化学反应”，凝聚起具有中国特色的更为强大的民主精神、民主价值、民主力量。

从实际效果看，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具有完整的制度程序和参与实践，展现出广泛充分、真实具体、有效管用显著优势的伟大创造

民主不是装饰品，不是用来做摆设的，必须落实到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之中，必须能够被用来解决人民需要解决的问题。

全过程人民民主必须依靠制度的力量来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经过长期努力，我国已经形成包括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等在内的全面、广泛、有机衔接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体系。我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坚持民主和专政有机统一，既强调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保证人民依法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又充分履行专政职能，保护国家和人民利益。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五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均由民主选举产生，具有广泛代表性的人大代表充分听取和反映人民呼声，人民的所思所盼融入国家发展顶层设计、人民的意见建议纳入重大方针政策。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以会议协商、约谈协商、书面协商等形式，就国家和地方重大政策和重要事务进行协商，做到有事多商量、遇事多商量、做事多商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从制度和政策层面保障少数民族公民享有平等自由权利以及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实现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实行以村民自治制度、居民自治制度和职工代表大会制度为主要内容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人民群众在基层党组织的领导和支持下，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有效防止了人民形式上有权、实际上无权的现象。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不断促进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和谐，最大限度凝聚起中华民族一切智慧和力量。这些制度程序形成了全面、广泛、有机衔接的制度体系，构建了多样、畅通、有序的民主渠道，实现了过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人民民主和国家意志相统一，有效保证了人民当家作主。

一个制度好不好，要看它的实践效果，要看人民群众是否满意。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体系展现出强大生命力和显著优越性，究其根源，是因为它依靠完整的参与实践始终与人民紧密相连，深深扎根于人民之中，把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结合起来，把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贯通起来，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通过民主选举，人民选出代表自己意愿的人来掌握并行使权力，是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体现。比如，2021年全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陆续展开，10亿多选民一人一票，以直接选举方式产生了262万多名县乡两级人大代表。通过民主协商，人民在以选举、投票行使民主权利的同时，在重大决策前和决策过程中进行充分协商，尽可能就共同性问题取得一致意见，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比如，在各领域各层级，不断拓展提案、会议、座谈、论证、听证、评估、咨询、网络、民意调查等多种途径和方式，提升协商的广泛性和针对性。通过民主决策，让来自基层的声音更加顺畅地到达各级决策层，群众意见更加科学地转化为党和政府的重大决策。比如，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在全国各地设立45个基层立法联系点，带动省、市两级人大设立基层立法联系点7300多个，成为听得见“民声”、看得见“民意”的民主“驿站”。通过民主管理，人民广泛参与到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管理中，参与到城乡社区、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的民主管理中，切实发挥主体作用。比如，从“小院议事厅”到“板凳民主”，从线下“圆桌会”到线上“议事群”，中国人民在火热的基层生活中，摸索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充满烟火气的民主形式。通过民主监督，保证人民的民主权利不因选举结束而中断，保证权力运用得到有效制约。比如，受中共中央委托，各民主党派深度参与脱贫攻坚民主监督工作，向对口省区各级党委和政府提出意见建议，向中共中央、国务院报送各类报告，开辟了多党合作服务国家中心工作的新领域，为打赢脱贫攻坚战作出重要贡献。

完整的制度程序和完整的参与实践，使全过程人民民主从价值理念有效转化为扎根中国大地的制度形态、治理机制和人民生活方式。人民当家作主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在党治国理政的政策措施上，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在党和国家机关各个方面各个层级工作上，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在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工作上，避免了少数利益集团绑架民意甚至撕裂社会、多党恶性竞争、选举时漫天许诺而选举后无人过问等西方民主弊端，有效保证国家政治生活既充满活力又安定有序，有力凝聚起全社会的广泛共识、汇聚起全国各族人民的智慧和力量。

从国际比较看，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为丰富和发展人类政治文明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的伟大创造

民主是人类社会历经千百年探索形成的政治形态，在人类发展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民主不会千篇一律，更不能搞“唯我独尊”。20世纪以来，在波涛汹涌的民主化大潮中，有的国家停滞不前，有的国家陷入动荡，有的国家分崩离析。一些国家的民主化出现挫折甚至危机，并非民主本身之错，而是民主实践出现了偏差。特别是个别国家以自己的尺度评判他国，甚至通过“颜色革命”、使用武力迫使他国照搬自己的政治制度、民主模式，这就不是民主实践，而是反民主的。

作为幅员辽阔、历史悠久、情况复杂、现代化任务十分艰巨的大国，中国的民主经历了选择、探索、实践与发展的艰辛历程。围绕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我们基于本国国情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努力实现民主发展与政治稳定、社会进步的良性互动。我们注重吸收借鉴人类政治文明一切有益成果，但绝不照抄照搬别国民主模式；欢迎一切有益的建议和善意的批评，但绝不接受“教师爷”般颐指气使的说教；不寻求输出中国的“民主模式”，也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企图改变中国的制度模式。中国的民主正阔步走在一条自己走出来的康庄大道上，中国也坚定支持各国自主选择本国的民主发展道路，反对外部势力以“民主”为借口干涉他国内政。

全过程人民民主，既有着鲜明的中国特色，也体现了全人类对民主的共同追求。中国民主的成功实践表明，民主是历史的、具体的、发展的。评价一个国家政治制度是不是民主的、有效的，主要看全体人民能否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人民群众能否畅通表达利益要求，社会各方面能否有效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国家决策能否实现科学化、民主化，各方面人才能否通过公平竞争进入国家领导和管理体系，执政党能否依照宪法法律规定实现对国家事务的领导，权力运用能否得到有效制约和监督。中国民主的成功实践还表明，一个国家民主不民主，关键在于是不是真正做到了人民当家作主，要看人民有没有投票权，更要看人民有没有广泛参与权；要看人民在选举过程中得到了什么口头许诺，更要看选举后这些承诺实现了多少；要看制度和法律规定了什么样的政治程序和政治规则，更要看这些制度和法律是不是真正得到了执行；要看权力运行规则和程序是否民主，更要看权力是否真正受到人民监督和制约。

当世界人民对西方“民主灯塔”祛魅之时，神州大地上生机勃勃的全过程人民民主以及基于成功实践得出的全面、真实、开放的民主评价标准，科学回答了“民主之问”、廓清了“民主迷思”，丰富了民主理论与实践，为世界和平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

“乘风好去，长空万里，直下看山河。”民主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取得历史性成就，但面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要求，还需要不断发展完善。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最根本的是要在党的领导下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做好。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把“聚焦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七个聚焦”之一，凸显了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对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意义。我们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健全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体系，坚持和完善我国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重要政治制度，丰富各层级民主形式，把人民当家作主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各方面，以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凝聚起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磅礴力量，紧紧依靠人民创造新的历史伟业。

勇当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排头兵

注重思想理论建设是我们党攻坚克难、开创伟业的重要保证。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是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基础工程、战略工程，20年来始终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推出了一大批高质量研究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对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坚持‘两个结合’，扎根中国大地、赓续中华文脉、厚植学术根基，深入研究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实践中的重大问题，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培养高素质理论人才，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作出更大贡献”。作为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重要平台,马克思主义学院一直将学习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作为立院之本、强院之基，并在长期建设中积累形成了系列成果和丰富经验。新征程上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导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马克思主义学院理应成为排头兵。

做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的排头兵。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在伟大实践和伟大变革中形成的理论结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成果，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内容丰富，论述精深，甫一提出，理论界就广泛开展了研究阐释。马克思主义学院是研究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力军，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一方面需要马克思主义学院不断增加研究定力，磨炼写作笔力，强化思考功力，着力推动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研究往深里走、往实里走；另一方面需要马克思主义学院以更加真诚开放的态度，更加及时可行的举措，积极优化学科布局，主动完善学科平台，努力聚合优质资源，牵头组建优势团队，以马克思主义学科群的力量，展开有组织、跨学科、协同式的研究阐释，以“集体攻关”而不是“单兵作战”、以“头脑风暴”而不是“闭门造车”的方式不断提高研究阐释的系统性和精深度。

做增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宣传针对性、实效性的排头兵。赢得青年，才能赢得未来。增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宣传针对性、实效性，至关重要的任务就是让广大青年学生自觉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坚定地与之同频共振、同向而行。目前，全国高校都已开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课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讲深讲透讲活这门课程，就是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好的宣传。马克思主义学院和广大思政课教师是讲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课的主力军，着力讲深讲透讲活该课程，要大力促使“在马姓马、在马言马、在马研马”成为学院教师队伍自觉遵循的信条，学院教师队伍在教学与科研方面“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以教学启发科研，以科研反哺教学，不仅致力于成为优秀的理论讲解员，还致力于成为卓越的理论研究员；主动探索“开门办思政课”，汇聚校内外优质师资，组成专题教学团队，让“事得其人，人尽其才”，并且通过“集体磨课”与“示范说课”，努力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课打造成为名师领衔、高度专业、堂堂精彩、学生喜爱的“思政第一课”。

做培养宣传研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高素质理论人才的排头兵。马克思主义学院始终肩负着培养宣传研究党的创新理论人才的重任。中共中央办公厅2021年印发的《关于加强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的意见》提出，着力打造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教学、研究宣传和人才培养的坚强阵地。宣传研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任，要由政治立场坚定、基础知识扎实、理论嗅觉敏锐、熟知宣传规律、清楚研究规范的高素质理论人才承担。虽然其他相关院系和学科也可以培养这方面的人才，但是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及中共党史党建学科无疑具有更明确的责任和更明显的优势。马克思主义学院可以通过优化专业设置、优化培养方案、优化课程体系、优化生源结构等方式，实现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宣传研究人才的本硕博一体化高质量培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引领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思想旗帜、精神旗帜，学习研究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根本任务。马克思主义学院在扎实而富有创新地学习研究宣传党的创新理论过程中，取得了系列突出成绩，实现了自身的长足发展，是当之无愧的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排头兵，在新时代新征程中大有可为。

要了解实际，就要掌握调查研究这个基本功

——深入理解和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调查研究的重要论述

2012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把“改进调查研究”摆在第一位；2023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案》……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调查研究工作，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深刻阐释了什么是调查研究、为什么要重视调查研究、怎样做好调查研究等重要问题，把我们党对调查研究的认识提升到新高度，为全党大兴调查研究、做好各项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

当前，我国发展面临新的战略机遇、新的战略任务、新的战略阶段、新的战略要求、新的战略环境，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入理解和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调查研究的重要论述，切实弄清楚人民群众的急难愁盼，弄清楚基层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坚持干字当头，有针对性地加以研究和解决，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注入强劲动力。

调查研究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贯彻党的思想路线和群众路线的内在要求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关于什么是调查研究，习近平总书记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从党的思想路线和群众路线的层面，深刻阐明了调查研究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党的思想路线的辩证统一。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基层代表座谈会上深刻论述了我们党对调查研究的重视：“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的重要内容，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就强调‘共产党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只有实事求是，才能完成确定的任务’，认为调查研究的方法‘第一是眼睛向下，不要只是昂首望天’，‘第二是开调查会’。”2021年9月，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了解实际，就要掌握调查研究这个基本功。”党的思想路线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这是用中国化的话语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精辟概括，也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集中体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践的观点、生活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在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中使主观与客观相符合，离不开对客观实际的深入调查和系统研究。党员干部要认识到，之所以说调查研究是了解实际、做好各项工作的基本功，正是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运用于实际工作而得出的客观结论，彰显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党的思想路线辩证统一。

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和党的群众路线的内在融通。沧桑几度路漫漫，风雨如磐水迢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开展调查研究就是走群众路线”“不论过去、现在和将来，我们都要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把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群众路线是党的性质宗旨的集中体现，也是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的具体呈现。正是通过调查研究这座桥梁，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和党的群众路线的内在融通。党的思想路线指明了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过程，而这一过程必须经由“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才能实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党的理论是来自人民、为了人民、造福人民的理论，人民的创造性实践是理论创新的不竭源泉。”党员干部要认识到，只有通过深入群众的调查研究，真正把群众面临的问题发现出来，把群众的意见反映上来，把群众创造的经验总结出来，才会获得正确反映客观规律的认识，才能制定出符合客观规律的科学决策；也只有使这种认识和科学决策为人民群众所掌握，才能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从而实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目的。

推进党的理论创新和加强党的理论武装的有机联系。理论是实践的产物，实践是理论的源泉。党的理论创新是一个从实践到认识、从物质到精神的辩证运动过程，而党的理论武装是一个从认识到实践、从精神到物质的辩证运动过程，二者有机联系、相得益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正是在新时代的伟大实践中应运而生的。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对关系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深邃思考和科学判断，创造性提出了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刻回答了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大力弘扬调查研究的优良传统，“使调研的过程成为加深对党的创新理论领悟的过程，成为保持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过程，成为推动事业发展的过程”，就能更深刻掌握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最新成果的立场观点方法、科学思想体系，增进对党的创新理论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加强党的理论武装同样离不开调查研究，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目的在于指导实践。党员干部要认识到，只有把握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不断调查新情况、研究新形势、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探索新规律，才能使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成为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

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是做好各项工作的基本功

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习近平总书记从历史长河、时代大潮、全球风云中总结调查研究经验做法、探究发展方向，就为什么要重视调查研究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以全新视野深化了我们党对调查研究规律的认识和把握。

基于经验做法提出“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了解历史才能看得远，理解历史才能走得远。回顾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史，什么时候全党重视调查研究，党和人民事业就顺利发展；什么时候轻视或忽视调查研究，党和人民事业就会遭到挫折、遭受损失。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是我们党百余年历史经验的总结，更是新时代实践经验的升华。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考察时指出：“20多年来，通过持之以恒实施‘八八战略’，浙江实现了从资源小省到经济大省、从环境‘压力山大’到建设美丽浙江、从率先实现总体小康到实现高水平全面小康的历史性飞跃，也为全国作出了示范。”鉴往而知来，温故而知新。习近平同志到温州、台州等地反复调研，提出再造浙江体制机制新优势的一系列举措；到杭州、宁波调研，抓住城镇化进程中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关系，着力探讨如何加快构建具有较强辐射力和凝聚力的大城市；到湖州、嘉兴、绍兴调研，提出以上海为中心，加快融入长三角区域经济发展步伐，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八八战略”。一以贯之重视调查研究，坚实的足迹里浸润着真理的伟力、奋进的力量。习近平同志曾扛着自行车蹚过滹沱河，在河两岸走村串户访民情，推动河北正定摘下“高产穷县”帽子，走上发展“半城郊型”经济之路；曾走遍闽东9县察实情，在艰难跋涉中感知百姓疾苦，提出“弱鸟先飞”理念。在福州，正是2/3以上的时间都在基层调查研究、思考酝酿，才有了“3820”战略工程；在上海，深入走访街道、乡村、企业、学校、“两新”组织等，推进各项工作开创新局面。

着眼时代使命指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更没有决策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面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这一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习近平总书记着眼时代使命，指出“正确的决策离不开调查研究，正确的贯彻落实同样也离不开调查研究”，强调“要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为全党树立了光辉典范。2012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改革开放的前沿广东，提出“我们要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在调研中思索，在思索中调研，中国波澜壮阔的改革由局部探索、破冰突围到系统集成、全面深化，一路走来，步履坚实。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我提出精准扶贫战略，就是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习近平总书记先后7次主持召开中央扶贫工作座谈会，50多次深入基层调研扶贫工作，走遍了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打赢了脱贫攻坚战；党的二十大报告正是听民意、汇民智、聚民心的结晶，习近平总书记先后主持召开5场座谈会，党内外各方面的许多意见建议都得到了采纳。新时代采取的一系列战略性举措，推进的一系列变革性实践，实现的一系列突破性进展，取得的一系列标志性成果，都凝结着习近平总书记一次又一次调查研究付出的心血和获得的智慧。

立足责任担当强调“调查研究是做好工作的基本功”。什么是基本功？对领导干部和年轻干部，习近平总书记都提出过明确要求，“要教育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提高辩证思维、系统思维能力，带着问题深入调查研究，善于透过现象看本质，提高把握问题实质、把握矛盾规律的能力”。知识和经验犹如雄鹰之双翼，只有经风雨、见世面，才能飞得更高、飞得更远，年轻干部“一定要学会调查研究，在调查研究中提高工作本领”。为什么要提高基本功？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国内外形势极为复杂多变，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加强学习和调查研究是提高经济工作能力和水平的重要途径”，强调“现在，经济形势变化很快，我们不熟悉、不知道的事情很多，要做好工作，就要深入调研、加强分析、加强学习、提高本领”，要求“我们要重视调查研究，注重加强战略谋划，提高观大势、定大局、谋大事的能力，提高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的领导能力”。怎样练就基本功？耳闻之不如目见之，目见之不如足践之。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提出：“调查研究多了，基层跑遍、跑深、跑透了，我们的本领就会大起来”。

坚持调查研究是我们党做好工作的传家宝，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调查研究是我们党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和获得真理的方法论。胸怀“国之大者”、心系民之关切，习近平总书记就怎样做好调查研究，既部署“过河”的任务，又指导解决“桥或船”的问题，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明确了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结合。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必须坚持问题导向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提高调查研究能力，坚持问题导向，深入实际摸清真实情况，集合众智提出解决办法，努力使对策建议有的放矢、切中要害”，强调“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得以深化”。回顾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的改革历程，我国的改革把解决实际问题作为调查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结合，奔着问题去、盯着问题改，取得了历史性伟大成就。改革开放没有完成时，只有进行时，前进道路上的问题只能通过深化改革来解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直面问题。强化问题意识，突出问题导向，围绕发展所需，顺应民心所向，着力解决制约高质量发展的堵点问题、影响社会公平正义的热点问题、民生方面的难点问题、党的建设的突出问题、各领域的风险问题，增强改革的针对性、实效性。”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绘就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新蓝图，必须瞄准宏伟目标，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落实。只有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结合，深入基层、深入一线开展高质量的调查研究，把问题的表现形式、形成原因和危害性等搞清楚，辨明哪些是思想观念方面的问题、哪些是体制机制的问题、哪些是能力不足的问题，才能找准改革的发力点和突破口，有的放矢推出有效举措，在解决问题中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坚持优良作风和科学方法相促进。“一语不能践，万卷徒空虚。”衡量调查研究搞得好不好，关键要看调查研究的实效，看调研成果的运用，看能不能把问题解决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拜人民为师，向人民学习，放下架子、扑下身子，接地气、通下情，‘身入’更要‘心至’”，强调“抓住老百姓最急最忧最怨的问题，解决好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并把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同反对“四风”结合起来，提出“不能搞到工作成绩突出的地方调研多、到情况复杂和矛盾突出的地方调研少的‘嫌贫爱富’式调研”，也“不能搞作秀式调研、盆景式调研、蜻蜓点水式调研”，要“切实把调研成果转化为解决问题、改进工作的实际举措，防止调查多研究少、情况多分析少，提出的对策建议大而化之、空洞抽象、不解决实际问题”。优良作风和科学方法犹如车之双轮、鸟之两翼，两者相互联系、相互促进。调查研究包括调查和研究两个环节，习近平总书记要求调查环节善于抓住典型，强调“既到工作局面好和先进的地方去总结经验，又到群众意见多的地方去，到工作做得差的地方去，到困难较多、情况复杂、矛盾尖锐的地方去调查研究”；研究环节善于把握规律，指出“要更加注重对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分析和预判，完善决策机制，注重发挥智库和专业研究机构作用，提高科学决策能力，确保制定的重大战略、出台的重要政策措施符合客观规律”。深入学习贯彻《关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案》，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就要坚持优良作风和科学方法相促进，拥抱更美好的智能时代，运用人工智能等技术，增强调查研究的科学性和实效性。

坚持常态化和制度化相协调。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调查研究也永无止境，常态化制度化是保障调查研究经常性和有效性开展的基础。2011年11月，习近平同志要求各级领导干部“不论阅历多么丰富，不论从事哪一方面工作，都应始终坚持和不断加强调查研究”。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更是对调查研究常态化制度化提出了明确要求。党章党规党纪也对调查研究作出了具体规定。比如，《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认真调查研究，能够把党的方针、政策同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相结合，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讲实话，办实事，求实效”。再如，《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规定：“坚持领导干部调查研究、定期接待群众来访、同干部群众谈心、群众满意度测评等制度。”木受绳则直，金就砺则利。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持续精简规范会议文件和各类创建示范、评比达标、节庆展会论坛活动，严格控制面向基层的督查、检查、考核总量，提高调研质量，下大气力解决过频过繁问题。”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关键在真抓，靠的是严管。坚持常态化和制度化相协调，在具体实践中不断完善调查研究制度，切实抓好贯彻落实，不断提高调研质量，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制度保障。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近日，党中央决定自2025年全国两会后至7月在全党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亲自谋划确定学习教育主题，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为开展学习教育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同深入理解和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调查研究的重要论述结合起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以高质量的调查研究成果为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作出新贡献。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方式、保障和优势：从民主集中制视域的分析

全过程人民民主和民主集中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鲜明标示，是熠熠生辉的双子星座，二者共同推动着我国民主政治的高质量发展。从民主集中制的视域分析，民主集中制为全过程人民民主发展提供了切合的方式、构成了根本的保障、确立了独特的优势；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发展必须遵循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和制度规范，才能得以科学、合理、顺畅地运行。

◆民主集中制为全过程人民民主提供切合的方式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坚持党的领导，通过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五个环节、步骤，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显然，全过程人民民主有着丰富的内涵实质，需要为其提供恰当切合的方式，才能充分地表达、展现出来。这个切合的方式，就是民主集中制。

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和领导制度，要坚持党对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领导，党就要执行好民主集中制。党自身必须充分开展党内民主，实行集中统一领导，才能为人民民主做出表率，带动人民民主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贯彻民主集中制，创新和改进领导方式，提高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能力，调动各方面积极性。”这阐明了，贯彻运用民主集中制，是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引领全过程人民民主发展的核心与关键。

民主集中制在实践运行中，先后经历“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两大过程，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五个环节、步骤，也必须按照民主集中制的两大过程进行实施、运作。具体地说：民主选举从提名、确定候选人，到选民投票选举产生当选人；民主协商从充分发扬民主、倾听大家声音，到经过广泛民主讨论、达成多数人的共识；民主决策从公众参与、广泛集中民智，到集体讨论决定、决策公开、实行依法决策和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民主管理从人民群众亲身参与所在厂矿、单位、机关、部门以及基层组织的直接管理，到人民群众委托人民代表进行国家和社会事务的间接管理；民主监督从广泛发动群众参与监督、开展舆论监督、社会监督，到建立人大监督、政协监督、司法监督等专门机构的监督。这五个环节、步骤无不在切实、有效地应用民主集中制的两大过程，完全体现了“我们党实行的民主集中制，是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制度，是民主和集中紧密结合的制度”。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都证明，一旦偏离或者违反了民主集中制的方式方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发展就迈不开腿、走不了路。

◆民主集中制为全过程人民民主构成根本的保障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法理依据，是我国宪法规定的人民当家作主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实现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我国宪法规定，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所以，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和工作原则。因而，民主集中制对完善人民当家作主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对全过程人民民主成为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和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都构成至关重要的支撑保障作用。

民主集中制保障了人民在全过程人民民主中拥有当家作主的至高无上的权利。民主集中制作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组织和工作原则，解决了全过程人民民主如何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实际问题。由于我国地域广阔，人口众多，14亿多人民不可能直接参与所有的国家管理，只能采取代表制的方法，由人民代表组成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人民行使国家权力，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而人民代表无论是直接选举还是间接选举产生，都体现了民主与集中的完美结合。人民代表大会的工作过程，也完全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运行，保证了人大工作程序具有民主性、法定性和权威性，确保人大作出的决议决定，既充分地发扬民主，又具有高度集中的一致性。

民主集中制保障了全过程人民民主成为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全链条民主，是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五大环节构成了严紧、完整的链条；全方位民主，是过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实现了多维度的聚合；全覆盖民主，是人民民主全面覆盖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国防军事等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全过程人民民主能够成为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是因为民主集中制不但是人大而且是政府、政协、司法机关等的根本组织原则和工作制度，它们在推进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时，都必须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

民主集中制保障了全过程人民民主成为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最广泛民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主体包括了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最真实民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能够真切如实地反映人民的意志和根本利益；最管用民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能够满足群众要求解决的问题。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这“三个最”，都需要得到民主集中制的有力保障。我国受二千多年封建主义历史的影响，这决定了在全过程人民民主发展中，必须运用民主集中制，把人民的思想统一起来，力量凝聚起来，避免陷入无序混乱。

◆民主集中制为全过程人民民主确立独特的优势

全过程人民民主要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就要充分实现人民群众的知情权、表达权、选举权、参与权、决策权、管理权和监督权等民主权利。在实现这些权利的过程中，既会激发人民群众积极、主动、创新的活力，也会引发一些不同看法。因此，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不可能一帆风顺。对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中出现的分歧，可以因势利导、及时化解、稳妥解决。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民主集中制具有的纪律约束、基本方法和优良传统，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输送了丰沛的政治资源，从而为全过程人民民主发展确立了独特的优势。

“讨论自由，行动一致”，是民主集中制实行的严明的纪律约束。列宁指出：“民主集中制和地方机关自治的原则所表明的正是充分的普遍的批评自由，只要不因此而破坏已经确定的行动的一致。”他还说，“我们已经不止一次从原则上明确地谈了我们对工人政党的纪律的意义和纪律的概念的看法。行动一致，讨论和批评自由”。这就是说，每个人在全过程人民民主中，都可以发表不同的意见和看法，展开自由的讨论和批评，但是，一旦作出了决定、形成了决议，所有人务必坚决贯彻执行，否则就要受到纪律的制裁。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民主集中制内含的群众路线基本方法。毛泽东指出，民主集中制的方法，是一个群众路线的方法。先民主，后集中，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领导同群众相结合。刘少奇也阐释道，“严格地按照民主集中制办事，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方法，是一种执行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这就是说，民主集中制和党的群众路线是相通共融的，民主集中制的基本方法就是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只要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全过程人民民主发展中的事情就能办好。

“团结——批评——团结”，是民主集中制传承弘扬的优良传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要把民主集中制的优势运用好，发扬‘团结——批评——团结’的优良传统，广开言路，集思广益，促进不同思想观点的充分表达和深入交流，做到相互尊重、平等协商而不强加于人”。这就是说，民主集中制实行的民主，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对持有错误认识和观点的同志，应该进行善意的批评；民主集中制实行的集中，最终也是为了达到团结的目的，而不是对曾经有过错误认识和观点、又经过批评的同志加以打击、排斥。民主集中制传承弘扬的这一优良传统，特别有利于在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过程中，化解矛盾、消弭隔阂、凝聚众人意愿、达成共识。

加强党的创新理论的学理化阐释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进理论的体系化、学理化，是理论创新的内在要求和重要途径”。体系化与学理化不仅是当前理论研究和阐释的要点与难点，也是推动理论迈向成熟的关键任务。相较于体系化，学理化更是亟须补齐的短板。如何运用学术语言阐述政治理念，借助学理明晰道义所在，对党的创新理论进行学理化阐释、学术化表达及体系化建构，既是理论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提升理论说服力与影响力的核心所在。

在理性平和中科学论证

翻阅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我们常有这样的体会：《共产党宣言》激情澎湃，《资本论》则深邃宁静。这其中的一个重要缘由在于，《共产党宣言》作为党纲，需要激情以鼓舞工人运动，而《资本论》作为学术论著，则需平和深刻以透视资本主义本质。这在一定程度上折射了政治与学理的差异。党的创新理论带有鲜明的政治立场，对重大事件和重要问题做出明确论断。这种政治性不仅体现在理论内容上，也体现在表达方式与语言风格上。党的创新理论往往表达简明，带有浓烈情感色彩与强烈鼓舞性，以更有效地激发人民群众的热情与动力。

学理化旨在增强政治论断的学术性。一是强化逻辑性。政治论断通常简明扼要，注重结论而将过程缺省或忽略。学理化则以理性严谨的态度，使之逻辑缜密、条理清晰。明确界定核心概念，使用规范学术语言，避免政治论断因场合性表达而产生模糊或歧义，确保在传播与应用中不失真、不变形。二是丰富其内涵。通过整合多学科资源，特别是马克思主义资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及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积极成果，为政治论断提供更为多元的理论支撑。引入理论框架，将政治论断与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理论相结合，为其提供更为坚实的学科基础。运用科学方法与扎实数据，对政治现象进行全面系统的调查分析，为其提供更为可靠的科学依据。三是增强说服力。将政治话语转化为学术话语与大众话语，以富有逻辑且通俗易懂的语言，以平等、平和的态度娓娓道来，增强理论的亲和力与说服力。

处理好学理与政治的关系，需在保持政治立场与方向正确的前提下，实现学术性与政治性的有机结合。学理性需要政治性引导与规范，确保其研究方向与成果符合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是最高政治要求，也是学理化的前提。对党的创新理论进行学理化阐释时，要紧密围绕党的中心任务与战略目标展开研究，确保研究成果能服务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

在去粗取精中升华理论

毛泽东指出：“我是靠总结经验吃饭的。”党的创新理论具有深厚的经验基础。马克思主义不是书斋里的学问，而是实践的理论，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其他理论的显著特征。实践乃理论之源，党的诸多重要政治论断，均源自实践经验的总结与升华。党在长期革命、建设与改革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经验，这些经验为党的创新理论提供了坚实支撑。历史经验是理论发展的根基，历史成就是理论创造的硕果。党的二十大明确将“十三个方面成就”纳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直接将它们紧密联系在一起。

学理化需将具体实践经验升华为具有普遍意义的科学理论。经验不等同于理论，需通过学理化在去粗取精中升华为理论。经验看似可靠，却有粗糙的一面，存在着时空局限。从空间维度看，有个案经验、局部经验、全局经验；从时间维度看，有一时经验、阶段经验、长期经验。显然，全局经验与长期历史经验对理论更具价值。学理化需对实践经验进行深入分析提炼，揭示其背后的普遍规律与内在联系。需对阶段性经验进行历史审视，在发展变化中阐释其背后的历史规律。还需对经验进行批判性反思与修正，通过实践检验与完善理论，确保其科学性与可靠性。若某些实践经验与理论观点存在偏差或矛盾，则需深入剖析反思，找出问题根源并提出修正措施。

学理与经验的关系需辩证看待。一方面，理论源自实践，基于实践经验的理论才最可靠。学理与经验并非对立，学理不能脱离经验，需推动学理性与经验性的深度融合与协同发展。另一方面，任何经验都是具体的、历史的，具有本色上的局限性。学理化需从经验中提炼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观点，在回望过去中提升经验，在提炼规律中把握未来。

从特殊性中把握一般

特殊性与普遍性是中国政治理论面临的重要且复杂的问题。中国共产党特别强调走自己的路，强调中国实际的特殊性、中华文化的独特性，由此催生了理论上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理念，这些突出体现的是特殊性取向。诸多重要政治论断，具有强烈的问题导向与现实针对性，也指向了理论的特殊性。

学理化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从个性到共性、从特殊到一般、从具体到抽象，揭示政治论断背后的原理与规律。特殊性是事物存在的具体形态，每个事物都有其独特性质与特点，这些特殊性构成了世界的多样性与丰富性。普遍性则是一类现象或问题的共同本质与规律。学理化要求将特殊现象置于更广阔的理论框架中进行考察分析，提炼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观点，并将其应用于更广泛的领域与情境中。

当今中国理论正处于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历史交汇点。过去，中国力量较弱、理论发展较晚、处于跟随阶段，我们往往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应用的特殊性、强调中国特色，这在战略与策略上均正确，取得了理论与实践的巨大成功。如今，中国已成为位居全球综合国力前列的国家，成为世界社会主义的中流砥柱，需树立起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当前学理化的任务，不仅是独善其身、阐释中国特色的合理性；更要兼济天下、放眼世界，从中国独特性中提炼普适性理论，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体系化学理化同向同行

党的创新理论的体系化与学理化是同时提出的，标志着理论发展的成熟，也是进一步推进理论创新的要求。体系化与学理化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共同构成了科学理论发展的坚实基础。

体系化与学理化同向同行、相互促进。一方面，体系化促进学理化。体系化即整合链接相关观点、概念、方法等，形成完整、有序、系统的知识体系。体系化要求理论内部各组成部分相互关联、相互支撑，形成有机整体。体系化要求完整性，涵盖该领域的主要方面，避免遗漏与片面性。体系化要求逻辑性，理论内部各要素之间的逻辑关系要清晰严密，符合逻辑规则。这正是学术化的功能所在。另一方面，学理化促进体系化。学理化通过科学的研究方法，对实践经验和认识进行系统整理、归纳总结，形成逻辑性、系统性和条理化的科学理论。以学理化为基础的体系，才是完备的成熟的理论体系。学理化要求深刻性，揭示事物的本质与内在规律，反映事物发展的深层次原因。学理化要求普遍性，能够解释和指导同类事物的发展。学理化的逻辑性、学科性、科学性、普适性，均为体系化的内在要求。

当前，推进党的创新理论，需要体系化、学理化一体两面、同时推进。在体系化上，需从整体上对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进行深入研究，理清各部分内容之间的逻辑、关系与结构。在学理化上，需加强对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的深入研究，揭示其重大论断、重要命题的理论背景与学理依据。运用不同学科的理论与方法进行深入研究，增强理论的科学性与学术性。体系化、学理化相互交融形成合力，构建形成具有内在统一性与科学性的理论体系。

加快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路径。浙江省委主要领导在近日召开的全省领导干部会议上指出，浙江要“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上打头阵”。作为数字经济大省和创新强省，浙江在“八八战略”指引下，率先构建以“315”科技创新体系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格局。浙江省委明确提出“以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关键路径，加快建设创新浙江，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在此背景下，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仅是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核心任务，更是培育新质生产力、实现发展动能迭代的关键突破口。

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

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核心引擎。作为先进生产力形态，新质生产力的核心特征表现为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其形成机制在于通过重构要素组合方式与价值创造路径实现发展动能转换。在技术创新层面，科技创新聚焦攻克关键共性技术，构建产业创新的底层技术架构；产业创新作为技术价值的实现载体，将实验室成果转化为市场应用。两者的协同将基础研究、应用研发与产业需求精准对接，推动原创性技术突破从实验室快速渗透至产业链各环节，形成“技术—产品—市场”的闭环。这种闭环联动不仅催化传统产业智能化改造，更促使新兴产业蓬勃兴起。在效能提升维度，科技创新通过数字化、智能化手段优化生产要素配置效率，产业创新则依托场景应用实现资源集约化利用。两者的深度融合推动生产函数向知识、数据等新型要素主导转变，促进全要素生产率跃升。在质量优化领域，科技创新聚焦能源结构转型和循环经济模式破解生态瓶颈，产业创新通过工艺革新和产品升级实现绿色技术产业化。这种协同发展推动供给侧形成清洁能源装备、智能生产系统等高质量供给体系，需求侧培育绿色消费、智慧服务等新兴市场，通过“供给创造需求”的动态平衡实现发展质量层级跃升。

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是现代化产业体系形成的内在驱动力。首先，奠定产业创新根基，释放发展新动能。通过确立科技领军企业的创新主导地位，构建高校、科研院所协同参与的产学研创新体系，可实现关键核心技术的系统性突破。创新链与产业链的深度耦合不仅提高了科技成果的转化效率，更通过市场需求的精准对接，推动产业基础高级化与价值链跃升。其次，驱动产业能级提升，强化全球竞争力。聚焦传统产业数字化、智能化与绿色化转型，科技创新深度赋能生产体系重构：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技术推动制造环节智能化升级，数字技术渗透催生服务模式革新；绿色技术创新则重塑产业能源架构与生态范式，实现资源效率与生态效益的双重提升。再次，培育新兴业态，塑造可持续发展动能。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通过技术集成与场景化应用，多技术交叉融合激发产业边界突破，促进产业链重构，催生战略性新兴产业。例如，前瞻布局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前沿领域，构建技术研发与产业应用贯通的创新生态，不仅能引领全球产业变革方向，更能抢占价值链高端环节。此外，随着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协同发展，新兴领域通过技术迭代、模式革新及价值链重构，加速形成具备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集群。例如，杭州的“人工智能+”产业，宁波的先进制造业和智能装备产业，均展现出产业集群对区域经济的引领作用。这种以创新要素集聚为特征的集群发展模式，正在重塑产业基础能力与现代化产业链格局。

构建创新融合的发展体系

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本质上是生产关系的重塑与生产力的解放。制度优化夯实根基、基础研究积蓄动能、企业创新强化主体、金融支持激发活力，四维联动，形成全链贯通的创新闭环，是构建科技与产业交融互促的现代创新体系的重要路径。

制度是创新融合的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技创新、制度创新要协同发挥作用，两个轮子一起转。一个符合全球科技发展趋势和国家战略需求的创新融合体制，是科技与产业协同发展的根本保障。首先，政府与市场双轮驱动机制是创新融合体制的基础。政府承担战略布局、政策支持与环境优化的职责，而市场则发挥资源配置、技术筛选与效率提升的作用。二者协同共进，使得创新要素得以高效流动，形成全链条协同攻关的局面。其次，科技成果治理机制是创新融合体制的重点。通过深化科技成果转化机制改革，优化科技成果转化路径，加强科技成果治理，使创新资源配置更加高效，加快技术落地、成果转化。再次，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是创新融合体制的保障。新技术通常面临原创开发成本较高、模仿学习成本较低的问题。如果企业在进行技术创新时无法获得相应的市场回报，它们可能倾向于观望等待其他企业进行原始创新，再通过模仿来降低自己的研发成本，而知识产权保护机制能有效杜绝这一“搭便车”行为。这一系列制度保障措施，既优化了创新融合生态，又打通了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连接通道，为二者的深度融合提供了稳定、高效的制度支撑。

研发是创新融合的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强基础研究，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迫切要求，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理论基础研究是创新融合的动力之源，是科技创新的核心支撑力量。基础研究为科技创新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技术支持，决定了产业创新的高度与深度。唯有扎实的理论基础研究，才能支撑突破性的技术创新，并推动产业向更高层次跃升。应用基础研究则是连接创新链与产业链的关键渠道。要让渠道连接更好地发挥作用，使实验室的技术突破更快转化为产业竞争力，必须突破“论文—专利—成果转化”的线性模式，构建需求驱动、问题导向、理论支撑相互激荡的“非线性”创新体系。在这一过程中，行业需求推动应用基础研究取得突破，而研究成果反过来助力技术创新与装备升级。应用基础研究与行业关键技术、共性技术及应用技术密切相关，相互作用，共同加速科技成果的产业化进程。

以浙江省为例，浙江依托之江实验室、湖畔实验室、良渚实验室、西湖实验室、瓯江实验室等科研高地，建设“互联网+”、生命健康、新材料三大科创战略高地，并通过城西科创大走廊、宁波甬江科创大走廊、温州环大罗山科创走廊等布局，构建“一廊引领、多廊融通”的创新空间体系。此外，浙江整合国家实验室、省级实验室、大科学装置、国家级创新平台和新型研发机构，形成基础研究矩阵，为“从0到1”的突破奠定坚实基础，成为可持续的创新融合体系的源头活水。

企业是创新融合的主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的“关键是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企业的创新活力决定了科技成果能否实现市场化应用。在创新生态系统中，“链主企业”和“雄鹰企业”作为“华盖层”主体，主导关键技术创新，推动产业链升级；高新技术企业与专精特新企业作为“乔木层”主体，在细分领域攻坚突破，占据行业制高点；科技型中小企业作为“灌木丛层”主体，以灵活创新、快速响应市场需求的特点，在技术突破和商业模式创新中发挥重要作用；高校、科研院所和创新平台作为“根系层”主体，提供源源不断的基础研究支撑；而市场需求和消费者反馈作为“微生物层”，促进创新体系的优化迭代。通过这一生态链条的良性互动，企业真正成为科技创新的“出题人”“答题人”和“阅卷人”，形成产学研一体化创新格局。

金融是创新融合的支撑。科技金融是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重要支撑，金融资本的高效配置决定了科技创新的资源保障能力。浙江从顶层设计出发，构建创新金融服务体系，通过优化融资环境、提供税收优惠、强化风险补偿及容错机制等手段，推动金融资本与科技创新深度融合，设立创新强省产业基金、创新引领基金等科技创新引导基金。浙商银行、杭州银行等设立科技支行，助力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市场。同时，浙江鼓励金融机构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如技术专利质押融资、产业基金、风险投资等，形成全链条、多元化的融资体系。龙头企业亦通过产业基金、企业风险投资（CVC）等方式，促进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发展。通过精准的金融支持，科技企业得以加速商业化进程，推动前沿技术的产业落地。

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

3月7日，浙江代表团举行全体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会议的民盟、民进、教育界委员并参加联组会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省委主要领导在会上指出，要聚焦实现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良性互动，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做深做透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深化机制改革，提供融合保障。优化人才评价机制，赋予高校、省实验室、领军企业更大自主权，使其能够自主评聘符合自身发展需求的科技人才。改革收入分配机制，向关键岗位和科研骨干倾斜，提高人才积极性。完善职称评审机制，提高科研成果产业化权重，鼓励高校和科研院所围绕国家战略需求开展研究，确保教育、科技、产业的精准对接。创新科研经费管理机制，推行“包干制”，减少审批环节，提高经费使用效率，让科研人员能集中精力攻关关键技术，加快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推动职务科技成果管理赋权，赋予科研人员更大的自主权，激发其创新积极性，促进科研与产业需求的精准匹配。实施科技成果单独管理制度，有助于提高科技成果的市场化运作效率，推动科技资源向具有转化潜力的方向集中。创新科技成果转化路径，打通实验室技术到产业化应用的关键环节，加快技术落地。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为科技成果提供从孵化到市场化的完整通道。构建概念验证和中试验证平台，降低新技术从实验室到市场的风险，提升企业对新技术的吸纳能力。

构建协同战略体系，筑牢融合根基。要达成教育、科技、人才协同发展，需打造一体化联动体系。教育夯实基础，助推科技发展与人才成长；科技创新驱动教育变革，提升人才培养质量；人才支撑教育进步与科技突破，实现深度融合、协同共进。教育端，强化“双一流”建设，优化学科专业布局，使其精准对接科技需求，同时规划重大科技项目所需人才培养和引进机制，增强创新源头供给。科技端，围绕重点领域推进重大科技专项，整合高校、企业、科研机构资源，为人才提供实践场景，加速科研成果转化。人才端，实施灵活引才机制，支持企业柔性引才，打破社保、户籍等限制，推动“产业教授”“科技副总”等计划，促进人才在教育、科技、产业间高效流动，构建协同发展格局。

提升科创平台质效，加速融合落地。强化平台建设，解决创新主体问题。集中资源提升重大科创平台效能，推动创新联合体、企业研究院等多元平台建设，加强与高校、产业园区、高新技术企业的深度对接，高校提供前沿科研理论，产业园区给予成果转化场景，高新技术企业实现成果市场价值，促进产学研融合落地。优化要素配置，提升成果转化水平。完善平台管理与科研设施，打造开放共享环境，吸引创新主体。设立实习基地、博士后工作站，培养复合型人才，推动科创平台与产业集群协同联动。建立成果转化服务中心，提供一站式服务，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实施赋能计划，保障持续创新能力。推行“伙伴计划”，促成平台与高校、企业深度合作，推动科研、技术与人才融入产业链。实施科技金融赋能计划，引入金融投资经理，解决资金难题。推进产创融合，鼓励企业加大科研投入，提高科技成果转化效率，推动产业创新升级。

推进试点与重大项目建设，提升融合强度。深化创新试点，探索可推广模式。以省级创新试点为突破口，整合教育、科技、人才资源，围绕产业需求开展协同创新。建立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联合攻关机制，解决关键技术难题，并依托高校培养契合产业发展的人才，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强化重大项目引领，夯实创新支撑。加快科研基础设施建设，实施市场主导、企业主体的重大科技专项，创新“AI+项目管理”模式，集中攻克人工智能、集成电路、量子科技等前沿技术，同时推进黄酒、青瓷、木雕等传统产业的科技赋能。增强产业带动效应，提升整体竞争力。重大科技专项强化技术创新标杆作用，带动产业链上下游加大研发投入，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助推产业创新升级。

从理论创新史看“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过程就是不断解放思想的过程，理论创新每前进一步都是思想解放的结果。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先后创立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创新的历史进程体现“两个结合”的根本要求。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一个不断解放思想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进行实践探索并取得成功的过程。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即“第一个结合”经历了艰辛的探索和曲折的发展，是思想解放的结果，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发展壮大。“第二个结合”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一个新的重大命题，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开创了我们党理论创新的新格局。

一

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经历了一个学习、运用和结合的过程。早期的共产党人翻译、介绍、传播马克思主义，但是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把马克思主义神圣化、教条化，认为只有在西方才能产生马克思主义，中国的山沟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不敢也不会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使得马克思主义变成背诵的词句和一成不变的教条，本本主义、教条主义一度盛行。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与各种右倾和“左”倾错误的斗争中，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毛泽东同志带领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提出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开辟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他写下著名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批评党内和红军中存在的从“本本”出发的教条主义思想，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反对本本主义》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初步经验的总结，其中蕴含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萌芽。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进一步强调马克思主义应该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不应当把他们的理论当作教条看待，而应当看作行动的指南。不应当只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而应当把它当成革命的科学来学习。不但应当了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他们研究广泛的真实生活和革命经验所得出的关于一般规律的结论，而且应当学习他们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和方法”。毛泽东同志第一次系统全面论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强调“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从本本主义、教条主义转向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就是伟大的思想解放。

在延安整风期间，我们党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反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和党八股，一切从实际出发，把实事求是确立为党的思想路线。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全面分析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产生的社会的和历史的原因，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军事上把毛泽东代表的正确路线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路线进行了全面比较，让全党真正认识清楚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是什么，统一了全党的认识。党的七大把毛泽东思想确定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这其实就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

二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程中，我们也经历了不断解放思想的过程。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没有经验，最初全面学习苏联，照搬照抄苏联经验，但很快就意识到“苏联模式”的局限性，提出要“以苏为鉴”，独立自主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毛泽东同志明确提出：“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这就是要突破苏联模式，探索不同于苏联、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从1956年开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探索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实践路径，结合新的实际丰富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提出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重要思想，产生了《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文献，这也是一次重要的思想解放。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在党和国家面临何去何从的重大历史关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掀起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冲破了人们思想观念的禁锢。邓小平同志指出，“首先是解放思想，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冲破长期“左”的错误的严重束缚，批评“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一次伟大觉醒，正是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我们党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促进了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本身又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我们党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取得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重大理论成果，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它们重点解决“第一个结合”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问题，由此探索出符合中国国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中国人民的创造热情、智慧被充分激发出来，一个又一个伟大创举、成就，铸就了民族复兴的坚实基础。

三

立足波澜壮阔的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中国共产党一百多年的奋斗历程，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第二个结合”，深刻指出：“‘第二个结合’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了更加宏阔深远的历史纵深，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文化根基。”这充分体现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鲜明特色和独特理论品质。“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

从党的历史来看，我们党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弘扬，例如，毛泽东同志强调从孔夫子到孙中山都要总结和继承，改革开放以来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建设小康社会，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建设和谐社会等，这些都是从“第一个结合”的大背景下来谈中国的历史文化，却未曾明确提出“第二个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突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和地位，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作出了重要贡献。这既显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地位，又体现出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刻认识。“‘第二个结合’，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表明我们党对中国道路、理论、制度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的自觉性达到了新高度。”坚持“两个结合”是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

“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在思想认识上突破了旧观念、旧教条的束缚，否定了历史虚无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历史虚无主义否定中国历史及中华文明的价值，否定中国近代以来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历史和文化。“第二个结合”要求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能数典忘祖、妄自菲薄，不做历史虚无主义者和文化虚无主义者。同时，它否定了“文化保守主义和复古主义”，不厚古薄今，不复古倒退，对中华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我们要礼敬历史，在继承历史的基础上创造新的历史，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

进一步坚定了文化自信、巩固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中国近代以来，在文化问题上出现过“全盘西化论”“西方文化中心论”“中体西用论”“西体中用论”等错误观点，在一段时间内缺乏文化自信和文化主体性。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第二个结合”使我们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为民族复兴立根铸魂，不断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第二个结合”要求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它能够使我们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有条件破解“古今中西之争”，更有可能产生出熔铸古今、汇通中西的文化成果。

深化了我们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式现代化的认识。“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要特别重视挖掘中华五千年文明中的精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结合起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第二个结合”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文化根基。中国式现代化是赓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而不是消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是文明更新的结果，不是文明断裂的产物。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民族的旧邦新命，实现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跨越，创造出人类文明新形态。

开拓了理论创新的空间。我们进行理论创新有两大重要资源和理论优势，一是马克思主义，一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是“魂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根脉”，“第二个结合”就是“魂脉”和“根脉”的结合。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源不同，但彼此存在高度的契合性，相互契合才能有机结合。“结合不是拼盘，不是简单的物理反应，而是深刻的化学反应，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互成就，这种结合“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第二个结合”不仅使马克思主义呈现更多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也赋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的时代特征、时代精神、时代内涵。

为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指明了方向。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就要坚持守正创新，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真正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实现传统与现代的有机衔接。应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用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因子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不断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发展壮大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不竭精神动力。

从人类民主理念比较看“全过程人民民主”

“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理念必将取代由“天赋人权”和“权力转让”构成的社会契约论西式民主理念。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将“人民民主”提高到新阶段，是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民主观，是对人类民主政治的伟大贡献。人民民主理念的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其本质内容在对西式民主的批判中诞生。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不同的社会存在产生不同的民主理念。当代世界有两大民主理念：一是已有数百年历史的资本主义西式民主理念，依靠霸权主义的支撑，今天在全世界仍占统治地位；二是社会主义人民民主理念，尚处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围剿”之中，但却是实实在在的真民主，具有崇高的道义价值和强大的生命力，正在对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民产生吸引力。随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发展，新生的人民民主理念必将不断丰富发展而走向成熟，创造出人类民主政治新形态。

西式民主理念及其实现形式：人民只能在垄断资本寡头所中意的政客中进行选举

资本主义的社会存在产生了西方民主理念。马克思说过，“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其中“支配一切”当然包括支配政府。而要产生受资本力量支配的政府，必须依据特定的政治理念——西式民主理念，其功能是为资本的经济权力转化为政治权力提供理论根据。处于西方神学统治之下的新生资本权力要转化为政治权力，必须反对“君权神授”，但同时又必须借助上帝在西方文化中的神圣地位。于是代表新生的资本力量的启蒙学者，在“个人主义＋基督教”西方文化传统上，创造了至今仍然占据统治地位的民主理念——由“天赋人权”和“权力转让”构成的社会契约论。其“天赋人权”继承了基督教上帝创世的神话，主张上帝赋予每个人与生俱来的自由人权，它因来自上帝而具有神圣性。但是每个人不受约束地使用这种自由人权必然导致“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的丛林社会。于是迫切需要建立一个约束个人行为的政府。而政府的权力又必须来源于“天赋人权”方可具有神圣性。于是编造了“权力转让”的虚构故事，即每个人的“天赋人权”包括两个部分：一是不可转让的私人权力（这就是“个人自由”），另一则是其余的可转让权力。人们通过契约将后者转让给政府，汇成政府拥有的权力，由此使政府权力来自人民在契约中转让的“天赋人权”，因而是具有神圣性的“民主政体”。这就是至今仍然被西方社会普遍奉行的社会契约论。

这种由“天赋人权”与“权力转让”虚构的神话故事构成的“社会契约论”的西方民主理念，其实现形式是多党选举制度。每个人以选票作为契约，把自己的“天赋人权”转让给执政者，获得投票者的多数票者就被确认为获得了百分之百全体人民转让的权力。而投票率一般只是60%左右，所以只要获得全体选民中的30%以上的票数者就有可能获得这种“转让的权力”而成为权力的拥有者，由此可以“名正言顺”地统治百分之百的人民。正因如此，掌握社会关键资源的各个垄断资本集团通过政治献金和各种传媒工具资助各个政党，而政党的唯一职责就是负责把金主的钞票转化为选民的选票，由此争夺政治权力。人民只能在垄断资本推出的各个代理人之间进行选择，于是无论哪个政党和候选人当选，都代表垄断资本的根本利益，人民的选票只是给其披上“民主”的外衣。同时，选票也成为争夺公共权力的资本力量之间博弈的仲裁工具，由此暂时平息其间围绕权力的争斗。因此，多党竞选制度成为资本权力争夺和转化为政治权力的最优方式，吵吵闹闹的选举过程不过是垄断资本争夺政治权力的政治闹剧。这是“资本的民主”，而不是“人民的民主”。对人民来说，这种“资本的民主”恰恰是垄断资本寡头对人民的集体专制统治。人民只能在垄断资本寡头所中意的政客中进行选举。这些政客一旦当选，便实现了垄断资本寡头（在美国则是军工复合体）对人民的集体独裁统治。这些政客之间会吵吵闹闹以显示“民主”，而这恰恰是垄断资本制约和利用其代理人的方式——通过政客间的争斗以作出最符合其统治意志的决策，实施对人民的专制统治。霸权主义国家不仅实施对本国人民的独裁统治，而且妄图实施对世界人民的独裁统治：它们利用其手中能够毁灭整个地球的武装力量，不惜在世界各地故意制造灾难，使各国人民处于战争的恐怖威胁之中，而不得不接受他们的“保护”，由此服从霸权主义国家军工复合体的集体独裁统治。因此，当代霸权主义所谓的民主，已经完全堕落为垄断资本集团对世界人民的集体专制。“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正在达成共识：西方的民主制度已经利益集团化，完全被资本绑架了”。

总而言之，西式民主理念由此必然沦为掌握社会关键资源的垄断资本权力转化为政治权力的实现路径，由此必然形成资本集团对人民的专制统治。因此，它只是表现为不同资本集团争夺人民选票的“选举日民主”闹剧，通过选举的“权力转让”来剥夺人民的政治权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果人民只有在投票时被唤醒、投票后就进入休眠期，只有竞选时聆听天花乱坠的口号、竞选后就毫无发言权，只有拉票时受宠、选举后就被冷落，这样的民主不是真正的民主。”这种花里胡哨、吵吵闹闹的民主闹剧，所产生的结果只能是对人民的专制统治。

社会主义人民民主的理念及其实现形式：全过程人民民主

从人类历史的长河来看，西式民主理念及其实现形式迟早要走向衰亡，社会主义人民民主理念及其实现形式必将发展壮大。“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理念必将取代由“天赋人权”和“权力转让”构成的社会契约论西式民主理念。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将“人民民主”提高到新阶段，是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民主观，是对人类民主政治的伟大贡献。人民民主理念的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其本质内容在对西式民主的批判中诞生。

其一，批判“天赋人权”的创世神话，按照历史事实本身确认人民群众才是社会权力的创造者。一切社会权力归根到底必须通过对人民创造财富的劳动过程和劳动成果的支配，才能成为现实的权力。而人民群众是全社会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创造者，并且在创造这些财富的同时创造出以这些财富为载体的社会关系，包括权力关系。马克思深刻地指出：人们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中制造呢绒、麻布和丝织品的，“这些一定的社会关系同麻布、亚麻等一样，也是人们生产出来的”。这些以物质文化财富为载体的“社会关系”具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是人们之间相互需要的关系：每个人都为他人生产财富，同时每个人都需要他人生产的财富来生活。这种人们之间相互需要的社会关系，被称之为“价值”。二是支配这些财富以及支配他人劳动的权力关系：例如通过占有和支配生产资料（土地、机器等）的权力，来支配劳动者的劳动。总之，人民在创造财富的同时，也创造出包括权力在内的社会关系。因此，一切现实权力的来源只能是创造物质财富与精神文化财富的人民，而非虚构的上帝。如果把创造者说成是上帝，那么正如毛泽东所说，这个上帝就是人民。所以政府的权力来自人民创造财富和创造历史的劳动，而不是来自上帝的“天赋人权”。

其二，批判“权力转让”的虚构故事，按照人民是权力创造者的历史事实，主张在真正的民主制度中，人民永远是不可转让的社会权力的最终所有者。马克思说：“在民主制中，任何一个环节都不具有与它本身的意义不同的意义。每一个环节实际上都只是整体人民的环节。”这就是说，在真正的民主制度中，人民拥有的权力贯穿于民主的全过程而具有“整体人民性”，因而是不可分割、不可转让的。既然如此，那么政府的权力从何而来呢？还原历史事实可以看到：政府权力并非通过所谓的“社会契约”，而是通过下面两种方式获得的。

一是掠夺的方式：用基于暴力和欺骗的手段，掠夺人民创造的社会权力。在剥削阶级社会中，政府的权力既不来源于“君权神授”，也不来源于人民对“天赋人权”的自愿“转让”，而是来源于统治阶级对本来由人民创造的权力的掠夺——将人民创造的物质财富以及以其为载体的社会权力掠夺到自己手中，反过来压迫人民。掠夺方式本质上都是以有组织的暴力为底层支持。其在表现形式上，封建社会采取被神圣化的世袭制；在资本主义社会则采取多党竞争选举制，所谓权力的“分割与转让”，实质是从人民手中掠夺权力。这种掠夺方式产生的政府权力，不可能是人民的民主权力，至多只能是资本争夺选票的“资本的民主”，同时是对人民的专制。

二是委托的方式：人民依法按照一定的法律程序，将自己创造的并且归自己所有的权力委托给政府行使。政府的各级领导者并不是权力的所有者，而只是接受人民的委托的权力行使者，执行为人民服务的责任与使命。因此，严格地说，领导者不是“有权者”而是“当政者”，其政务就是担任人民的公仆，行使本来就属于人民所有的权力，以服务于以劳动人民为主体的人民。各级领导者务必时时刻刻对手中的权力具有敬畏感：牢记权力永远归人民所有，而绝不归自己所有。务必时时刻刻警示自己：自己只是“经手”行使权力，其全部的目的只能是为人民服务，增进人民的福祉，所以各级领导者应当是人民的公仆。这正像财务人员，每天“经手”的钞票绝非归其所有，只是受命而履行职责的经营者，不能为私利从中抽用分文。人民民主制度中的领导者也是如此：其个人利益绝对不能从他所“经手”的权力中直接或间接地得到一分一厘，也绝对不能用手中的权力向人民讨价还价，只能根据人民的意愿和既定的法规，通过其他途径进行合理分配，由此形成各级领导的工作与生活上的个人待遇。工作上的公仆身份与个人利益上的待遇是两条路径，泾渭分明，各守其规。

《共产党宣言》指出：共产党人“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习近平总书记也深刻地指出：“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与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所以，领导干部要时刻牢记：我们手中的权力归人民所有，我们拥有的只是人民交给我们的使命与任务，一切行使人民权力的过程必须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过程，以达到“我将无我”的崇高精神境界。作为公仆的领导者要通过执行人民赋予自己的使命与职责，来实现人民当家作主。

“西式民主”与“人民民主”坚持完全不同的民主理念

由此可以看到“西式民主”与“人民民主”坚持完全不同的民主理念：西式资产阶级民主理念是通过“社会契约论”猎取人民的权力，而人民民主的民主理念则是人民当家作主。西式民主包含“天赋人权”与“权力转让”这两大思想要素；而与之相反，人民民主的民主理念包含的两大思想要素是“人民主权论”（一切权力来自人民并且归于人民）和“领导使命论”（领导者承担人民委托的责任使命而为人民行使归于人民所有的权力），总的目标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这是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础上的新型民主理念，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必然产生的结果。

全新的民主理念必然要求全新的实现形式。如上所述，资本争夺权力的西式民主理念——社会契约论的实现形式是“多党竞争选举制”的“选举日民主”。而社会主义人民民主理念——“人民当家作主”的高级实现形式，正是将人民权力贯穿于政治生活全过程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在这种实现形式下，尽可能让更多的人民群众参与政府决策过程和政策实施的全过程，在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基础上进行集中，在集中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扬民主，并且对决策结果与施政行为进行民主评议，实现“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民主投票”（包括对人与对事的投票）既非民主的起点，也非民主的终点，更不是民主的全部内容，而只是全过程人民民主中的一个环节。

以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培育新质生产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四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指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路径。”科技创新是“源头活水”，主要解决“从无到有”的问题，为产业升级提供全新工具，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产业创新是“转化桥梁”，破解“从有到用”的难题，通过技术产业化形成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是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载体。发展新质生产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二者缺一不可，只有实现深度融合才能推动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大幅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坚持教育、科技、人才一起抓，推动科技创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抓科技创新，要着眼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教育、科技、人才一起抓，既多出科技成果，又把科技成果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生产力。”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产业载体，其建设依赖于通过教育厚植人才优势并形成科技创新驱动。教育、科技、人才的发展服务于产业发展，也受益于产业发展。教育为科技创新提供知识储备和人才梯队，通过基础教育筑牢科学素养根基、通过高等教育培养专业研究人才、通过职业教育为技术应用输送生力军；科技发展为教育改革注入创新动力，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新技术重塑教学模式，科研平台建设为人才提供实践舞台；人才作为核心要素，既是教育成果的体现，又是科技创新的主体，其创新思维与实践能力对科技创新具有重要影响。只有坚持教育、科技、人才协同发展，坚持“四个面向”的战略导向推动科技创新，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基础性、战略性支撑。2024年，我国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增至36130亿元，同比增长8.3%，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2.68%；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教育支出超过4.2万亿元，较2023年进一步增长，这些都为科技创新提供了坚实基础。面向未来，要坚持教育筑基、科技赋能、人才引领的协同机制，将创新势能转化为产业动能，支撑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统筹推进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壮大、未来产业培育，推动产业创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抓产业创新，要守牢实体经济这个根基，坚持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和开辟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新赛道并重。”传统产业作为经济“压舱石”，其改造升级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根基。我国传统产业占有相当比例，不仅为促进就业、保持经济大盘稳定提供了坚实支撑，还可以通过数字化、绿色化转型升级获得新的发展机遇。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阵地。据统计，新兴产业覆盖从通信技术到绿色环保的全链条，在国内外市场中具有丰富的应用场景。2024年，我国更多高科技属性的新产品加速出海，3D打印机、工业机器人出口分别实现了32.8%、45.2%的增长；自主品牌加速崛起，占我国出口比重同比提升0.8个百分点，达21.8%；新能源汽车乘势而上，产销分别完成1288.8万辆和1286.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34.4%和35.5%，是全球首个新能源汽车年度达产1000万辆的国家，成为引领全球汽车产业转型的重要力量。未来产业瞄准前沿技术发展的趋势，以未来制造、未来信息、未来材料、未来能源、未来空间、未来健康深度推进生产力三要素的质态跃升。未来产业的超前布局决定着长期发展主动权，虽然部分尚处研发阶段，但其不断涌现的技术突破将不断深度重构产业体系。

“双向奔赴”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抓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要搭建平台、健全体制机制，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让创新链和产业链无缝对接。”抓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需要通过制度设计与资源整合，打通从基础研究、技术研发、成果转化到产业应用的完整链条，形成科技与产业双向赋能的发展格局。搭建平台是融合发展的基础支撑，需要建设一批高能级创新联合体、产业技术研究院、中试基地等载体，为技术供需双方提供对接空间，加速知识流动与要素聚合。特别是数字技术平台可打破地域与行业壁垒，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有效推动产业链上中下游协同创新。健全体制机制是融合发展的制度保障，需破除制约创新的藩篱，完善知识产权保护、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等规则，构建以市场为导向的产学研用协同机制，激发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与企业深度合作的动力，提高成果转化效能。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是融合发展的关键抓手。作为市场需求的直接感知者，企业在技术路线选择、研发投入、成果产业化中发挥主导作用。政府通过税收优惠、场景开放等手段更好发挥作用，能够引导企业向创新链前端延伸。创新链与产业链的无缝对接体现为“双向奔赴”，一方面产业链痛点会倒逼技术攻关方向，使科研更具靶向性；另一方面颠覆性技术将催生新业态，牵引产业升级。这种融合不仅能提升科技成果转化效率，更能重构产业竞争优势，使创新真正成为驱动经济增长的核心引擎，在全球化竞争中抢占战略制高点。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全面深化改革，关键也在党。新征程上，我们必须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不断提高党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领导水平，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行稳致远。

确保正确方向。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改革开放是一场深刻革命，必须坚持正确方向、沿着正确道路推进，才能取得成功。我们的改革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断前进的改革。我们不断推进改革，是为了推动党和人民事业更好发展，而不是为了迎合某些人的“掌声”。因此，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就必须始终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方向前进。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始终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正确方向前进的根本保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也是做好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根本保证。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充分证明，正是因为坚持党的领导，我们才能实现伟大历史转折、开启改革开放新时期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提供科学理论指引。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背离或放弃马克思主义，我们党就会失去灵魂、迷失方向。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这一根本问题上，我们必须坚定不移，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有丝毫动摇。推进改革开放，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离不开党的创新理论的引领。新征程上，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须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充分发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成果的思想引领作用，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把党的创新理论转化为坚定理想、锤炼党性和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强大力量，谱写出改革开放事业新的辉煌篇章。

凝聚磅礴力量。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改革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尊重人民群众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才能不断向前推进。中国共产党来自人民、植根人民，初心和使命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只有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才能把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和价值追求贯穿改革始终，充分激发人民群众参与改革的主动精神，凝聚起推动改革的磅礴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越繁重，我们越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越要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善于通过提出和贯彻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带领人民前进，善于从人民的实践创造和发展要求中完善政策主张”。新征程上，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须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注重从老百姓急难愁盼中找准改革的发力点和突破口，推出民生所急、民心所向的改革举措，办惠民生、暖民心、顺民意的实事，切实做到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奠定组织保障。严密的组织体系，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优良传统。马克思恩格斯十分重视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建设，强调无产阶级政党“始终力求把无产阶级的一切革命力量完全联合起来、组织起来”。列宁认为，无产阶级政党是工人阶级有组织的部队，必须要有严密的组织和严格的纪律。他指出，无产阶级“所以能够成为而且必然会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就是因为它根据马克思主义原则形成的思想一致是用组织的物质统一来巩固的”。中国共产党是按照马克思主义建党原则建立起来的先进的无产阶级政党，自成立之日起就高度重视组织体系建设，形成了包括党的中央组织、地方组织、基层组织在内的严密组织体系。这是世界上任何其他政党都不具有的强大优势，也是我们党从最初的几十名党员，发展到今天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团结带领人民战胜各种艰难险阻、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不断走向成功的重要法宝。

党的力量来自组织，党的全面领导、党的全部工作要靠党的坚强组织体系去实现。全面深化改革是全方位、深层次、根本性的，涉及领域之广、触及利益之深，前所未有、世所罕见。只有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才能充分发挥党的严密组织体系的强大组织力、行动力、战斗力，把各方面先进分子和优秀人才吸收进来、组织起来，为全面深化改革奠定坚实的组织保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党在新时代新征程的使命任务，党的建设和组织工作要有新担当新作为。”新征程上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须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和好干部标准，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强化政治功能，完善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激励干部开拓进取、干事创业，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决策部署落地见效，奋力开辟改革发展新天地。

以人工智能赋能高质量发展

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将对全球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产生深远影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发展，积极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培育壮大智能产业，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面向未来，我们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的重要论述，不断推动人工智能与传统产业深度融合，充分发挥人工智能在催化孕育未来产业方面的重要作用，为推动形成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

人工智能是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

人工智能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浪潮中，既是推动效率提升的工具，更是重构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的重要力量，推动生产方式全面变革。人工智能通过重构生产要素配置，推动人类从依赖体力与经验的生产模式向数据与算法驱动的智能模式跃升，实现生产效率的跨越式提升。同时，人工智能依靠其超强关联能力与计算能力进行科学探索、解决复杂问题，成为科学发现加速器，开启人机协同、数智融合的全新范式，重新定义人类智慧与生产生活疆域。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谁能把握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经济发展机遇，谁就把准了时代脉搏。”作为一项通用技术，人工智能是提升国家竞争力、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抓手，已成为国际竞争的焦点。当前，世界主要国家加紧出台人工智能领域相关规划和政策，力图在新一轮国际科技竞争与全球发展变局中掌握主导权。美国颁布《2020年国家人工智能倡议法案》、更新《国家人工智能研发战略计划》等，旨在确保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先地位；欧盟成立人工智能办公室，通过《人工智能法案》，旨在以高水平人工智能治理推动人工智能发展；我国先后出台《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科技部关于支持建设新一代人工智能示范应用场景的通知》等重要规划文件。以更开放的姿态拥抱技术红利，同时通过全球协作构建更具包容性的治理框架，使人工智能成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加速器，让世界共享人工智能发展红利，不仅关乎技术进步，更是对人类智慧、伦理与协作能力的重要考验。

人工智能推动传统产业焕发新生机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巩固传统产业优势，大力推动转型升级”。传统产业技术路径明确、产业发展成熟，具有分工细、产业链长、领域多、劳动力较为密集等特征，催生大量就业岗位，是我国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基石。建设具有完整性、先进性、安全性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是应有之义。

目前，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正面临一些问题和挑战。从国际局势来看，当今世界不稳定性不确定性上升。全球经济在“软着陆”轨道上低速前行，据世界银行预测，2025年和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将稳定在2.7%。同时，逆全球化沉渣泛起、保护主义明显抬头，进一步缩小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空间。国内方面，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劳动力、土地等资源要素成本抬升，进一步增加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难度。面对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如何把握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基本逻辑与规律，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范式发生根本性变革，成为重要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既要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蓬勃发展，也要注重用新技术新业态全面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当前，以人工智能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成为破局关键。推进数智基础设施建设，构建数据要素全国统一大市场，促进数据要素价值释放，用好多层次、立体化的人工智能技术体系，通过“人工智能+数据要素”这一创新组合，面向传统产业各领域、各场景进行全方位、全角度、全链条改造，推动传统产业在研发设计、生产制造、采购销售、运营管理等方面实现技术运用、资源配置、流程设计等创新性突破，使制造业在生产效率、产品质量、创新能力等方面实现质的飞跃，在努力实现降本增效的同时，形成新业态新模式，使传统产业焕发新生机。

人工智能培育未来产业新高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瞄准未来科技和产业发展制高点，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科技、新能源、新材料等领域科技创新，培育发展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未来产业主要聚焦于未来制造、未来信息、未来材料、未来能源、未来空间、未来健康等领域，代表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前沿方向。未来产业由前沿技术驱动，具有战略引领性、前沿颠覆性、场景突破性等显著特征，其技术边界持续动态演进、应用场景加速裂变拓展。当今世界，主要经济体正围绕低轨卫星通信、无人机物流、元宇宙空间等一系列新赛道展开战略布局，加速培育未来产业，将技术优势的积累加速转化为未来发展主动权。

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人工智能通过颠覆性创新实现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的大规模应用示范，加快培育未来产业，有效拓展生产可能性边界，实现生产力质变和跃迁。通过技术优势，人工智能为前沿领域注入强劲动能，推动未来产业发展。在航天领域，人工智能驱动的微波雷达确保了天舟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精准“牵手”，“卫星智能工厂”实现了从总装到测试的全过程自动化，为完成复杂任务提供强大助力；在产业互联网领域，人工智能可以赋能产业互联网平台建设，推动产业资源协同利用，推动全产业链智能化，助力企业降本增效；在低空经济领域，人工智能可以赋能物流无人机、空中出租车等场景的智能调度、路径规划，助力低空经济“高飞”；在虚拟现实领域，通用人工智能技术为虚拟场景生成、人机交互等环节提供强大的技术支持，深度优化教育、医疗、娱乐等领域的虚拟场景；等等。在人工智能驱动下，这些前沿领域形成的未来产业矩阵正在构建新型发展空间，成为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引擎，为破解资源环境约束、重塑全球竞争格局提供全新可能。

携手迈进更加美好的“数字未来”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迅猛发展，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方兴未艾，大幅提升了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同时也带来一系列难以预知的风险挑战。我们应当把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大势，把创新作为第一动力、把安全作为底线要求、把普惠作为价值追求，加快推动网络空间创新发展、安全发展、普惠发展，携手迈进更加美好的‘数字未来’。”新时代新征程，解决人工智能技术带来的各种风险和复杂挑战，使人工智能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新动能，必须加强人工智能治理、构建人工智能生态体系，不断提升人工智能技术的安全性、可靠性、可控性、公平性。

构建多层次技术生态。从大模型技术突破到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创新应用，从具身智能等新范式快速发展到通用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领域发生革命性突破，技术发展正在驱动技术生态构建。构建起多层次的人工智能技术生态，首先要打造涵盖算法框架、算力资源、数据要素的通用技术池。在此基础上，依托行业龙头企业向垂直领域深耕，将通用能力转化为适配垂直行业应用场景的专用技术模块。这种“基础层共享、应用层深耕”的模式，可以打通行业壁垒，加速技术渗透，形成创新合力，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未来产业培育。

深化开源开放。开源开放是破除技术壁垒、实现普惠发展的关键路径。开源开放可以打破闭源人工智能生态围栏，使中小企业能以更低成本获取先进技术，让人工智能带来的技术创新人人可用、处处可及。深化开源开放，要在合法合规前提下，构建语料开放、模型开源服务体系，推动基础模型、算法和数据资源的共享与开放。同时，持续倡导包容开放，鼓励更多开发者投身于人工智能技术的研发、转化与应用。

筑牢信任基石。安全是护航人工智能健康发展的“底板”。筑牢人工智能信任基石，要秉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原则，以保障社会安全、尊重人类权益为前提，建立并完善人工智能伦理准则、规范及问责机制，确保技术发展以造福人类为初衷。数据与算法安全是人工智能安全的核心，要将安全治理嵌入研究开发应用的全过程，提高人工智能治理的技术能力，赢得全球范围内对人工智能技术可靠性和价值创造能力的信任。

加强国际治理和合作。人工智能的发展孕育着推动国际社会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合作机遇。加强人工智能国际治理和合作，要推动落实《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理念，共同加强人工智能战略对接和政策交流，倡导制定人工智能发展的国际标准和伦理规范，合力突破关键技术瓶颈，合作推动数据依法有序自由跨境流动，推动建立兼顾安全与发展、公平与效率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框架。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必须坚持守正创新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深刻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宝贵经验，提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需要遵循的“六个坚持”的重大原则，是对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宝贵经验的科学总结，是我们党不断深化对改革的规律性认识的重大成果，对于增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科学性、预见性、主动性、创造性，具有重大指导意义。其中，“坚持守正创新”，就是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动摇，紧跟时代步伐，顺应实践发展，突出问题导向，在新的起点上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

守正创新是新时代治国理政的重要思想方法，是改革的本质要求

守正创新是新时代治国理政的重要思想方法。守正创新蕴含着马克思主义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方法论。“守正”之“正”是方向、道路、性质、立场之正；守正就是要坚守真理、坚守正道，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动摇，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不动摇，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动摇。“创新”之“新”是说新话、干新事、谋新局、开新篇之新；创新就是要勇于探索、开辟新境，敢于说前人没有说过的新话，敢于干前人没有干过的事情。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只有坚持守正，始终守好本和源、根和魂，始终保持战略定力，才能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为任何干扰所惑，做到“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只有坚持创新，在创新中寻求突破，才能做到因势而动、顺势而为，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　　

守正创新是改革的本质要求。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改革的本质要求就是要守正创新：一方面，改革是一场新的革命，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从这一点来说，改革的本质要求首先要“守正”，“我们所进行的一切完善和改进，都是在既定方向上的继续前进，而不是改变方向”。另一方面，改革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是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我国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新经济体制，同时相应地改革政治体制和其他方面的体制，以实现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从这个意义来说，我们守正“不是刻舟求剑，还要往前发展、与时俱进”，该坚持的坚持、该调整的调整、该创新的创新，以新的理念、思路、办法、手段解决好各种矛盾和问题，推进理论和实践不断取得新的发展。守正与创新相辅相成，体现了“变”与“不变”、继承与发展、原则性与创造性的辩证统一。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改革开放，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始的全面深化改革，再到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始终贯穿着守正创新的本质要求和基本原则。

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与成就，彰显了守正创新的鲜明气象

新时代以来，我们党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推动改革创新，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以前所未有的决心和力度冲破思想观念束缚，突破利益固化藩篱，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障碍，实现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各领域取得重大成就。　　

经济建设领域。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保经济制度的社会主义属性。把握我国经济发展的新特征新要求，创造性提出并实施经济发展的一系列新观点新举措：包括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宏观调控体系、开放型经济体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推动经济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发展，提出“两个毫不动摇”，提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等。我国经济发展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明显增强，国家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全面开放新格局加速形成。　　

政治建设领域。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构成的基本政治制度，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重要政治制度。不断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推动全过程人民民主取得历史性成就，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得到更好发挥，国家治理效能得到更快提升，社会主义民主法治更加健全，社会公平正义进一步彰显。　　

文化建设领域。坚持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和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根本方向，坚持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觉传承，巩固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推进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完善思想政治工作体系，健全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高度重视传播手段建设和创新，推动媒体融合发展，健全互联网领导和管理体制，坚持依法管网治网，推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全面发展，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加大文化遗产保护力度，加快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全社会凝聚力和向心力极大提升，为新时代开创党和国家事业新局面提供了坚强思想保证和强大精神力量。　　

社会建设领域。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着力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收入分配、就业、教育、社会保障、养老托育、医疗卫生、住房保障等民生领域又提出了许多新的改革举措，包括健全以增进民生福祉为宗旨的国家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体系、创新公共服务提供方式，健全有利于更充分更高质量就业的促进机制，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强化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制度保障，优化生育政策，加快建设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浦江经验”，探索创造更多依靠基层、发动群众、就地化解人民内部矛盾的途径和方法，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社区治理体系等。我国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不断取得新进展，人民生活更加美好。　　

生态文明建设领域。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态文明的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理论的新境界，赋予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理论新的时代内涵，包括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加快生态文明顶层设计和制度体系建设，健全国土空间开发、资源节约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的体制机制，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推动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坚持全球治理的多边主义，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积极参与全球环境与气候治理，作出关于碳达峰碳中和的庄严承诺等。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　　

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无论是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领域，还是在国家安全建设、国防和军队建设、党的建设等领域，都始终在方向、立场等重大原则问题上毫不动摇，又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就，充分彰显了守正创新的鲜明气象。

新征程上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须牢牢把握守正创新原则

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围绕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这一中心任务来进行。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色、本质要求、重大原则，是我们党对现代化建设规律的深刻揭示，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必须始终坚持、不可动摇。同时又要在除旧布新、开拓创新中破浪前行，进一步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改革是有方向有原则的改革。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人民民主专政，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这些都是管根本、管方向、管长远的，体现党的性质和宗旨，符合我国国情，符合人民根本利益，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有丝毫动摇。因此，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始终要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该改的坚决改，不该改的不改。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深刻洞察世界发展大势，准确把握人民群众的共同愿望，深入探索经济社会发展规律，不断拓展认识的广度和深度，解决新征程上面临的各种新问题。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共提出300多项重要改革举措，覆盖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方方面面。这些重要思想观点、重大战略部署、重大改革举措，集中体现了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我们既要有道不变、志不改的强大定力，又要有敢创新、勇攻坚的锐气胆魄，推动改革不断取得新突破。

健全与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相适应的治理体系

数据作为一种新型生产要素，其基础性、战略性作用越发凸显，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力量，对于增强我国综合国力、构筑国际竞争新优势具有重要意义。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快完善数据基础制度，深化数据资源开发利用，促进和规范数据跨境流动”。近年来，我国高度重视数据要素的发展，将其置于国家战略高度，接续出台一系列政策文件，特别是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培育全国一体化技术和数据市场”，为数据要素化、市场化、价值化发展指明了路径。在此背景下，健全与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相适应的治理体系，既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新形势下必须回答好的重大治理命题。

1.明确健全治理体系的基本思路

坚持顶层设计与地方探索相结合。顶层设计是治理体系的“指挥棒”，指导全局性、战略性治理框架的构建。构建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亟须从顶层设计角度统筹谋划、统一规则，推动数据资源横向纵向畅通流动，坚持全国“一盘棋”，为数据要素化、市场化、价值化的整体性统筹提供支撑。同时，我国率先创造性地将数据确立为生产要素，如何发展数据要素，全球范围内鲜有可供借鉴的成熟经验和模式，需要在探索中前行，各地各部门在实践中抢抓机遇、改革破冰，形成了一些有效的模式与经验。国家顶层设计应充分获取、审视并评价这些地方经验，可复制、能推广的及时总结上升为制度，对存在地方特色和诸多前置条件的，给予客观评价并中肯引导，从而在顶层设计与地方探索的双向互动中，不断丰富和完善一体化数据市场的治理体系。

坚持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相结合。《全国数据资源调查报告（2023）》显示，2023年我国数据生产总量达到32.85ZB，数据生产规模持续扩大，数据需求快速增长，但数据要素的发展还滞后于现实需求，面临数字生产关系不适应、数据要素配置机制不清晰、数据市场监管不明确等挑战，迫切需要职能部门加强数据制度建设，明确数据权利、规则要求与行为边界，引导企业、社会与公众有序参与数据市场建设。在制度规则不断完善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催生数据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政府与市场在数据要素发展中并非孤立存在，市场发展中的堵点难点需要政策指引和制度护航，明确的制度规则有利于提振市场信心，政府与市场持续互动、相互助推，共同推动市场规模与效率提升。

坚持小步快跑与快速迭代相结合。数据领域发展变化快、创新速度快，发展机遇稍纵即逝，不能等待全部战略布局完毕、全部体系构建完成、全部政策建设到位，需要坚持小步快跑与快速迭代相结合。数据要素发展初期，重点聚焦关注度高、市场反应强烈、能够看得清的领域，通过试验试点“小步快跑”，快速推出一批可操作性强、见效快的政策制度，积累经验和成果。数据要素发展进程中，根据试验试点中的反馈与问题，根据市场变化与技术变迁，“快速迭代”法律法规、政策体系和技术标准，推动治理机制的优化升级。小步快跑与快速迭代相结合，既保证数据市场建设的灵敏性与可操作性，也保证治理体系的适应性与持续优化，有助于紧抓机遇推动数据市场健康有序发展。

2.牢牢把握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这个关键点

在信息化数字化时代背景下，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在依法履职或提供公共服务的过程中，积累了宝贵的公共数据资源，这些资源初步形成了相对清晰的权属关系、规范的数据结构和广泛的服务领域，为深度开发利用奠定了坚实基础。加之，公共数据资源与公众紧密相连，社会的关注度与需求度持续攀升。因此，用好公共数据资源，不仅具有鲜明的风向标意义，更是推动数据要素市场繁荣发展的关键所在，必须牢牢把握这个关键点，在数据“供得出、流得动、用得好、保安全”方面蹚出一条路，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带动企业数据、个人信息的高效流通和开发利用。

当前，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主要有三种方式。一是面向政务部门内部的共享，旨在解决跨层级、跨地区、跨系统、跨部门、跨业务的数据共享交换问题，为政务部门依法履职、提高协同监管效能、改善公共服务水平提供支撑。二是面向企业和社会公众的开放，在确保国家数据安全、保护个人信息和商业秘密的前提下，通过互联网平台有序向社会免费开放数据资源，充分发挥数据在生产生活、科学研究、社会治理等领域的公益服务作用。三是面向企业和社会公众的授权运营，针对不适宜直接开放的敏感公共数据，通过授权给相关运营主体并建立有效监管机制，实现供需对接和价值释放。目前，共享、开放两种方式已经取得一定成效，下一步需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强化主动与按需共享，提升群众和企业的获得感，需根据社会的数据开放需求，动态编制并更新数据开放目录，确保数据开放的完整性与时效性。

授权运营是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的重要创新点，承载着深化公共数据利用与价值挖掘的重任。推进公共数据授权运营需谋划好以下工作：一是摸清数据家底，实施公共数据资源登记管理。建立全国一体化的公共数据资源登记平台，完善公共数据资源目录体系，开展数据登记，实施“一证一码”管理，促进数据资源与市场需求精准对接。二是规范授权运营流程，加强对授权运营过程的监管。可采取灵活多样的授权形式，如整体授权、分领域授权、依场景授权等，对授权运营过程实施监督管理，重点监管原始公共数据直接市场化、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利用数据算法和资本优势实施垄断，以及对已授权的公共数据产品和服务进行再开发等行为，确保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既安全可控又公平透明。三是维护公共利益，促进数据产业生态繁荣发展。公共数据资源授权运营应彰显公益性特质，确需收费的，实行政府指导定价管理，逐步构建起符合公共数据资源特征的价格形成机制。同时，积极探索区域合作和利益调节机制，发挥公共数据的规模化效应，鼓励企业开发多样化产品和服务，推动大模型开发、训练与应用，培育多层次的数据要素型企业，促进地区数据产业高质量发展。

3.探索健全治理体系的现实路径

把握制度建设主线，建立健全数据制度体系。通过顶层设计和总体谋划，加快面向数据流通全过程管理的制度建设。完善数据产权制度。在数据资源持有权、数据加工使用权、数据产品经营权“三权分置”的制度框架下，健全数据确权机制，明确各产权的归属主体、权利义务与行使方式，制定数据确权的标准和程序，探索产权登记制度等，为数据的合法合规使用提供保障。健全数据交易制度。探索权威、公正的数据估值定价机制，建立价格动态调整机制，明确数据交易的标准、流程与方式，建立起数据交易市场的基本规则体系，加强跨境数据流动的政策指引。构建数据收益分配制度。充分发挥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根据数据要素的权属关系、贡献程度、风险大小等，引导制定合理的收益分配机制，探索多种收益分配方式，合理分配数据收益。数据制度的建设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紧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准确理解和把握数据要素特性，逐步建立起符合数据市场规律、契合数据市场需要、具有中国特色的数据制度体系。

强化数据底座基线，一体化运营数据基础设施。数据基础设施是涉及数据采集、汇聚、传输、加工、流通、利用、运营、安全服务的一类新型基础设施，既包括传统的硬件基础设施，如云网、算力、平台、系统等，也包括运行的软性基础设施，如标准规范、安全机制、技术路线等。在国家层面，需制定统一标准规范，明确统一目录标识、统一身份登记、统一接口要求，建设基础公共服务平台，推动数据的规模化、高效化、可信化供给流通。在地区行业层面，需在国家统一规范和要求下，在原有数字基础设施发展基础上，分步骤、有序地与国家数据基础设施连接连通，打造高效联动、智能流通、安全可信的全国一体化数据能力，持续赋能各行业数据融合与智能化发展。

守牢数据安全底线，探索监管新手段新模式。大范围大规模数据流动过程中潜存着各类风险和安全问题，必须将安全贯穿数据供给、流通、利用全过程。完善责任界定机制，落实国家数据分类分级保护制度，明确数据跨主体流通中的安全治理规则，界定数据供方与需方的权责范围，夯实数据流通中的主体责任、运营责任、应用责任，做到责任边界清晰、责任落实到位。探索建立溯源机制，围绕重点领域、重点行业、重点场景，通过引入区块链技术、分布式账本技术、数据血缘工具等，对数据的生命周期进行全程记录和跟踪，确保每个数据项的来源、流转路径、操作行为等都能够被追溯和审计，当发生数据安全问题时，溯源机制可以帮助快速确认责任主体。创新安全技术应用。探索开展数据脱敏等技术研究，对于经脱敏等技术处理后，能够确立识别为一般数据的，可按照一般数据开展流通交易，最大限度调动数据资源参与流通利用。在坚持安全与发展并举的同时，力图通过成本的最小化实现安全的最优化，推动数据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互动。

把落实高质量发展要求作为重要任务

习主席在出席十四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全体会议时强调，实现我军建设“十四五”规划圆满收官，对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对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都具有重要意义。要坚定信心、直面挑战，落实高质量发展要求，如期完成既定目标任务。习主席的重要讲话，站在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高度，围绕高质量完成我军建设“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提出明确要求、作出全面部署，为我们攻坚建军百年、支撑强国复兴伟业提供了根本遵循，必须深入学习领会，全面抓好贯彻落实。

一

2025年是我军建设“十四五”规划收官之年，也是打好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的关键一年。只有落实高质量发展要求，国防和军队建设才能紧跟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步伐，跑出新时代奋斗强军加速度，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战略支撑。

持续推进强军事业、攻坚建军百年的紧迫需要。建设强大的人民军队是我们党的不懈追求，而这一追求的实现，离不开以高质量发展作底子。回顾历史，我军从小到大、由弱到强，各项建设不断向前推进，一直奋斗在向高质量发展要战斗力的征途上。我军建设“十四五”规划是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的起步规划，是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的蓝图设计。“十四五”规划落实到位了，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就有了重要保障。当前，我军建设“十四五”规划已进入爬坡过坎、收官冲刺的关键阶段，发展慢了不行，质量不高更不行。只有落实高质量发展要求，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加快先进战斗力有效供给，才能推动我军建设发展质量变革、效能变革、动力变革，开创新时代强军事业新局面。

赢得未来制胜优势、持续推进改革强军的紧迫需要。当前，世界新军事革命迅猛发展，战争持续向新空间、新领域拓展，战争形态深刻演变，智能化特征日益显现。面对科技之变、战争之变、对手之变，必须抢抓世界新军事革命历史机遇，抓住了就能掌握先机、赢得主动，抓不住就可能陷入被动、错过整整一个时代。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持续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作出全面部署。实现我军建设“十四五”规划圆满收官与落实持续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决策部署一体联动、同步推进，尤其要落实高质量发展要求，确保改一项成一项，建一项强一项，不断提高军事系统运行效能，防止踏虚走空、低效浪费，为我军赢得制胜优势打下坚实基础。

履行新时代使命任务、支撑强国复兴伟业的紧迫需要。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国防和军队现代化不仅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实现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战略支撑和坚实保障。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这一党的中心任务，对我军履行“四个战略支撑”使命任务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新时代新征程，高质量发展是“十四五”乃至更长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我军要更好地担负新时代使命任务，就要落实高质量发展要求，进一步提质增效、创新发展，转变发展理念、创新发展模式、增强发展动能，推动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程同国家现代化进程相适应，军事能力同国家战略需求相适应，全面提高我军履行新时代使命任务的战略能力。

二

善治者谋局，善谋者致远。习主席站在战略全局的高度，对落实高质量发展要求、实现我军建设“十四五”规划圆满收官作出科学安排部署，为我军高标准、高质量如期完成“十四五”规划既定目标任务提供了根本指导。我们要深刻领悟习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努力学深悟透，掌握精髓要义，把握贯彻要求。

坚持在“统”字上下功夫。统筹兼顾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科学方法论。我军建设“十四五”规划，是一项关系国防和军队建设全局的系统工程，不但涉及因素多、牵扯面广，而且能力标准高、时限要求紧，必须在科学统筹、系统集成上下功夫，处理好进度和质量、成本和效益、全局和重点、发展和监管、规划执行和能力形成的关系，走高质量、高效益、低成本、可持续发展路子。要在加紧解决规划执行中的堵点卡点问题上形成合力，强化跨部门跨领域跨军地统筹，强化政策运用和供给，全力畅通规划执行链路。要在运用现代管理理念和方法手段上形成共识，持续完善战略管理制度机制，增强规划执行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要在坚持勤俭建军上贯穿始终，科学配置国防资源投向投量，提高经费使用精准度和效费比。

坚持在“势”字上善借力。察势者明，趋势者智。习主席指出，完成我军建设“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离不开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大体系支撑。落实我军建设“十四五”规划，要善于乘势而上、借势发力。当前，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加速演进，我国新质生产力呈现出蓬勃发展的良好势头。为此，落实我军建设“十四五”规划，要强化军地合力，用好地方优势力量和资源，提高我军建设质量和效益。要抓住我国新质生产力蓬勃发展机遇，创新战斗力建设和运用模式，健全先进技术敏捷响应和快速转化机制，加快发展新质战斗力。

坚持在“质”字上求实效。我军建设正处在提质增效的关键阶段，没有质量的发展，就无法胜任使命任务要求。越是临近建设规划收官之际，越是处于攻坚决胜之时，越要把高质量发展放在首位，努力实现由“量”的增值转向“质”的提升。要坚持以评促“质”，开展规划执行全过程专业化评估，评出发展质量、评出建设效益、评出体系作战能力。要坚持以管提“质”，把监管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构建完备有效的监管体系，加强融合监督、联合审计，深入查处腐败问题，更好发挥监管对规划执行的服务和促进功能，确保规划收官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

三

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是对打好我军建设“十四五”规划攻坚战的动员令。落实高质量发展要求，如期完成既定目标任务，时间紧迫，使命如山，责无旁贷。我们要自觉加力加压，抓住决胜期、跑出加速度、建出高质量，在确保我军建设“十四五”规划圆满收官中书写国防和军队建设新答卷。

增强紧迫感，扛起政治责任。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是我国国家安全的高风险期，是我军跨越式发展的关键窗口期。实现我军建设“十四五”规划圆满收官，所承载的使命意义非同以往。我们要充分认清规划收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听令景从、勠力同心，只争朝夕、笃行不怠，以“拼出来、干出来、奋斗出来”的精神状态，进一步压实责任、传导压力，确保如期完成“十四五”规划既定的目标任务，为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奠定坚实根基。

增强战斗性，保持攻关势头。行百里者半九十，越是接近目标越是不能懈怠和松劲。习主席指出，我军建设“十四五”规划实施4年多来，取得一系列重大成果，同时也面临不少矛盾和问题。打好我军建设“十四五”规划攻坚战，必须坚决贯彻部署要求，保持战斗热情和攻坚姿态，磨砺攻坚克难的锐气，发扬“越是艰险越向前”的精神，强化“不破楼兰终不还”的意志，瞄着问题去、盯着不足改、向着难点攻，攻克规划落实中的一个个“娄山关”“腊子口”，确保重大建设任务落地、关键能力指标实现、高质量发展要求落实。

增强执行力，做到严抓实干。一分部署，九分落实。攻关任务越是艰巨，时间节点越是紧迫，越需要强调执行力贯彻力。领导干部是“关键少数”，是强军路上的带头人，要在收官攻坚战中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主动担当作为，勇敢破题、善解困局，在贯彻落实规划任务、推动高质量发展上发挥“头雁”作用。要树立严抓实干的鲜明导向，进一步健全规划执行全过程的评估、监督、考核和问责机制，做好弹性和刚性的兼顾，加强指导性和约束性的衔接，保障“一张蓝图绘到底”，确保规划明确的各项任务高质量落实。要坚持务实作风和科学精神，优化决策流程，精简审批环节，依法依规抓建，严格作风纪律，克服急功近利、形式主义等问题，充分调动广大官兵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督促规划任务高效落实落地。

在提高政策协同中促进高质量发展

当前，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高质量发展不仅是经济社会发展领域的深刻变革，更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全面考验。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政策协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提高政策协同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加强财政、货币、就业、产业、区域、科技、环保等政策协调配合，把非经济性政策纳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强化政策统筹，确保同向发力、形成合力”，2024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要做好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加强预期管理”，2024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进一步强调“打好政策‘组合拳’，提高宏观调控的前瞻性、针对性、有效性”，等等。这些重要要求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生动体现，也为我们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引。

政策协同通常是指多个政策在目标、手段、实施效果等方面相互支持、相互配合、形成合力，而不是相互孤立、相互冲突或相互抵消。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的政策制定和实施以各个部门为主，政策碎片化现象较为突出。不同部门不同领域的政策之间在目标、实施路径等方面存在差异，导致政策效应有所抵消或削弱。例如，在一些地区，经济部门在制定经济政策时不考虑环境保护，环保部门在制定环保政策时没有考虑经济发展，导致经济政策与环保政策之间存在冲突。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我国逐渐认识到政策协同的重要性，一些重要政策文件“组合拳”通过多部门联合决策联合发文的方式加强协同，一些重要领域政策通过组建跨部门领导小组的方式协商统一多部门意见。同时，近年来我国在宏观调控中不断探索跨周期和逆周期调节的有效机制。例如，2024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提出“充实完善政策工具箱，加强超常规逆周期调节”，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协同推进政策实施和预期引导，提升政策引导力、影响力”。这显示出我国在宏观调控中更加注重政策的前瞻性和灵活性，通过短期政策与中长期政策的协同配合，实现稳中求进、以进促稳，标志着政策协同在理论和实践上的深化与拓展。

高质量发展对政策协同提出新的要求

提高政策协同是确保政策组合效果最大化的关键。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努力提高包括政策目标之间、政策工具之间、短期政策与中长期政策之间以及多元政策取向之间的一致性。

政策目标一致性：锚定高质量发展这个新时代的硬道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高质量发展，就是能够很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是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发展。”这一重要论述明确了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内涵，要求我们从单纯追求经济增长速度转向更加注重经济结构优化、创新驱动发展和资源配置效率提升，也为政策协同提供了方向指引。具体来看，财政政策需要更加注重对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和民生保障的支持；货币政策需要精准发力，引导资金流向实体经济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产业政策需要聚焦新兴产业培育和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区域政策需要强化区域协调发展，实现区域优势互补和协同发展；科技政策需要围绕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大对基础研究、前沿技术研发和科技成果转化的支持力度，提升国家整体科技创新能力；环保政策需要坚决贯彻绿色发展理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政策工具一致性：优化政策协同路径。政策工具的一致性是实现政策目标的重要保障。在实现高质量发展目标的过程中，不同领域的政策都需要选择合适的政策工具，确保相互之间协同配合。比如，财政政策可以通过减税降费等手段，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推动产业转型升级；货币政策可以通过调整利率、准备金率等工具，调节市场流动性，支持中小企业发展；产业政策可以通过制定产业规划、设立产业基金等手段，统筹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和新兴产业发展壮大；区域政策可以通过制定区域协调发展规划、设立区域合作基金等手段，提高区域发展的协调性；环保政策可以通过征收环境税、推行碳排放权交易等手段，推动企业节能减排，促进绿色发展。近年来，我国在增强政策工具一致性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例如，设立国家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通过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引导社会资本投入科技成果转化项目；等等。这些政策工具协同配合，为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政策周期一致性：兼顾短期与中长期调控。高质量发展要求我们在宏观调控中兼顾短期与中长期政策的协同一致，增强跨周期和逆周期调控政策的协调配合。短期政策的目的是减缓经济周期波动影响、稳定经济增长，主要可以通过减税降费、扩大政府支出等财政政策手段刺激需求，通过调整利率、准备金率等货币政策工具调节市场流动性。中长期政策则更注重经济结构优化、创新驱动发展和可持续增长，通过产业政策引导产业结构升级，通过科技政策提升国家创新能力，通过区域政策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短期政策的实施必须与中长期发展目标相一致，避免短期政策对经济结构和长期增长带来负面影响。近年来，我国在宏观调控中不断探索跨周期和逆周期调节的有效机制。比如，通过发挥国家发展规划战略导向作用，加强中期财政规划管理，包括发行特别国债和专项债券支持重大项目建设，前瞻布局产业政策、推动新兴产业和新质生产力发展，发展绿色金融支持低碳经济发展等。

政策取向一致性：统筹宏观政策领域。政策取向的一致性，是指在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对经济、社会、环境等不同领域的政策在目标、手段和实施效果上进行统筹，实现相互协调、形成合力，这也是确保政策协同的重要环节。为此，需要加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从政策目标、政策工具、政策周期等多个维度进行综合评判，确保政策之间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近年来，我国在政策制定上越来越注重政策取向的一致性。例如，为促进绿色经济发展，不仅推出了一系列环保政策，还配套了税收优惠、资金扶持等经济手段，同时在社会层面加强对公众环保意识的培养。这些政策在一致性评估基础上形成合力，共同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提高政策协同的策略与路径

在推动高质量发展过程中提高政策协同，党的领导是根本保障。这既是因为党的领导能够确保改革发展沿着正确方向前进，保持政策目标的连续性和长期性；又是因为党的领导能够发挥集中智慧和民主决策优势，提高政策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同时，还应加强制度建设、完善政策协同机制，强化顶层设计、优化政策组合、完善评估体系、加强预期管理，最终推动并实现高质量发展。

强化顶层设计，构建协同一致的政策框架。在党的领导下，加强宏观政策顶层设计对于提高政策协同至关重要。只有强化顶层设计，才能确保各政策领域在高质量发展中的职责与定位清晰明确，构建协同一致的政策框架。为此，可建立跨部门政策协调机制，加强财政、货币、产业等部门之间的沟通与协作，通过多种方式及时解决政策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确保政策制定与执行过程中的协同性。在总体框架下，也可鼓励提高各地内部和相互之间的政策协同，助力全国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统一布局，实现全国一盘棋的战略目标。

优化政策组合，提升政策组合效应。通过优化政策组合，确保各领域政策能够相互支撑配合，可以强化政策之间的协同联动，放大组合效应，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合力。以科技创新这个高质量发展的根本支撑为例。近年来，我国通过税收优惠、货币政策支持等政策组合，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通过定向降准等货币政策手段，为科技企业提供低成本资金支持；等等。这些政策的协同配合，有效推动我国科技创新能力大幅提升。

完善评估体系，加强政策一致性评估。建立科学合理的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体系是提升政策组合效果的重要保障。评估体系应包括政策目标一致性、政策工具一致性、政策周期一致性、政策取向一致性等多维度指标。通过开展政策一致性评估，并加强对评估结果的应用，将评估结果作为政策调整与优化的重要依据，将推动政策协同水平不断提升。比如，国家发展改革委2022年牵头建立了政策文件评估机制，开展新出台政策与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工作，国务院各部门出台文件凡涉及宏观经济稳定和市场预期稳定的，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开展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评估工作开展以来，各项政策的协同性明显提升，与宏观政策取向的一致性不断增强。

加强预期管理，稳定市场预期与信心。加强预期管理是提高政策组合效果的重要手段。通过开展政策宣介、加强市场沟通等方式，可以稳定经营主体预期，增强市场信心，为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近年来，我国在加强预期管理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例如，政府定期召开新闻发布会，对政策进行细致解读，及时回应市场关切，增强市场信心；中国人民银行通过定期发布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向市场传递货币政策意图，稳定市场预期；等等。这些措施多管齐下，有效稳定了市场预期，为我国经济平稳有序运行筑牢了坚实根基、提供了有力支撑。

总的来说，提高政策协同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建立并完善提高政策协同的体制机制，我们一定能够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更大成效，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坚实基础。

人工智能如何赋能消费升级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将“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作为全年首要工作任务，并提出“持续推进‘人工智能+’行动”。2月10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支持新型消费加快发展，促进“人工智能+消费”。当前，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背景下，人工智能正在深度重构消费市场的运行逻辑。传统消费模式中供需错配、体验割裂、资源浪费等问题，在人工智能技术的介入下逐步得到缓解。智能算法对消费者需求的精准捕捉、虚实融合场景对体验边界的突破、数据要素对产业链协同的赋能，共同勾勒出未来消费生态的轮廓。从需求洞察到供给创新，智能革命与消费升级的协同演进，正在催生更具包容性、可持续性的新型消费生态。

人工智能提升对消费需求的洞察能力。在传统消费市场中，因为存在需求识别滞后和供需错配，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迭代和迁移，与生产端的刚性供给体系之间的矛盾始终存在，大量社会资源因供需不匹配而被浪费。人工智能技术通过多维数据分析与深度学习，正在改善这一状况。通过跨平台整合大数据，在人工智能算法支持下，生产者可快速捕捉个性化的消费需求，构建动态需求预测模型，提升新品设计的市场契合度，缩短产品从概念提出到市场投放的周期，降低库存风险。人工智能对消费需求的把握还实现了从显性需求向隐性需求的延伸。例如，在健康管理领域，智能穿戴设备通过持续监测用户体征数据，结合环境因素与行为模式，提前预警健康风险，推动从“疾病治疗”向“健康预防”的消费转型。而随着情感计算技术的突破，人工智能终端可以通过语音语调、微表情、肢体语言等非结构化数据，识别消费者的潜在需求。在一些商场中，智能导购系统已能够通过语义分析与情感识别，为消费者提供“甚合心意”的建议，创造更有温度的购物体验。当然，在技术赋能让“千人千面”的消费体验成为可能的同时，我们还需要通过算法公开等方式，避免算法过度干预而引致的“信息茧房”现象。

人工智能推动供给体系重构。与消费需求感知能力的提升相伴随，生产的组织形态也因人工智能技术的介入而发生深层次变革。柔性制造系统的普及，使企业能够快速调整生产线，以应对市场需求波动。企业通过连接设计端、生产端与销售端的数据中台，实现了从用户需求到产品交付的全程数字化管理，大幅提升了供应链响应速度，能够支持消费者的定制化要求。人工智能驱动的“用户直连制造”模式，大幅降低定制成本，实现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的统一。企业甚至可以让消费者通过人工智能辅助创作平台，参与产品设计，达成“产消合一”的理想状态。除了直接作用于生产领域，人工智能也可发挥其在流通领域的调度优势，实现众多小生产者与大市场的有效衔接，提高流通效率，并与溯源技术相结合，提升消费信任度。更为深刻的变革则发生在产业协同网络的构建中。跨行业数据平台的建立，打通了传统产业链的信息孤岛，形成了需求牵引、协同创新的新型生态。智能制造联盟可通过共享研发数据与产能信息，实现从原材料采购到终端销售的全链条协同。这种生态化协作模式，使中小企业能够依托平台资源快速响应消费市场的需求变化。而在包括汽车等耐用消费品在内的产品创新研发领域中，人工智能通过模拟各类消费场景与生成性预测数据的反馈，一方面将传统研发周期大幅压缩，另一方面降低潜在的试错成本，从而使新产品的市场成功率显著提升。

人工智能革新消费场景。消费场景的智能化转型正在打破物理空间与数字空间的界限，促成虚实融合的消费体验。例如在零售领域，增强现实技术让虚拟试衣、家具场景模拟等应用成为现实。消费者通过移动终端即可直观感受商品在不同环境中的使用效果，这种沉浸式体验既降低了消费决策成本，也激发了潜在的消费需求。人工智能带来的场景变革激活了文旅经济。通过虚拟现实技术复原历史场景，游客可以“穿越”时空，与历史人物互动。博物馆借助数字孪生技术，可以推进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和活化利用，为游客提供多维度的文化解读。这些创新不仅丰富了消费体验，更推动了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护与传播。人工智能还推动了服务消费的流程再造。教育咨询、法律顾问等传统服务通过智能终端的赋能，实现了服务标准化与个性化的协调统一。在金融服务领域，智能投顾系统通过分析用户风险偏好与市场动态，提供个性化的资产配置方案，降低了专业理财服务的门槛。这种服务模式的革新，正在重构消费价值链。传统服务业的“经验依赖”特征被数据驱动的精准服务取代，服务效率与质量得到双重提升。当然，技术不能完全替代人文关怀，在效率与温度之间达成平衡，愈发成为智能化转型的关键，特别是在人形机器人智能终端所服务的家政场景中。

加快构建以人为本的智能消费生态。技术发展不应只满足于效率工具，而应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维护人类社会的和谐稳定。作为重大技术创新，人工智能在人的主体性方面也带来了新的观念冲击。在消费领域，人工智能算法推荐机制可能在长期的使用过程中培养出人对算法的依赖，降低了消费选择的主观能力与客观权力。而数据采集边界的模糊可能压缩作为个体自主权利的隐私空间，也会引起人们的担忧。破解这些困境需要建立技术伦理与经济伦理的双重约束机制。部分企业推出“用户可控算法”系统，允许消费者自主调整参数权重，这种赋权设计为消解技术异化提供了可借鉴的思路。我们既要在开发设计阶段就为人工智能输入人本主义导向的意义价值系统，还要在更多的消费场景中让人工智能积累为人类服务的实践经验。例如，在适老化改造领域，通过语音交互等技术的应用，人工智能可以帮助银发群体跨越数字鸿沟，共享现代生活。再如，在教育领域，基于“情感计算+专业知识库”相结合的人工智能“辅导老师”，可识别学生解题时的微表情变化，并适时切换教学策略，实现更充分的“因材施教”。当人工智能设备成为生活与学习伴侣，消费行为应当进一步从简单的物质满足转向更丰盛的精神成长。构建以人为本的智能消费生态，我们需要在技术创新中坚守“包容与向善”的原则，让先进的人工智能技术服务并促成人的需要的满足，让广大人民群众在更加合理与健康的消费行为中感受到越来越美好的生活。

科学把握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丰富内涵和现实指导意义

201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出席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习近平总书记对人类文明发展成果的科学总结，体现了把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与当今世界现实相结合的远见卓识；全人类共同价值凝聚了不同国家人民价值追求的最大公约数，有利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全人类共同价值着眼于人类未来发展前景，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情怀和使命追求，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理念。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具有标识性的概念，是对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和当今全球治理理论的原创性贡献，是深入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和全球治理的重要指导原则，我们要科学把握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丰富内涵和现实指导意义。

人类社会价值共识的科学总结升华

把“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概括为全人类共同价值，既是基于对当今世界大势和时代潮流的准确把握，也是对人类几千年积淀的文明成果的科学总结。人类历史是一个不断发展进步的进程，人们的交往日益密切。马克思指出：“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人们逐渐形成了许多相同或相近的价值理念。习近平总书记对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概括，超越了只从社会制度更迭来看待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视角，是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丰富和发展。

全人类共同价值超越了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发展水平差异，凝聚了世界各国人民普遍认同的价值理念的最大公约数。在世界历史进程中，各国、各民族相互影响，积淀了许多能够促进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价值观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幸福生活的追求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最持久的力量。”和平与发展，是人类社会得以延续和人们过上幸福生活的基本前提。公平、正义、民主、自由这些概念是近代以后才在国际社会中流行起来的。在反抗殖民压迫中，公平与正义成为发展中国家对国际社会的重要诉求；民主与自由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追求，不同文明、不同国家对其内涵有不同认识，也有不同实现路径。

全人类共同价值基于人类根本需求和共同利益，体现了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共同追求。全人类共同价值蕴含着不同文明和国家的人民在追求幸福生活过程中遵循的价值观，世界上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发展程度不同的民族都对此作出了自己的贡献。随着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完善，国际社会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系的诉求日益增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超越意识形态，能够成为符合人类道德理想的价值观。

对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和当今全球治理变革具有原创性贡献

马克思主义是人民实现自身解放的思想体系。《共产党宣言》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和恩格斯强烈谴责侵略扩张和进行不义战争，倡导各民族平等交往。列宁领导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提出了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的思想。习近平总书记立足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基于人类根本需求和共同利益，提出全人类共同价值，这一概念具有鲜明原创性。

全人类共同价值从人类是命运与共的共同体出发，破解“普世价值”迷思，反映当今时代主流价值追求。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少数西方国家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通过推行所谓“普世价值”将自己的价值观和模式强加于人，借此干涉他国内政。与西方所谓“普世价值”的虚伪性与排他性不同，全人类共同价值更具现实性和包容性，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彼此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缺一不可。和平与发展是基础与前提，没有和平与发展，其他都谈不上。公平与正义作为国际关系的重要准则，受到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冲击，但人们追求公平正义的理想并没有改变，推动国际关系法治化、民主化的力量在不断增强，用少数国家制定的规则取代普遍接受的国际法则行不通。无论在国内层面，还是在国际层面，民主与自由都是现代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是人们追求的目标，但其实现有多种方式，不可能千篇一律。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了非此即彼、非友即敌的思维方式，把人类作为一个命运共同体来考察，体现了胸怀天下的创新性、包容性和先进性。

全人类共同价值着眼于解决人类社会面临的问题，摆脱“国强必霸”的思维窠臼，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有共同的利益，也面临共同的威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世界各地极端气候事件频发、全球传染病大流行威胁始终存在、能源和粮食价格上涨等，影响着每个人的生活。习近平总书记从全人类的整体利益出发，着眼于全球发展大势提出全人类共同价值，恰逢其时。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标识性概念

全人类共同价值体现了中国共产党胸怀天下的世界情怀，体现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服务民族复兴、促进人类进步，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职责使命，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具有标识性，对于更好理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等诸多概念具有重要意义。

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实现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崇高目标提供了基本遵循。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是中国共产党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给出的中国方案，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秩序观、价值观，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追求的崇高目标。全人类共同价值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具有内在统一性，对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共识有力推动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进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为坚守和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提供了实践平台。

全人类共同价值彰显出中国外交理念的包容性和亲和力。长期以来，美国等西方国家把他们自己的价值观鼓吹为所谓的“普世价值”在全球推销，以民主、自由为标榜，实质上是赢者通吃、丛林法则的价值表达。他们不仅要维护自己的特权地位，还要求其他国家效仿其政治制度，借此干涉他国内政，带来的是动荡和不公。全人类共同价值强调要历史地、现实地看待民主与自由，把民主与自由的实现看成一个历史过程，尊重不同国家人民对民主与自由价值实现路径的探索，反对假借推广民主之名干涉他国内政。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本着对人类前途命运高度负责的态度，做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倡导者，以宽广胸怀理解不同文明对价值内涵的认识，尊重不同国家人民对价值实现路径的探索，把全人类共同价值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实现本国人民利益的实践中去。”我国在国际社会坚持民主和平等原则，不输出意识形态和发展模式，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本国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的权利，切实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反对新殖民主义，保障广大发展中国家能够有一个好的发展环境，实现自主发展。同时，我国还主张加强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提高治国理政能力，共同推进适合本国国情的民主政治建设，以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全人类共同价值体现了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战略选择。当今世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有回潮的趋势，单边主义破坏国际秩序，保护主义损害全球经济，导致国际社会对世界和平发展前景的忧虑增加。在这一时代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把和平与发展作为全人类共同价值的重要内容，向世人明确表明了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决心。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决心不会改变。我们绝不走殖民掠夺的老路，也绝不走国强必霸的歪路，而是走和平发展的人间正道。”中国把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并将“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概括为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的一个重要方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走的道路行不行，关键要看是否符合本国国情，是否顺应时代发展潮流，能否带来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民生改善、社会稳定，能否得到人民支持和拥护，能否为人类进步事业作出贡献。”在推进现代化的过程中，我国始终坚守永远不称霸、不搞扩张、不谋求势力范围的庄严承诺，反映了14亿多中国人民的意志。我国在发展自己的同时给世界带来发展机遇，为全球南方国家搭乘我国发展的“快车”和“便车”、实现自身发展提供重要平台。这充分体现了中国立己达人、兼济天下的世界情怀，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是惠及世界的现代化。

为世界走向美好未来提供了方向指引

当今世界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世界向何处去，取决于今天的选择。面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这一时代课题，答案是不同的。有的国家奉行的是以强凌弱的丛林法则，追求赢者通吃，导致了世界形势的不稳定和发展的不均衡，不利于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我们应该大力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共同为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提供正确理念指引。”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高度，从全人类的前途命运出发科学凝练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为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提供了强大思想引领。

全人类共同价值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价值遵循。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以一种制度代替另一种制度，不是以一种文明代替另一种文明，而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历史文化、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利益共生、权利共享、责任共担，形成共建美好世界的最大公约数。”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引领人类文明进步方向的科学理念，其目标是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顺应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世界潮流，指明了世界文明进步的方向。新时代新征程，为实现这一崇高目标，要引导各国人民凝聚价值共识，坚守和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把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建设成一个和平、和睦、和谐的大家庭。

全人类共同价值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提供了价值准则。传统国际关系以权力政治为基础，以实力界定权力、以权力界定利益，充斥着强权政治和单边主义。新型国际关系倡导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和合作共赢，体现了全人类共同价值。相互尊重是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前提和基础，其核心是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体现了民主与自由这一各国的共同追求。公平正义是新型国际关系的重要方面，要求维护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弱小国家权利，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朝着更加包容、更加公平、更加合理的方向发展，体现了公平与正义这一各国的共同理想。合作共赢是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重要途径，营造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能够为合作共赢的国际关系提供条件，推动世界走向和平、安全、繁荣、进步的美好未来，体现了和平与发展这一各国的共同事业。新时代新征程，要坚守和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壮大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进步潮流，推动人类社会发展进步。

全人类共同价值为推动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秩序提供了中国智慧。现行国际秩序面临多重挑战，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全球化抬头，恃强凌弱、巧取豪夺、零和博弈等霸权霸道霸凌行径危害深重，国际体系变革正处在关键节点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国际秩序改革和完善提供了中国智慧。要加强全球治理，使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都能平等地参与其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命运应该由各国共同掌握，国际规则应该由各国共同书写，全球事务应该由各国共同治理，发展成果应该由各国共同分享。”“国际上的事应该由大家共同商量着办，世界前途命运应该由各国共同掌握，不能把一个或几个国家制定的规则强加于人，也不能由个别国家的单边主义给整个世界‘带节奏’。世界要公道，不要霸道。”新时代新征程，要共同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总之，全人类共同价值是适应当今时代发展需要而产生的理论，是对人类发展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共同价值观念的精辟概括。全人类共同价值不仅涵盖了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制度国家共同追求的价值，也阐明了不同国家、不同文明处理好相互关系的应有之义。坚守和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内容，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世界情怀和历史使命，必将引领世界各国携手应对挑战，推动世界走向和平、发展、进步的光辉未来。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治理的重要论述的原创性贡献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我国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过程中，习近平总书记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科学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之间的关系，强调“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并发表一系列关于社会治理的重要论述，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奠定了社会长期稳定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治理的重要论述的创造性建构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系统整体设计推进改革新征程，开创了我国改革开放全新局面。这次全会首次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实现了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的重要转变。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背后逻辑却发生了质的跃迁。社会治理强调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建立起多方主体共同参与的社会治理体系，摆脱了过去单纯依靠政府管理的方式，推动形成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的新格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治理是一门科学，管得太死，一潭死水不行；管得太松，波涛汹涌也不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党不断推进社会治理创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在2020年8月的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实现政府治理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在2020年9月的基层代表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坚持和完善新时代‘枫桥经验’，加强城乡社区建设，强化网格化管理和服务，完善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切实把矛盾化解在基层，维护好社会稳定。”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提出：“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2024年，习近平总书记对社会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践行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他所在的十四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指出：“在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和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上多办实事，在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增强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上再上水平。”这些重要论述，推动我国社会治理理论创新发展，形成了强大政治影响力和理论话语影响力，为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科学指引，为以安定团结和谐有序的良治善治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根本遵循。

同时，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行顶层设计。党的十九大提出，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那时，现代社会治理格局基本形成，社会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到那时，我国社会文明将全面提升，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我国人民将享有更加幸福安康的生活等。党的二十大进一步明确了到2035年我国发展的总体目标，其中包括人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社会保持长期稳定，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等。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其中包括聚焦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完善收入分配和就业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增强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这为我们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明确了时间表和路线图，将推动我国社会治理体系不断完善，社会治理效能不断提升。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治理的重要论述具有原创性价值和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牢牢把握社会运行规律和社会治理规律，坚持从我国实际出发，精准研判我国社会结构、社会生产方式、社会交往方式、社会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的变化趋势，科学分析日益变化的世情国情党情，积极回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断推进社会治理与社会结构变化更好相适应，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在我们这样一个拥有14亿多人口的大国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治理的重要论述，具有重要的原创性价值和贡献。

从理论上看，自社会主义诞生以来，怎样治理社会主义这样全新的社会、怎样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往世界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都没有回答。马克思、恩格斯没有遇到全面治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他们关于未来社会的原理很多是预测性的；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曾经进行了尝试和探索，取得了一些实践经验，但终因未曾找到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而犯下了严重错误，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治理的重要论述，科学回答了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怎样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等重大问题，创新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治理理论。特别是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在提出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更好相适应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推动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是对新时代以来我国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标志着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进一步深化。

从制度建设看，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进程中，我们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对社会治理进行积极探索，积累了丰富经验。习近平总书记系统总结了新时代以来我国加强和改进社会治理的经验，提出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全面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着力推进社会治理系统化、科学化、智能化、法治化，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在制度上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为人民幸福安康、为社会和谐稳定、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了坚实制度保障。

从国际来看，当前，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深入发展，国际形势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更加突出。近年来，一些西方国家或照搬照抄西方现代化经验的国家，有些因为移民冲突而酿成政治震荡，有些因为阶层利益矛盾加大、地区发展差距拉大而难以摆脱中等收入陷阱，有些因为政党利益之争而朝令夕改，有些因为民粹主义影响而动荡不安，等等。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没有找到适合自身的社会治理方式。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领导人民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特别是新时代以来，我们党不断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强化社会治安整体防控，着力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成功续写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治理的重要论述，为人类社会的平稳健康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独立自主迈向现代化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社会治理方式。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治理的重要论述的精髓要义

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治理的重要论述具有丰富内涵，我们必须深刻把握并坚决贯彻落实。

坚持党的领导。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党的领导是全面的、系统的、整体的，能够动员整合各方面力量，统筹地区之间、部门之间、群体之间的社会利益关系，为加强社会治理提供了根本保障。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中，坚持党委领导、加强党建引领是关键。当前工作的一个重点，就是全面、完整、准确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治理的重要论述，突出抓好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党的建设工作，不断增强党在新兴领域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实现党的领导纵向到底、横向到边。同时，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力戒形形色色的形式主义，努力为基层减负。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形成有效的社会治理、良好的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让人民群众安居乐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加强社会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提高社会治理水平，目的在于切实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维护人民群众利益，在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过程中不断增进民生福祉。加强社会治理必须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尊重人民首创精神，拜人民为师，并通过机制创新将人民的参与权、知情权、管理权和监督权落到实处。社会治理的过程也是不断解决人民急难愁盼问题的过程，通过不断推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最大程度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评判社会治理的成效，要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标准，要看社会治理成果是否能够更好惠及广大人民群众、是否给人民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坚持共建共治共享。共建是共同参与社会建设，共治是共同参与社会治理，共享是共同享有社会治理成果。共建共治是共享的基础，共享是共建共治的目标。这体现了我们党对保障全体人民参与社会建设、社会治理权利的重视，对全体人民享有社会治理成果权益的维护。在党的领导下，充分发挥政府、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城乡社区组织、志愿服务团体、社会公众的作用，才能有效降低社会治理成本，提高社会治理效能。近年来，“民主恳谈会”“参与式预算”“小院议事厅”“坝坝会”等形式不断涌现，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等联动。党和政府有效回应群众需求、解决群众诉求的服务能力提升，以共建共治共享拓展了社会治理新局面。

坚持依法治理。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依法治理是最可靠、最稳定的治理。《法治社会建设实施纲要（2020—2025年）》明确提出，到2025年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显著提高，形成符合国情、体现时代特征、人民群众满意的法治社会建设生动局面，为2035年基本建成法治社会奠定坚实基础。将法治社会建设和依法治理相结合，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能够有效降低化解社会矛盾的各项成本，形成政府、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社区以及个人等多方主体的平等合作、对话、协商、沟通机制，规范和引导社会事务和社会生活，全面提升社会治理的法治化水平。坚持依法治理，要从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各个环节共同发力，同时也要注意发挥德治的作用，努力将法安天下、德润人心的理念贯彻到社会治理的全过程。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治理的重要论述的实践伟力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治理的重要论述，以其强大理论引领力指导社会治理新实践，推进社会治理实现历史性变革、系统性重塑、整体性重构，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国内改革发展任务极为繁重的复杂形势下，成功保持社会大局稳定，续写了社会长期稳定奇迹的新篇章。

推动新时代社会体制改革。在党的领导下，我们正确处理政府和社会的关系，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并组建中央社会工作部，负责统筹指导人民信访工作，指导人民建议征集工作，统筹推进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统一领导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党的工作，协调推动行业协会商会深化改革和转型发展，指导混合所有制企业、非公有制企业和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指导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等。同时，加快实施政社分开，明确社会组织职责，重点培育和优先发展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并将适合由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和解决的事项交由社会组织承担。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功能和优势，畅通和规范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通道，支持和发展志愿服务组织参与社会治理。此外，还全面推开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改革，促进行业协会商会提升服务水平、依法规范运行、健康有序发展、充分发挥作用，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

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把更多资源、服务、管理放到社区”。基层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重视基层就要推动社会治理重心下沉，更好为社区居民提供精准化、精细化服务，在城乡社区治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中广泛实行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具体来看，一是夯实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调动基层各部门各方面参与治理的积极性。二是依法厘清街道办事处（乡镇政府）和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权责边界，制定区县职能部门、街道办事处（乡镇政府）在社区治理方面的权责清单，合理确定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管辖范围和规模，形成各司其职又相互配合的有机系统。三是完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建设，完善村（居）民议事会、理事会、监督委员会等自治载体，激发群众参与基层治理的内生动力。四是加强基层治理队伍建设，积极培育基层党组织带头人。

推动社会治理从线下转向线上线下融合。伴随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信息技术的发展，我国数字社会建设步伐加快，互联网普及率和用户规模大幅攀升。截至2024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11.08亿人，社交网络用户规模达11.01亿人。社会发展到哪里，社会治理就应该跟进到哪里。我们党充分利用互联网扁平化、交互式、快捷性等优势，推进公共服务高效化，强化互联网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推进电子政务、智慧城市、乡村数字建设等，努力提升社会治理智能化水平，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严厉打击网络诈骗等犯罪活动，维护网民合法权益，极大程度提升了人民在社会发展进步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治理的重要论述的指导下，各地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产生了许多地方性社会治理典范，比如“党建引领接诉即办”“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党建引领城乡社区发展治理”等，展现了新时代基层治理新特点新气象。

中国式现代化思想的第二次升华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仅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而且通过理论和实践创新，对中国共产党中国式现代化思想作了两度升华，既初步构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根本遵循，又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继续推进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和更为牢固的战略支撑。新时代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式现代化思想历程的第三阶段，与前两个阶段是既一脉相承又不断发展创新的，共同构成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式现代化认知的历史之链。如果说党的二十大是对中国共产党中国式现代化思想的第一次升华，那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则是对中国共产党中国式现代化思想的第二次升华。

新征程上，靠什么来进一步凝心聚力、汇聚起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力量？答案就是靠中国式现代化。党的二十大确立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心任务，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重大原则等，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了战略部署。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阶段。要把这些战略部署落到实处，把中国式现代化蓝图变为现实，根本在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不断完善各方面体制机制，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制度保障。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全新的事业，前进道路上必然会遇到各种矛盾和风险挑战。《决定》从中国共产党领导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实践经验和多方面现实需要出发，将重点放在把党的二十大战略部署和理论要求落到实处，把中国式现代化蓝图变为现实，一言以蔽之，理论创新要转变为实践创新。这无疑可视为对中国共产党中国式现代化思想的第二次升华，其突出特点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决定》首次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为主题来擘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举措。尽管党的二十大报告确定了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但是将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这一强国建设伟业作为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是新时代以来的第一次。除引言和结束语外，《决定》有15个部分，分三大板块，开列60条，从总论到分论，全方位地对完善体制机制、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建设作了具体部署。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决定》的说明中指出：“决定稿……着力抓住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破解的重大体制机制问题谋划改革，主题鲜明，重点突出，举措务实可行，是新时代新征程上推动全面深化改革向广度和深度进军的总动员、总部署，充分体现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历史主动，必将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这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对《决定》擘画的战略举措的充分认同。

第二，《决定》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主要抓手，是对历史成功经验的高度弘扬。《决定》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在改革开放中不断推进的，也必将在改革开放中开辟广阔前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靠的是改革开放。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靠的也是改革开放。新时代新征程上，要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仍然要靠改革开放。中共中央政治局从当前国际、国内多方面的现实需要出发，决定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研究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问题。这是依据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成功经验概括的，要对历史经验传承赓续、发扬光大。

第三，《决定》实际上勾画了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奋斗目标的新“三步走”发展战略。《决定》阐释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思想和总目标，要求“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更加注重系统集成，更加注重突出重点，更加注重改革实效，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提出“到二○二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八十周年时，完成本决定提出的改革任务”；“到二○三五年，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为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奠定坚实基础。”《决定》没有明确说2029年、2035年和21世纪中叶是新时代新征程的三个重要历史节点，但是通过对《决定》文本的分析不难看出，上述三个历史节点相应的目标要求实际上就是新的“三步走”发展战略。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到21世纪中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党的十九大报告和二十大报告分别已经昭告全党的两个战略部署。《决定》对2029年新中国成立80周年时提出的任务是首次宣布，并且在重点锚定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时，部署了今后五年的重大改革举措。说《决定》勾画了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奋斗目标的新“三步走”发展战略，是相对于党的十三大报告制定的到21世纪中叶的“三步走”发展战略而言的。明确这个新“三步走”发展战略意义重大，特别是将到2029年完成《决定》提出的各项改革任务，作为第一步战略部署与安排，对于全党和全国人民是个巨大鼓舞。如果这五年旗开得胜，就能为后两步战略目标的实现奠定更为坚实的基础。

第四，《决定》以制度建设为重点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旨在强调完善制度、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注重制度建设，“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了有力制度保障”。但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动态过程，必然随着实践发展而不断发展，已有制度需要不断健全，新领域新实践需要推进制度创新、填补制度空白。”所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继续完善各方面制度机制，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这是《决定》为什么强调促进理论创新转变为实践创新，并以制度建设为重点完善体制机制、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重要考量。过去，不少人没有深刻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动态性。恩格斯指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习近平总书记将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视为动态过程，是一个新论断，是把恩格斯的这一思想运用到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成果，应当认真学习和宣传。我们应当以动态的辩证的思维来认识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历程，努力纠正一些人的偏颇之见。

第五，《决定》强化系统集成，既突出重点，又坚持全面布局，协同高效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系统集成是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一个重要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它强调把纷繁复杂的各项工作分成各个系统，并像集成电路一样整合成一个整体，实现各系统之间、各系统和整体之间的有机协调。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解决许多过去没能解决的难题，实现许多领域的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的伟大成就，从方法论层面而言，就是成功地运用了科学的系统论。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继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首先要把握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要“坚持系统观念……用普遍联系的、全面系统的、发展变化的观点观察事物，才能把握事物发展规律……我们要善于通过历史看现实、透过现象看本质，把握好全局和局部、当前和长远、宏观和微观、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特殊和一般的关系，不断提高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能力，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提供科学思想方法。”

《决定》在强调促进理论创新转变为实践创新的同时，也将党的二十大报告阐释的系统观念提升为系统集成思想，并全面深入地贯彻落实这个科学思想方法来谋划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伟业。这一点在《决定》中已经得到充分体现。一是将系统集成作为贯彻落实党的指导思想的基本考量，强调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推动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二是以系统集成思维运用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新时代以来的宝贵经验，进一步增强全面深化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三是用系统集成思维强调敢作善为和抓落实，坚持上下协同、条块结合，科学制定改革任务书、时间表、优先序，明确各项改革的实施主体和责任，以实绩实效和人民群众满意度检验改革。可以说，《决定》是强化系统集成思维来谋划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伟业的具有标志性意义的科学方法论文献。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个伟大的历史接力工程。到21世纪中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决定性战略部署。为实现这一奋斗目标，中华儿女前赴后继，英勇奋斗。从新中国成立算起，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中国式现代化探索、开拓和升华的征程上已经奋斗了3/4个世纪，离这个目标的实现还有1/4个世纪的时间，可以说开始倒计时了。让我们弘扬愚公移山精神，持续接力为这一目标的实现而不懈奋进！

坚定文化自信 坚持走自己的路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坚持走自己的路，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这一科学论断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原创性贡献，也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供了根本原则遵循。

民族的复兴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作为支撑

精神上的独立自主，意味着在认知、理念、价值取向、精神构建等层面，挣脱了对外部因素的过度依附与盲目跟从，能够自洽地塑造出具有个性标识又逻辑完整的精神世界与价值体系。精神层面的独立自主对文化自信的建立与坚定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关系到民族文化的繁荣与衰落，也是构筑文化强国不可或缺的特质与内在基石。

中华民族的独立自主精神，始终深深扎根于中华文明的深厚土壤之中。中华民族有着深厚文化传统，延续着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体现了中国人几千年来积累的知识智慧和理性思辨，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思想体系。中华文明展现出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与和平性——为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繁荣兴盛提供了持久而坚实的精神支柱，也为中华民族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提供了厚重底蕴和内在动力。这是我国的独特优势。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历史上经历过很多磨难，但从来没有被压垮过，而是愈挫愈勇，不断在磨难中成长、从磨难中奋起。”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历史，是一部居安思危、履险若夷的历史，和其他文明相比，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在任何压力、困难、挫折等恶劣条件下都能够顽强地存活下来，始终一脉相承，且越是艰难时刻，越是有一种文化自觉和自信，体现了中华民族独有的精神特征，凝结着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追求。如孔子所言，“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凭此种精神，中华民族能在各种险境中屹立无恙，愈挫愈勇。

中华文明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也需要与时俱进、推陈出新，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民族的复兴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作为支撑，针对这一点，习近平总书记反复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要有中国精神”。精神上的独立自主与自觉自信关系到民族文化身份的认可和重塑，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自信是国家根本利益之一。唯有在精神上达到高度自觉与独立，一个民族才能在历史长河中屹立不倒、勇往直前。

精神上的独立自主是我们党百年奋斗的宝贵经验

坚定文化自信，就是要坚持走自己的路，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如果“以洋为尊”、“以洋为美”、“唯洋是从”，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东施效颦，热衷于“去思想化”、“去价值化”、“去历史化”、“去中国化”、“去主流化”那一套，绝对是没有前途的！

一百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不懈奋斗，贯穿这一百年奋斗历程有一核心理念，即解决中国的问题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由中国人自主寻求答案。这种勇于探索实践、坚持独立自主的精神，是我们党不断取得胜利的关键所在。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在党的奋斗历程中，党始终致力于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创新发展和时代化进程，使马克思主义以全新的面貌和姿态展现在世界舞台之上。独立自主不仅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精髓，也是党在百年奋斗历程中积累的宝贵经验。

中国式现代化为达成精神上的独立自主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各项事业蒸蒸日上，国际地位显著提高。进入新时代后，我国从根本上致力于实现强起来，成就是全方位的、开创性的。70余年的发展不仅全面改变了中国的面貌，而且深刻地影响了世界发展的进程。我国走的是不同于西方世界的道路，这种发展模式对第三世界的国家具有巨大的示范与吸引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为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提供了丰富滋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重要内容，以提高全民族思想道德水平为目标，传承和弘扬革命文化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以及面向未来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展示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念，为现代社会的发展取向建构了新的阐释空间，也为人类世界的未来景观提供了新的可能。

以精神上的独立自主夯实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之基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坚定文化自信，需立足于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实践与当代实践，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在此过程中，我们既不盲目遵从各种外来教条，也不简单照搬外国理论，而是坚定不移地追求精神上的独立自主。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背离或放弃马克思主义，我们党就会失去灵魂、迷失方向。”坚持这一根本指导思想，是我们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首要前提和方向保证。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不断进行社会实践和理论创新，取得了一系列文化建设成果，形成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保持了文化的社会主义性质，为文化发展和文化自信的坚定提供了方向指引和强大力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飞跃，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新形态，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的新境界，不仅再一次为我国的建设指明了方向，也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危机提供了方案，为全球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新时代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就是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它既是新时代文化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坚定文化自信的内在要求。

巩固文化主体性。从我国的历史来看，中华文化具有坚持主体性的先天优势，虽然我国历来都是一个多文化融合的情形，也经常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有时这种影响是巨大的，但中华民族没有在这个基础上丢失自己的文化，反而是将各种文化都纳为己有，加以改造和创新，形成了独特的民族文化。在这个过程中，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坚持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巩固文化主体性，才有助于形成建设国家的民族合力。现代国家的崛起必须有配套的文化作为支撑，否则崛起就可能是一时的、暂时的。文化主体性问题关乎国家主权问题，关乎一个国家的精神家园安全。

秉持兼容并包。“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这句话同样可以适用于文化的发展上，尤其是在信息交流如此迅速和快捷的当今，更应该主动增强主体文化的包容性。中国共产党提出和倡导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旨在超越地域、民族、肤色等差别，以人类共同利益为交汇点，凝聚不同文明的价值共识。中华文化本身是在一个地域辽阔、民族众多的环境中形成的，中华文化本身就磅礴复杂、吸纳中西，这也决定了中华文化的胸襟博大。增加文化的包容性首先应提高对外文化交流的力度。增加文化交流才能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在文化的碰撞中不断充实和提高自身文化体系的质量。

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要前提。恩格斯曾经提出：“社会力量完全像自然力一样，在我们还没有认识和考虑到它们的时候，起着盲目的、强制的和破坏的作用。但是，一旦我们认识了它们，理解了它们的活动、方向和作用，那么，要使它们越来越服从我们的意志并利用它们来达到我们的目的，就完全取决于我们了。”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需要具备精神上的独立自主和坚定的文化自信，保证国家稳定协调前进、社会健康发展和良好运行。只要我们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和方向，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精神实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就一定能够实现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目标，创造中华文化新的辉煌。

深刻理解文化主体性的理论突破与价值意蕴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主体性的重要论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巩固文化主体性是形成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自觉担负新时代的文化使命的基础和前提。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伟大实践，推动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形成，也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指引下不断发展。在习近平文化思想中，始终贯穿着一条清晰的主线，那就是在坚定文化自信、确立文化主体性的过程中做好“两个结合”。文化主体性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原创性概念、标识性概念。作为“两个结合”光辉典范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文化主体性的最有力体现。深刻理解文化主体性的理论突破与价值意蕴，对于学深悟透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原创性贡献，深刻把握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主题和使命，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全面把握文化主体性的内涵与层次

文化主体性内涵丰富、意蕴深远，可以从三个方面来把握和理解。首先是“一个特性”，即精神上的独立自主。习近平总书记从精神独立自主的角度强调文化主体性，指出“坚定文化自信，是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大问题”“如果没有自己的精神独立性，那政治、思想、文化、制度等方面的独立性就会被釜底抽薪”。有了文化主体性，就有了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就能保持精神上的独立性、自主性，不依附、不受制、不屈服于他人，不为各种错误观点所左右，这是文化主体性的本质属性，是中华民族在历史洪流中屹立不倒、挺立潮头的有力支撑，是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取得经济、政治等诸多领域重大成就，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伟大飞跃的重要保障。

其次是“两对关系”。一是文化主体性与主体性的关系。主体性是哲学的重要范畴。文化是确立主体性的重要因素，没有脱离文化的孤立的绝对个体意义上的主体性。文化主体性是个人通过文化将自己与国家和民族融为一体的力量，也是一个国家和民族不断进行文化创造的源泉。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独特性是文化主体性的内在根据，文化主体性主要表现为对自身的文化传统、价值观念、精神信仰等的坚持与发展，是文化传承发展的自觉性、自主性、能动性、创造性的有机统一。文化主体性是捍卫自身独立性的集体精神和群体意志的展现。二是文化主体性与文化生命体的关系。在习近平文化思想中，还有一个原创性概念、标识性概念是“文化生命体”。只有立足于文化生命体生成发展，才能全面理解文化主体性的含义。一个文化生命体要成长，必须立足于其自身生存发展的需要，必须强调精神独立和意志自主。没有精神独立和意志自主、没有文化主体性的文化生命体，是将自身生命体的成长依附于他者的生命体，不仅会萎靡不振，更会枯萎凋敝，最终导致生命力衰竭。文化生命体是文化主体性的重要基础，建立在文化生命体基础上的文化主体性，才是最真实、最牢固、最有根基的文化主体性。

最后是“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中华文明的主体性，这是最深层次的文化主体性。中华文明的主体性是通过“第二个结合”巩固起来的，是建立在中华文明根基上的文化主体性。第二个层次是中华民族的主体性。中华文明的主体性必须通过中华民族的主体性表达出来。因为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是相互成就、相互塑造的，中华文明既是中华民族创造的结晶，也是塑造中华民族的力量。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走自己的路，让中华民族旧邦新命，在创新中连续发展，在包容中统一壮大，让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让中华民族成为各民族融为一体、团结凝聚的共同体，让中华文明在兼容并蓄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中，成为人类历史上唯一以国家形态延续至今的伟大文明。正是经由文化生命体，中华文明的主体性和中华民族的主体性相互支撑、互为表里，在50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不断创造出新的文化生命体，不断开辟出中华文明新境界，不断展现着中华民族的生机。第三个层次是中国共产党的主体性。中国共产党的主体性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实践中建立起来的，是在激活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的主体性的实践中建立起来的。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的主体性与中国共产党的主体性相互融合，铸就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主体性，这一主体性最为有力地体现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最为有力地体现在新时代的伟大实践中。

文化主体性的建立过程与最有力体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自信就来自我们的文化主体性。这一主体性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中国大地上建立起来的；是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基础上，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是通过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建立起来的。创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这一文化主体性的最有力体现。”这一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文化主体性的确立过程与最有力体现。

文化主体性的建立，是一个现实的历史的实践过程，也是精神和思想的发展进程。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中华文明5000多年的发展，就是中华文明具有回应挑战、开创新局的文化主体性与旺盛生命力的最生动体现。回望中国历史，中华民族是从不畏惧变化的民族，中华文明也是能够坦然面对困难与挑战的文明，我们总是能够化危机为契机，在危局中开新局，一次次走出困境，在“承敝通变”中“穷变通久”，一次次从实际出发进行因应时势的创造，这些都根源于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的主体性。比如，我们能够在学习吸收佛教文化的同时将其中国化，这深刻体现了中华文明的主体性。中华文明的主体性就是中华文明的生命力所在。在今天中国大地上如火如荼进行着的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也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立足于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的主体性，在中国大地上创造出来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民族的旧邦新命，是在中华文明根基上走出来的现代化，是实现了传统与现代有机衔接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为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探索出一条全新道路，摆脱了西方现代化为发展中国家设定的传统与现代对立的模式，创造出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生动昭示，只有立足于文化主体性，才会真正获得现代化的成功，也只有在不断巩固文化主体性的过程中，才能走出真正属于自己的道路。

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的主体性也经历过文明蒙尘、民族蒙辱、人民蒙难的困顿时刻，但越在遭遇困难挑战的时刻，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反而越挫越勇，更加激发出蓬勃的发展伟力。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昂扬生机的代表，以“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信念团结凝聚全体中华儿女，推动中华民族不断地从自在走向自觉，从自觉走向自强，彻底激活了中华文明的主体性，从根本上代表了中华民族的主体性。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取得革命、建设、改革伟大胜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扎根中国大地进行了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最深刻最广泛的实践创新。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的创新创造活力，彰显了文化主体性的力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为有力地体现了这种文化主体性，本身就是新时代文化创造的最伟大成果。

从文化主体性看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原创性贡献

文化主体性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成为一个完整严密的科学理论体系。中华民族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强起来不仅仅意味着政治上的独立和经济上的富裕，还要有承载政治独立和经济富裕的强大主体，这个强大的主体就是文化主体。文化主体性的确立，是保证我们政治上独立、经济上强大的根本前提，因此文化主体性的确立和巩固是强起来的一个重要标志。习近平文化思想精准抓住了时代脉搏，使我们能够通过对时代主题的把握，更加深刻地洞察文化主体性的价值意蕴。这不是说以前政治独立里面没有文化主体，经济富裕里面没有文化主体，而是把蕴含在政治独立和经济富裕里面的文化主体性更加凸显、更加彰显，这与习近平文化思想中将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具有内在的一致性。文化主体性是使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能够成为一体的必要条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背后都能看到文化主体性的存在，也只有巩固起强大的文化主体性，诸领域的成就才能真正凝聚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伟力，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不断走向成功。因此，从这个角度看，文化主体性的提出，进一步理顺了文化和其他领域之间的关系，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统括为一个实践总体，使得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成为完整严密的科学理论体系。

弘扬文化主体性对发展中国家走好现代化道路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前无古人的理论和实践探索，是体现文化主体性的道路，这对世界上其他发展中国家具有示范性。从传统走向现代的中国道路，是从传统中生长出的现代化道路，这个生长就体现了我们的文化主体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中国式现代化是赓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而不是消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是从中华大地长出来的现代化，不是照搬照抄其他国家的现代化；是文明更新的结果，不是文明断裂的产物。”这向世界上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表明，要解决好道路问题，就要解决好传统和现代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两者并非绝对对立，而是相互生长的关系。生长的前提在于要清醒地认识到这是一条文化生命体自我生长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只有把握好成长发展的主体，即文化主体，才能获得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生长联系，才能真正地走出自己的道路来。一些发展中国家在追求现代化的进程中走了一条传统和现代相对立的道路，不是用现代彻底否定传统，就是用传统来拒斥现代。这种状况从根本上是率先实现现代化的西方国家给发展中国家设置的吊诡性的处境，用所谓普世的现代化模式来规范所有国家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现代化克服了传统和现代之间的绝对对立关系，让“传统”中可以生长出自己的“现代”来，这个生长本身是文化主体性最深刻的体现。发展中国家要真正走出一条自己的现代化道路来，就必须超越和克服西方现代化的迷思，在立足于自己文化生命体的基础上，把握好自身的文化主体性，处理好传统和现代之间的关系。

以“结合”为巩固文化主体性的根本途径，增强了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坚定性和自觉性。在习近平文化思想中，还有一个原创性贡献，就是指明了巩固文化主体性的根本途径。这一根本途径就是“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两个结合”中的“第一个结合”其实也是文化主体性的体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是通过中国共产党这个主体实现的，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结合本身就是创新创造，而创新创造就是文化主体性最深刻的体现，体现在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吸收借鉴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之中。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结合’不是‘拼盘’，不是简单的‘物理反应’，而是深刻的‘化学反应’，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两个结合”是中国共产党文化主体性的体现，通过“第二个结合”实现文明自觉、实现对古老文明的现代转化、实现文化生命体的生长发展、造就新的文化生命体，这本身就是巩固文化主体性的历史进程。文化生命体的提出，使我们能够以更宽广的视野、更长远的眼光来洞察历史发展脉络，实现了传统与现代在文化生命体中的有机衔接，真正让文化主体性建立在深厚的中华文明“肌体”之上。这些都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原创性贡献，不仅赋予文化主体性多重内涵，而且对于其内在运行机理形成独到的认识，更重要的是对树立和巩固文化主体性的根本途径进行系统深刻阐述。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把握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主题与使命，以坚定的文化自觉、宏阔的历史视野、深远的战略考量，对为什么要树立文化主体性、我们的文化主体性是怎么样树立的、什么是文化主体性的最有力体现、如何巩固文化主体性等重大问题，进行了全方位、深层次的思考，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这既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创新与突破，也是新时代做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根本遵循。我们要在深刻领悟的基础上，真正做到内化、深化和转化，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的奋斗和实践中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深刻理解“两个结合”的历史唯物主义意蕴

“两个结合”是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从“一个结合”到“两个结合”，体现了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基本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结合的对象由“中国具体实际”拓展为“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确立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中国具体实际”的相对独立性。在这一过程中，文化从隐性状态转化为显性状态，蕴含了历史唯物主义原理。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第一个结合”是毛泽东同志在领导中国革命实践中针对党内教条主义而提出的重要命题。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强调理论必须联系实际，反对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中国共产党人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实践中，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正确分析了“中国具体实际”的内涵。一个国家最大的实际就是这个国家的基本国情。恩格斯指出：“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是任何坚定不移和始终一贯的革命策略的基本条件；为了找到这种策略，需要的只是把这一理论应用于本国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具体实际”所包含的内容是多层次的，它首先是指这个国家的经济和政治条件，因此在“第一个结合”中，一个国家的经济、政治状况成为被优先考虑的要素，中国革命正是按照这一逻辑展开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提出近代我国的基本国情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红色政权能够存在的首要条件是“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这些事关中国革命前途命运的重大判断主要是从经济、政治两个方面进行分析的，并由此产生中国革命的战略战术。为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同志提出如何把握“中国具体实际”的方法，“今天我们研究中国社会，也要用个‘四面受敌’法，把它分成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军事的四个部分来研究，得出中国革命的结论。”要求从四个方面把握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形，反对言必称希腊，强调“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对得住“自己的祖宗”。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这些论述首先强调经济和政治状况的优先序，同时又表明历史文化是“中国具体实际”的重要内容。

历史唯物主义在承认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同时，又承认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虽然物质生产是社会生活的基础，但上层建筑也可以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有着十分复杂的关系，有着作用和反作用的现实过程，并不是单线式的简单决定和被决定逻辑。”作为观念上层建筑的文化具有重要的反作用，这为“第二个结合”提供了理论支撑。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不断变化，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不断强化，我们党先后提出“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等文化建设要求，文化的作用日益彰显。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文化建设提升到一个新的历史高度，在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基础上增加了文化自信，强调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并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一道，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赋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新的定位和新的内涵。在此基础上，我们党深化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产生深远影响，是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深厚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走出来的，也是从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史中走出来的；我们党提出的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共同富裕、和平发展等治国理念，无不蕴含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智慧；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承继了古代的民本思想、天下共治理念和大一统的文化传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我国的经济、政治具有巨大的反作用，其对于“中国具体实际”的相对独立性不断显现，也奠定了未来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推进理论和制度创新的基础。“第二个结合”是坚持和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推动理论创新的生动范例，是“第一个结合”的延伸和拓展，表明我们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增强了党领导文化建设的历史主动，必将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注入磅礴力量。

人工智能给创新人才 培养带来啥启示

培养算法无法复制的创新思维，塑造代码不能替代的人文精神，这是AI给人才培养的深层启示

高校是知识创新的源头，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通过校企产学研合作，可实现“四链”的有机衔接

近一两年，人工智能（AI）热度持续攀升，两会期间，有代表委员建议，利用人工智能进一步赋能教育发展。

当ChatGPT、DeepSeek等生成式AI能够完成课程作业、论文初稿、编写代码等任务时，大学教育站在了重塑育人模式的十字路口，机遇与挑战并存。一方面，AI为高等教育带来诸多机遇。它使教学效率大幅提升，教育资源获取更加便捷，教学方式更加多样化，为个性化教育和创新型人才培养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另一方面，AI也对传统教学模式、教师角色、师资能力要求以及学生能力培养等方面带来了挑战，提出了新要求。AI正从工具升级为教育变革的重要驱动力，推动高校从知识传授向能力塑造转型，其影响深远。

AI赋能的教育是文化、劳动力和技术之间的深层次协同变革，凸显了人才需求及育人模式的巨大变化。因此，要以人为本，更新教育理念与思维方式，变革组织架构与教育模式，建设高质量个性化终身学习体系。在数智化转型背景下，传统教育范式面临挑战的同时，育人模式变革也获得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教学范式、教学内容、评价模式、学科评估等，都需考虑AI介入教育后的变革与升级。

重塑、优化教育资源与平台，推动人才培养模式变革是当务之急。应积极调整优化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增加人工智能、数据分析、机器学习等相关课程，并注重课程的实践性和前沿性，提高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和问题解决能力。同时，加强对AI相关师资队伍的引进和培养力度，提升教师的AI素养和信息技术应用能力。

要完善评价体系，释放创新活力，倡导过程性智能评价，通过采集学生课堂互动、实习实践等全流程数据，更真实反映学生成长轨迹。建立动态调整机制，使专业设置与技术进步同频共振，确保人才培养的前瞻性与适应性。

当AI能轻易完成知识搬运，教育的真正价值更加凸显——培养算法无法复制的创新思维，塑造代码不能替代的人文精神，这是AI给人才培养的深层启示。处于AI时代的大学教育正经历从“知识传授”到“智慧启迪”的范式变革，其成败不仅取决于算力与算法的升级，更在于能否坚守“以人为本”的教育初心。

因此，AI浪潮下的人才培养不能止步于工具理性，更需价值理性的引领，需警惕滑入“技术至上”陷阱。在传授AI相关技能的同时，还要高度重视科技伦理建设，将科技伦理、哲学思辨、人文修养、艺术审美等纳入必修课。

2024年7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指出，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建立培育壮大科技领军企业机制，加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2025年初，DeepSeek横空出世，值得关注的是，它诞生于成立至今尚不到两年的民营企业——杭州深度求索人工智能基础技术研究有限公司，这是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带来显著成效的有力例证。

高校是知识创新的源头，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通过校企产学研合作，可实现“四链”（知识链、人才链、创新链与产业链）的有机衔接。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背景下，校企产学研合作已成为推动科技创新的重要模式。企业作为AI技术的重要研发和应用主体，拥有丰富的技术资源和实践经验。高校与企业合作，可实现产教融合、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共同推动AI技术在人才培养中的应用。校企可共同制定培养标准、开发课程，采取“问题导向”的培养模式；合作开展科研项目，共同研发AI技术；合作共建实习基地，引入企业导师，合作营造实际应用场景供学生实践，为学生提供实践机会，使人才培养直通产业前沿；还可与企业合作开展培训项目，提高师生实践能力。

总之，面对AI带来的机遇与挑战，高校需积极应对，系统化推进育人模式变革，坚守“以人为本”的教育初心，高度重视技术伦理建设，主动加强与企业的合作，推动“四链”有机衔接，如此才能在AI时代培养出适应社会需求的高素质人才，为国家未来科技竞争力筑牢根基。

全过程人民民主：新时代中国民主的新形态与新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新时代中国民主的新进展与新创造，拓展了中国民主的实践场域与理论形态，既成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鲜明标识，又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人类国家形态、民主形态与政治文明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鲜明标识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努力争得民主，把建立人民民主专政国家作为目标。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努力实现民主，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型国家制度，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创造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政治制度。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的民主不是资产阶级的民主，而是人民民主，这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人民民主的原则贯串在我们整个宪法中。”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制度载体，将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宪法原则内化于制度运行过程中。

在我国建设、改革实践过程中，人民民主不仅体现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上，而且体现在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上，体现在人民依法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上，从而将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转化为生动的民主参与实践以及看得见、摸得着的民主发展绩效。

2019年11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市长宁区虹桥街道考察时，提出了“人民民主是一种全过程的民主”的重大论断，指出“所有的重大立法决策都是依照程序、经过民主酝酿，通过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产生的”，创造性地对人民民主在新时代的实践进行了高度理论概括。之后，在2021年7月1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在2021年10月13日至14日召开的中央人大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要求，并对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内涵、特征与推进方式等进行了系统阐述。2022年10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并从加强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保障、全面发展协商民主、积极发展基层民主、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等方面，对“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进行系统论述和整体部署，为新时代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资产阶级民主虽然从理论上提出了人民主权的概念，也建立了一定程度上反映民主要求的代议制度，但由于资产阶级民主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之上的民主，而且推动资产阶级民主运转的多党竞争制度又让资本集团、利益集团、政党集团等主宰了制定和执行国家公共政策的实际进程，保证资本集团、利益集团、政党集团成为绑架国家利益、全民利益以实现自己私利的统治力量，导致资产阶级民主在实际运作过程中蜕变为金钱民主。

中国共产党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系统总结中国民主的实践经验，充分汲取人类社会民主形态的有益创造，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新时代又根据中国民主的新进展与新经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鲜明标识。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追求民主、发展民主、实现民主的伟大创造，是党不断推进中国民主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实践创新的经验结晶。

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中国民主在新时代的新进展与新创造，让人民当家作主有了体系化的制度保障，使得其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与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全过程人民民主又解决了民主的实践运作问题，将人民当家作主转化为生动的民主参与实践和实实在在的民主发展绩效，为建构人类民主政治知识体系提供了新经验与新路径，提升了现代民主的运作质量与成效，实现了民主理论的重大创新、民主实践的重大进展与民主发展绩效的重大提升。

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的原创性价值和贡献

民主有价值、制度、实践与道路等内在理论层次。民主价值体现为人民主权原则，表现为人民通过当家作主实现对自身命运的掌控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民主制度是为解决社会共同体的共同事务而建构的制约公共权力、维护公民权利、分配公共利益、提升公共精神的规则体系。民主实践是让人民参与共同体公共事务的管理过程，并通过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实践活动，展现共同体成员间平等协商、团结友爱的民主文化。民主道路即一国在追求现代化过程中，奉行什么样的民主理念，建构什么样的民主制度体系，产生什么样的民主发展模式，是由该国人民在长期的历史实践过程中自主选择的，并不存在千篇一律的固定模式。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民主有多种方式，不可能千篇一律。用单一的标尺衡量世界丰富多彩的政治制度，用单调的眼光审视人类五彩缤纷的政治文明，本身就是不民主的。”

资产阶级民主是在反对君主专制制度基础上，通过逐步建立和完善代议制度、权力分立与制衡制度、多党竞争制度、自由选举制度等而形成的。这种建立在人性恶与公权力恶“双重恶”理论假设基础上的民主存在以下问题：一是使人民不信任政府，并将政府作用局限于有限的施政范围内，难有作为；二是不重视有使命感与责任感的政党建设，让政党始终致力于成为部分群体利益与资本集团利益的代表，成为绑架国家利益、人民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的狭隘力量；三是将民主简化为周期性的竞争性选举，让人民每几年行使一次投票权，忽视人民经常性、长期性民主参与实践；四是将自己上升为普遍理念和普遍模式，强行在世界范围内推广，忽视民主的多样性、实践性和实效性等特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不仅有完整的制度程序，而且有完整的参与实践。”全过程人民民主不仅强调把民主价值和理念转化为科学有效的制度安排，而且还转化为具体现实的民主实践，有效推动人民广泛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全过程参与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实践环节，充分尊重人民的主体性和创造性，充分凝聚人民的智慧和力量，把人民当家作主全面、真实、完整地落到实处。我们要继续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把人民当家作主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党治国理政的政策措施上来，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党和国家机关各个方面各个层级工作上来，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各项工作上来。

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的原创性价值和贡献，首先从理念层面看，是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把民主的价值、民主的制度、民主的实践、民主的绩效四者有机统一起来，既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实践，又统一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其次，从制度体系层面看，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深化了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规律的认识，揭示了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体系的内在构成。这是一个包括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等在内的全面、广泛、有机衔接的制度体系。

再次，从实践绩效层面看，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追求，关注国家发展大事、社会治理难事、百姓日常琐事，使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各环节、各方面都体现人民意愿、听到人民声音，保障党领导人民治国理政，服务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全过程人民民主创建了多样化的民主参与平台、载体与机制，构建了多样、畅通、有序的民主渠道，扩大了人民有序政治参与，激发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巩固和发展了生动活泼、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最后，从运作形态层面看，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指引我们创造了一种超越资产阶级民主的真实民主形态，是人类民主的新形态，开辟了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新境界。全过程人民民主既包括国家民主又包括社会民主，既包括政治民主又包括经济民主，既包括全国范围的民主又包括地方基层的民主，既包括选举民主又包括协商民主，是一个多样化民主的复合形态。全过程人民民主实现了过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人民民主和国家意志相统一，是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特征与实践绩效

民主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民主的生命力来自实践。全过程人民民主之所以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就在于它的实践特征及其实践绩效。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不懈奋斗过程中，深刻把握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规律，根据本国国情、人民的意志和现代化的要求，创造出的现代民主实践运作新形态，既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也体现全人类共同价值，为丰富和发展人类政治文明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社会主义民主。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与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坚持党的领导，全过程人民民主就能够超越资产阶级民主狭隘的价值观、利益观与参与观。

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主体，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尊重人民创造精神，汇集全体人民的智慧和力量，才能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不断向前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始终坚持人民主体地位，表现在充分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活力；表现在让人民发挥主人翁精神、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全方位管理；表现在人民在民主实践活动全过程中能够充分感受到参与感、满足感和尊严感。能否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是检验全过程人民民主运行质量与效果的“试金石”。

坚持问题导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民主不是装饰品，不是用来做摆设的，而是要用来解决人民需要解决的问题的。”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回答并指导解决问题、取得实效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任务。无论是民主权利的表达与行使，还是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的协商与处置，都是与人民需要解决的各种问题紧密相关的，都需要人民通过多样化平台、渠道和方式参与到问题解决的过程中，充分发挥人民的聪明才智和整体合力。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要着力解决制约高质量发展的堵点问题、影响社会公平正义的热点问题、民生方面的难点问题、党的建设的突出问题、各领域的风险问题。直面发展过程中的各种问题，要强化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围绕发展所需、顺应民心所向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促进增强各项改革的针对性与实效性，更好展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优势和治理效能。

坚持系统观念。现代化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多领域多方面。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不能搞单兵突进，要坚持系统观念，将全过程人民民主融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各个领域和方方面面，充分发挥全过程人民民主服务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作用，从而更好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将物质文明的富裕、制度文明的优良和精神文明的富有有机统一于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

推动文化传承发展的理论意蕴和实践要求

去年2月份，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天津时提出“四个善作善成”的重要要求，其中之一就是在推动文化传承发展上善作善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文化人、以文惠民、以文润城、以文兴业，展现城市文化特色和精神气质，是传承发展城市文化、培育滋养城市文明的目的所在。天津要深入发掘历史文化资源，加强历史文化遗产和红色文化资源保护，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市场体系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打造具有鲜明特色和深刻内涵的文化品牌，进一步彰显天津的现代化新风貌。

中国共产党是具有高度文化自觉的党，从成立之日起始终积极推动文化传承发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经进入关键时期，文化正日益成为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的强大支撑。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聚焦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健全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发展体制机制。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根本保证。必须旗帜鲜明坚持党性原则，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抓方向，改作风，壮队伍，聚人才，强基层，以全面从严治党新成效激发推动文化传承发展新作为，担负起新时代文化使命。

一、推动文化传承发展的理论意蕴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社会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提出共产主义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形态。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未来新社会通过社会化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生产力的提高，“给所有的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了手段，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等方面得到发展”。列宁指出，共产主义社会将“教育、训练和培养出全面发展的和受到全面训练的人，即会做一切工作的人”。全面发展蕴含人的文化素质的提高，在文化进步中彰显制度的优越性。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从现在起，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提出，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物质贫困不是社会主义，精神贫乏也不是社会主义。人民群众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是时刻存在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我们需要不断厚植现代化的物质基础，同时需要不断丰富人民精神世界，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

增强文化自信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又提出“文化自信就来自我们的文化主题性”。统筹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文化是重要内容；推动高质量发展，文化是重要支点；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文化是重要因素；战胜前进道路上各种风险挑战，文化是重要力量源泉。“有文化自信的民族，才能立得住、站得稳、行得远。”因此，需要增进对文化价值、文化发展道路、文化制度的自信，不断巩固文化主体性，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站在时代前沿，优化文化服务和文化产品供给机制，持续丰富精神文化产品，推动形成适应新时代要求的思想观念、精神面貌、文明风尚。

二、推动文化传承发展的实践要求

坚持以文化人，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凝聚强大精神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理论自觉、文化自信，是一个民族进步的力量；价值先进、思想解放，是一个社会活力的来源。”以文化人，就是要抓好文化建设这一塑造心灵的工程，充分发挥文化引领方向、浸润心灵、涵养道德、塑造风尚的功能和作用。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推进理论创新的“魂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丰富的内涵和深厚的底蕴，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推进理论创新的“根脉”。要坚守“魂脉”和“根脉”，持续抓好理论武装，学而时习之、学而深悟之、学而笃行之，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入脑入心入魂，以思想高度统一确保政治统一、行动统一。天津是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英雄城市，积淀了深厚的红色底蕴。进一步落实《天津市红色资源保护与传承条例》，有效发挥红色资源保护与传承联席会议制度等作用，不断提升红色文化资源保护水平，更好地用好用活红色资源。进一步发挥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的阵地作用，持续深化文明培育、文明实践、文明创建，打造学雷锋“志愿之城”，提升全域创建文明城市工作水平。广泛宣传《天津市促进精神文明建设条例》《天津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持续开展“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活动。

坚持以文惠民，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说的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以文惠民，彰显了我们党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使命，既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文化建设中的具体体现，也是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理念的重要方面。社会主义文化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文化，人民性是其本质属性。推动文化传承发展，必须牢牢站稳人民立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通过文化建设造福广大人民。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天津时，明确要求健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贯彻落实好这一重要要求，应建立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机制，加强公共文化设施建设，持续提升优质公共文化资源和服务供给水平，优化文化惠民卡发行，持续开展理论直通车、学者下基层、文化进万家、文艺轻骑兵等活动，为基层群众提供更为便捷的文化服务。大力支持群众性文化、娱乐、体育、休闲活动和文艺作品创作展演等，借鉴“2025京津冀迎新春系列文旅活动”成功经验，开展更多符合现代生活特点的文化活动。推进公共文化服务数字化建设，让群众便捷享受优质文化服务。把群众的火热生活作为开展文化工作的源头活水，提升文化作品质量，打造津派文艺精品力作。

坚持以文润城，彰显天津城市特色、韵味和现代化新风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时指出，“中国式现代化离不开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弘扬，天津是一座很有特色和韵味的城市，要保护和利用好历史文化街区，使其在现代化大都市建设中绽放异彩。” 天津有着万年人文史、千年文明史、六百年建城史，拥有众多的历史建筑和历史文化街区。城市的历史遗迹、文化古迹、人文底蕴，是城市生命的一部分。要完善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协调机制，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好历史文化遗产，做到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相得益彰，历史文化与现代生活融为一体，让优秀历史文化“活”在当下、服务当代。加强对历史文化街区、历史风貌建筑、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各类文物的系统性保护，持续释放五大道、意式风情区等的独特魅力，在推陈出新中激发创新创造活力，让更多文物和文化遗产活起来。办好天津音乐节、海河戏剧节、天津相声节、百花文学奖等系列品牌文化活动，做好“文化+”这篇大文章。依托夏季达沃斯论坛、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等重大展会，用好天津茱莉亚学院等平台，深挖资源，加强文化交流，讲好中国故事、天津故事。

坚持以文兴业，充分赋能高质量发展。文化与经济之间存在交融互动、融合发展的内在联系。推动两者相互促进，是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战略选择。依托中华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各类文化资源，盘活存量、培育增量、提升质量，在不断彰显津派文化韵味的同时，发展具有特色优势、核心竞争力的企业、品牌、产品，促进文化与企业“双向奔赴”。打好海河牌，用好洋楼景，念好山海经，打造富有文化内涵的高品质消费环境和体验。天津集山、海、河、湖、湿地、温泉等于一体，自然资源丰富、品类齐全；历史悠久，人文资源同样丰富。推动历史文化遗产、城市公共文化空间、市民休闲娱乐空间、商贸综合体等串珠成链、连线成片，提升“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服务水平与游客评价，实现文旅商贸深度融合与协同发展。不断推出吸引力强、参与度高、沉浸体验感足、用户黏性大的消费场景和文化产品，依托跨境旅游、人文旅游、研学游等项目，加快建设特色鲜明的文化旅游目的地、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深入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积极探索文化和科技融合新路径，加快发展新型文化业态，促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在推动产业创新、引导产业集聚、深化产业融合中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做好宣传思想工作仅靠宣传思想部门是不够的，必须全党动手。”在推动文化传承发展上善作善成，需要运用系统思维，统筹协调，形成强大工作合力，既要解决好当前面临的重点难点问题，又要着眼长远，研究文化建设的规律，把握文化发展趋势，抢占先机，赢得主动。社科理论工作者要立时代之潮头、发思想之先声，努力为推动文化传承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为党和人民述学立论、建言献策。

新质生产力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在我国经济处在高质量发展爬坡过坎的重大关口，习近平总书记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刻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发展规律，提出了“新质生产力”这一重要概念。这是习近平总书记从我国生产力发展实践出发，经过由表及里、由此及彼的反复比较和思考，提出的具有很强理论解释力和现实针对性的原创性概念。“新质生产力”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又一标识性概念。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新质生产力这一原创性概念、标识性概念的深刻内涵，对于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对传统生产力理论的超越

马克思指出：“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看，传统生产力理论是在自然经济和短缺经济条件下形成的。那时候的生产力不是很发达，经济发展中的产品和服务供给不能满足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在这一条件下形成的传统生产力理论，主要关注的是产出规模的扩大，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着自然经济和短缺经济的诉求。例如，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而忽略环境污染；更注重追求人口红利，而不是人才红利；更多依靠自然资源的比较优势以及后发优势的模仿性技术进步，追求低成本扩张；等等。传统生产力理论为我们理解经济增长奠定了基础，对于一个经济体在发展初始阶段具有重要指导作用。但随着经济持续发展，传统生产力理论面临着解释力的局限和挑战，在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形成的新经济现象、新劳动资料时，比如数字经济、绿色经济、智能设备等，既难以形成具有穿透力的理论指导框架，更难以形成推动经济发展的强有力措施，面临范式变革的压力。

经过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坚持不懈的努力，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从一穷二白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实现历史性跨越。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深刻指出“我国长期所处的短缺经济和供给不足的状况已经发生根本性改变”，并要求“我们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和工作水平也要相应提高”。当前，我国经济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一方面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总体上已经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呈现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特点，另一方面经济发展的要素条件、组合方式、配置效率发生改变，劳动力成本逐步上升，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达到了瓶颈，旧的生产函数组合方式已经难以持续。同时，全球科技创新进入空前密集活跃的时期，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重构全球创新版图、重塑全球经济结构。传统生产力理论难以适应新的时代要求，迫切呼唤形成新的生产力理论，指导我国适应科技新变化、人民新需要，提升经济发展的结构、效益等，形成优质高效多样化的供给体系，提供更多优质产品和服务，实现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概括地说，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它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新质生产力概念，顺应当代中国发展实际，符合当代中国生产力发展现实需要。

新质生产力是生产力发展的迭代提升，强调通过创新推动生产力的质态跃升而不仅仅是规模扩大来促进经济发展。相对于传统生产力理论，新质生产力理论的原创性贡献主要体现在它对传统生产力理论所不能回答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作出了科学回答，比如如何提高要素配置效率和质量、如何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双赢等。其中，“新”表现在新型劳动者、新型劳动对象、新型劳动工具、新型基础设施以及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等；“质”表现在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以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成果竞相涌现推动生产力质态跃升。发展新质生产力，既要推动技术和业态层面的创新，又要推动管理和制度层面的创新，进而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推动经济发展质量不断提升。

在经济思想史上首次提出

从经济思想史来看，经济学总体上是在解决实践问题中发展的。然而因为世界观和方法论上的局限性，西方经济学并没有从宏观层面对生产力问题进行研究。新质生产力的提出，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相对于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优势进一步彰显。

1776年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的出版，标志着现代经济学的诞生。自此一段时间经济学的发展，被马克思称为古典政治经济学，主要研究的是国家如何致富以及财富如何分配。比如，亚当·斯密强调分工能够提高效率，并以造针为例说明以分工的方式造针比单个人造针效率更高。大卫·李嘉图主要研究的是价值问题、国际贸易问题、分配问题等，并提出了比较优势概念，认为分配应有利于新生的工业资产阶级，因为他们将用所得进行社会再生产。让·萨伊提出供给会自行创造需求，认为不管产量怎样增加，产品都不会发生过剩。在这一时期，经济学主要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曾经带来了空前的经济繁荣。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但这并不能掩盖资本主义制度的固有矛盾。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大萧条”打破了经济学的研究路径，应对和防范经济危机成为迫切需要和研究重点，政府宏观调控的重要性凸显。约翰·凯恩斯把消费提升至重要地位，认为产生经济危机的原因在于有效需求不足，并主张政府要实行积极的扩张性政策以阻止经济下滑。阿瑟·拉弗等人主张扩大供给，创造更好、更符合需要的产品，在新的层次上打开新的市场。米尔顿·弗里德曼等人主张政府应尽量减少对经济生活的干预，政府需要采取的唯一政策是把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长期固定在同预期经济增长基本一致的水平，其他问题则由市场去解决。在这一时期，宏观调控主要解决的是总量问题，而对于制约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结构性问题并没有过多关注，因此也没有对推动生产力进步的问题作出回答。

随着资本主义经济不断发展和生产方式不断扩张，经济学研究五花八门，形成了诸如发展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福利经济学等分支学科，但主流是研究经济周期。经济学者着重分析经济周期产生的原因，并试图找到应对经济周期的办法，视野更多集中在创新方面。比如，西蒙·库兹涅茨对新技术如何引领经济周期和经济发展进行研究，指出在某个时期的基本技术条件发生革命性变化将引领一个新的时代。约瑟夫·熊彼特提出创新带动了经济发展，创新是革命性创新，引发的是质变，创新的主体是企业家。埃德蒙·费尔普斯同样认为创新与经济发展有着内在联系，但他是站在传统生产力的角度讨论创新。在这一时期，经济学着重关注的是如何应对经济周期、促进资本主义经济稳健发展，对创新的讨论大都是从传统观念出发进行思考和讨论。

总而言之，西方经济学在发展过程中大都专注于解决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中的现实问题，在“大萧条”之前主要研究财富的创造、分配和价值规律等，在“大萧条”之后主要研究应对经济危机和宏观调控等，致力于寻求经济稳定发展，目的都在于维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经济运行中出现的新模式、新业态、新产业等，大都是一些企业的自主选择和基于微观经济学的研究。这就决定了西方经济学并不能从自身出发提出顺应发展要求的生产力理论。

春江水暖鸭先知。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在上世纪末已经崭露头角，能不能勇立潮头，关键在于能否站得高、看得远。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洞察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方位、深层次加速演进趋势，深刻洞察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深刻洞察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还面临一些掣肘，深刻洞察新的生产力质态已经在我国发展实践中形成并展示出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支撑力，提出新质生产力并从理论上进行总结和概括。新质生产力的原创性，既体现在牢牢把握当今世界发展大势，也体现在注重解决我国发展的现实问题，还体现在注重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

马克思主义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新质生产力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创新发展，是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普遍原理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成果和重大理论创新。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研究，分析了生产力发展如何促进经济社会发展。马克思认为，生产力是人认识和改造自然界的能力，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生产力的高度发达可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劳动者是生产力中最活跃、最具有创造性的因素。马克思强调“现代工业的技术基础是革命的”“必须变革劳动过程的技术条件和社会条件，从而变革生产方式本身，以提高劳动生产力”。他认为协作提高了社会劳动生产率，可以形成新的生产力，“一个骑兵连的进攻力量或一个步兵团的抵抗力量，与每个骑兵分散展开的进攻力量的总和或每个步兵分散展开的抵抗力量的总和有本质的差别”。他还特别强调科学技术的作用，指出“在这些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等。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和解放社会生产力，具有指导意义。同时需要看到，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是19世纪的产物，在当今社会面临着多方面的新挑战，只有经过创新发展才能更好指导我们的未来发展。

在不断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与我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认识，提升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现实性、适用性与实践性，找到了符合我国国情的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道路。

毛泽东同志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邓小平同志在《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中指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他还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江泽民同志指出：科学技术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胡锦涛同志提出科学发展观，认为生产力的发展必须建立在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只有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才能推进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向纵深发展。

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牢牢抓住创新这个新质生产力的显著特点，强调“最根本的是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最紧迫的是要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最大限度解放和激发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所蕴藏的巨大潜能”；牢牢把握科技创新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规律，强调“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并指出融合的基础是增加高质量科技供给、关键是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途径是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应用；牢牢把握绿色循环低碳发展这一最有前途的发展领域，强调“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加快绿色科技创新和先进绿色技术推广应用，做强绿色制造业，发展绿色服务业，壮大绿色能源产业，发展绿色低碳产业和供应链，构建绿色低碳循环经济体系”。同时，习近平总书记牢牢把握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强调“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要求“按照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求，畅通教育、科技、人才的良性循环”“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为各种所有制经济发展提供公平公正的法治环境”“建设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实行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提高知识产权审查质量和审查效率”“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发展新质生产力营造良好国际环境”等等。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创新和发展，对什么是新质生产力、如何发展新质生产力等重大问题作出深刻回答，既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又具有深刻的实践意义，进一步丰富了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内涵，也为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指导。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指引下，我国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竞相涌现，新能源汽车年产量首次突破1000万辆，集成电路、人工智能、量子通信等领域取得新成果，嫦娥六号首次月背采样，梦想号探秘大洋，深中通道踏浪海天，南极秦岭站崛起冰原，我国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不断增强。

总的来看，新质生产力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突出体现在它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并展现出强大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新时代新征程，在把新质生产力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最新成果付诸实践的过程中，我们会更加充分领略它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更好以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唯物主义基础辨析

原标题：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唯物主义基础辨析

认识的主体性和反映论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论域，该问题的核心是如何坚持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唯物主义基础。一般来说，在凸显认识的主体性的过程中，认识的唯物主义基础可能会被动摇；反映论虽然坚持了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但却无法从本质上说明反映在认识中的客观有效性。因此，为了更有说服力地表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唯物主义立场的正确性，我们必须清楚地说明反映的客观有效性。

感觉和经验的客观性

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认识是主体对于客体的能动的反映。在认识的过程中，认识主体从外部世界中获得感性材料，并对这些感性材料进行加工和改造，从而获得对外部世界的正确认识。这个理论强调感觉和经验的重要作用。然而我们也看到，在认识论的发展历史中，极端的经验论也强调感觉经验的作用，但它们最终走向了怀疑主义：如果把认识建立在经验的基础上，那么人类无法获得可靠的知识。对反映论持怀疑甚至否定态度的人往往也是从这一极端经验论的立场上来理解感觉经验的，坚持反映论的人也承认感觉经验具有偶然性和不确定性。从这个角度来说，坚持反映论和怀疑反映论的人在理论上都有一个共同的立场：感觉经验是不可靠的。

虽然感觉经验是不可靠的，但是认识又要依赖于感觉经验。如果脱离了感觉经验，那么认识就变成了纯粹思想中的玄思，而不会有客观的知识。既然认识要依赖于感觉经验，那么就意味着感觉经验中一定包含了某种客观的东西。只有其中包含了客观的东西，我们才能获得客观知识，这里的问题就在于，感觉经验中究竟有什么东西让我们确信，这里包含了哪些可靠的东西，或者说，不可怀疑的客观内容。胡塞尔利用笛卡尔的反思方法来说明感觉经验中的客观要素。按照他的思路，在感觉中我究竟感觉到什么东西，这是不确定的，但是我有经验这个事实本身却是不可怀疑的。对于他来说，感觉经验中包含了不可怀疑的客观要素。当然，这是在意识过程中对于感觉中的客观要素的确认，是一种先验观念论的方法。我们可以说，这是一种主观化了的客观性。尽管如此，现象学对于感觉中的客观性承认却包含了真理的要素。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从唯物主义的立场上来确认感觉中的客观性呢？

阿多诺在反思和批判现象学的过程中，从肉体的要素说明了感觉经验中的客观性。按照阿多诺的思路，在胡塞尔的现象学中，感觉是被观念化了，是在精神的反思过程中被确立起来的感觉，它变成了一种精神性的东西，而实际上人的感觉是肉体活动的结果。当然，这样一种观点很容易被人们从一种自然主义的立场上加以理解，即认识是肉体与外部世界中的东西相互作用的结果。这种朴素的自然主义立场虽然是错误的，但是它却告诉我们一个基本东西，即感觉中的客观性不像胡塞尔所说的那样是经意识中的反思而得到的，而是有物质基础的。感觉经验的客观性就是源于这个客观基础。这是认识过程中永远都无法消解的客观要素。人的感觉当然不是两种自然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其中一定包含了人的意识。在意识的作用下，人在感觉中会出现幻觉、错觉，而即使在幻觉和错觉中，胡塞尔所强调的感性客观性也是不可否定的。不过，这种客观性不是通过反思得来的，不是通过悬置外部实在得来的，而是在客观的东西的相互作用中得来的。

认识活动当然是一种意识活动，人们在意识中处理感性材料，而当人们把感性材料当作是认识中的质料时，这些感性材料就脱离了肉体，就变成了纯粹偶然的东西。康德提出的“感性的杂多”就是在这样一种意义上理解感性材料的。在认识的过程中，这种被精神化的感觉材料变成了一个纯粹的意识事实。只有脱离认识过程的纯粹形而上学的思考才会认为，感觉经验是不可靠的。认识过程中的人们不会简单地怀疑他的感觉经验。生活中没有人时时刻刻拉着自己的头发以便拷问，他是不是在做梦。这就好比说，半插入水的木棍在视觉映像中是弯曲的，这是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这个事实是客观必然的。胡塞尔在意识过程中把这个事实确立起来。一旦感性材料被精神化，那么它就可以被人们在两种极端的状况下加以解释，感觉或者是纯粹偶然的东西，或者是绝对被给予的。这都是在脱离肉体的基础上被人们讨论的感觉经验。从这个角度来说，在脱离肉体的基础上，人们就不可能真正地从辩证法的角度理解感觉和经验。

从这里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反映论”是对传统的观念论的一个重大变革。在传统上，人们都是把感觉经验作为认识的材料来理解，把认识理解为一种精神化的过程，而忽视了作为认识材料之基础的肉体要素。阿多诺在批判认识论上的观念论的时候强调：“认识主体的认知成就，按照其自身的意思，是躯体性的，这不仅影响主客体之间的基本关系，而且影响肉体的尊严。它作为认识的核心出现在主体认识的存在者状态的一端。这就废除了认识论的主导观念，这种认识论把肉体建构为感觉与行动之间关联的法则，也就是确立为精神性东西。”认识的成就是躯体性的，这个说法就是要废除认识论中的一个主导观念，这种主导观念把认识确立为精神性的东西，从纯粹的精神过程来理解认识过程。

感觉和经验的精神化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强调，认识是一种能动的反映。这就从根本上颠覆了认识论中的一种主导观念，即观念论上的认识论。但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又不能被还原到自然主义的基础上。能动的反映论只是强调，在躯体性活动的基础上理解认识中的各种要素。

在认识过程中感觉要素必定会被精神化。只有通过精神化，感觉要素才能得到处理。认识应该被当作一种意识过程或者精神过程来理解。把认识还原到物质的相互作用上，是粗陋的还原论。在哲学史上，人们大多是在精神过程中来理解认识，而问题在于，我们究竟应该如何把握精神过程中客观的东西。就感觉来说，认识中的感觉和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感觉是不同的。日常生活中的感觉包含了痛苦和快乐，而在认识活动中，人的感觉被中立化了，它不包含痛苦和快乐，这种中立化的感觉是观念和意志调节下的产物。只有排除了快乐和痛苦的要素，认识中的感觉才是客观的。但是，这个客观的感觉恰恰是精神化的，是主观的。主观过程中的客观东西又是由肉体要素所决定的。精神化的感觉中的客观性就是肉体活动的遗迹。或者说，这种客观内容是沉淀在意识过程中的。这是认识活动中永远都无法排除的客观要素。但是，沉淀在意识过程中的客观性恰恰在精神化的过程中被掩盖、被忽视。我们知道，在意识活动中，被精神化的感觉是可以用语言来表达的。当人们用字词说“痛苦”的时候，这个痛苦是被精神化的痛苦，是用语言表达出来的痛苦。或者说，这是脱离肉体的痛苦。在认识活动中，被思考的对象主要就是这种精神化的感觉，是可以交流的感觉，感觉又总是与人的肉体联系在一起的，而与肉体联系在一起的感觉是无法在语言中被交流的。这些无法在语言中被交流而又在意识中存在的客观的东西，是认识的客观基础。可交流的“痛苦”是建立在不可交流的痛苦的基础上的。这个不可交流的痛苦不是偶然的，不是“非理性的”，不是应该从认识中被排除的东西。如果没有这个不可言说的痛苦，那么“痛苦”的概念将毫无客观意义。这就好比说，我们可以告诉盲人“红色”，但是他却永远都不可能有真正的红色概念，他缺乏感觉红色的客观基础，而恰恰就是这个基础的东西长期以来被当作认识之外的东西被忽视和排除了。由于人们在认识中所把握到的只能是意识中的感觉和精神化的感觉。它们是可以被不同地解释的，而与肉体联系在一起的客观感觉却被掩盖、被排除了，于是人们就简单地以为，感觉经验是不可靠的。能动的反映论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就是让人们重新意识到这个被忽视的基础。

“理性”是认识中又一个核心概念。在人类的文明史中，人都是通过理性的力量来征服自然。因此，一般来说，人们大多认为，理性和自然是完全对立的。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理性又是人的自然力量的延伸。人作为一种自然生物，必定要求自我持存。为了自我持存，人就要不断地学会对自然界的东西进行归类，从而控制自然，而对自然的东西进行归类恰恰就是一种理性的能力。从这个角度来说，理性又是人的自然力量的延伸。因此，我们可以说，理性既对抗自然又是自然的延伸。理性本身就是一个自我矛盾的概念。它既超越了自然，又无法离开自然。或者说，理性既是肉体的能力，又是对抗肉体的能力，而在现代认识论中，人们在强调理性在认识中的作用的时候恰恰忽视了理性的自然基础。

在认识论中，不仅感觉可以被这样来分析，认识中的分析、综合、判断和推理等都可以从这个角度进行分析。分析、综合和判断都是思维过程，都是可以用语言来交流的过程，但是如果认识之中没有前语言的感性基础，那么所有这些活动都是不可能发生的。也就是说，逻辑不能脱离前逻辑的基础。能动的反映论表明，即使认识是一个精神化的过程，这个精神化的过程始终是建立在反映的基础上的。

概念中的非概念因素

在认识过程中，人都是通过概念进行思维的，而概念又可以通过语言被表达出来。在这里，人们通常认为，概念是纯粹观念性的。在认识的过程中人们就是通过概念进行判断推理的。好像这种判断推理的过程与非概念的东西无关。然而，正如我们前面所指出的那样，任何概念都必须与非概念的东西相结合。如果没有与非概念的东西相结合，那么概念就是不可能的。盲人虽然也可以说“红色”，但是他们只是使用了红色的词语，其实他们不可能有真正的“红色”概念。“红色”的概念是与“沉淀”在思维中的红色感觉结合在一起的。这就意味着思维中的红色一定是与非思维的红色、非观念的红色联系在一起的。从这个角度来说，概念之中一定“包含”了非概念的东西。这是任何一个概念都无法避免的“某物”。这个非概念的东西就是感觉经验的要素在身体中作用的结果。从这个角度来说，认识并不是一个纯粹思维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与人的肉体要素结合在一起的，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所说的“反映”结合在一起的。

在认识中，思维过程就是要处理概念和非概念之间的关系。概念中包含了非概念的因素，但是在思维中主体既要借助非概念的东西，又要排除非概念的东西。没有非概念的东西，概念就没有任何内容，就变成了空洞的词汇。如果概念被束缚在非概念的东西中，概念就失去了其概括和抽象的功能，人们就无法在思维中处理概念所涉及的非概念的内容。从这个角度来说，能动的反映论把这样一种辩证关系凸显出来。

把概念中的非概念因素凸显出来，是超越实证科学思考的重要维度，也是科学知识不断扩展自身的重要途径。我们知道，在实证科学的研究中，科学家一定要通过实验等获得经验的材料，并把这些经验的材料凝练成抽象的概念。科学家对于一般规律的思考就是在抽象概念中进行的，没有抽象概念，科学思考就不可能。但是如果他们同时意识到，概念总是与非概念的东西联系在一起的，这些非概念的东西超出了概念，是概念所无法概括的，那么科学家所提出的那些基本概念就会由于非概念东西的出现而被动摇，而科学的每一次重大创新，常常就是借助于非概念东西对于概念的突破而发生的。

概念中的非概念因素是精神和肉体联系的桥梁。思想中的唯物主义视角就表现在它对概念中的非概念因素的关注。比如，当我们说“爱”的时候，“爱”可以是一个空洞的概念，而当妈妈说出对孩子的“爱”的时候，这个“爱”的概念与空洞的“爱”的概念完全不同，它包含了丰富的内容，即一些与肉体的要素结合在一起的内容。只有这样的“爱”才是真正的内容丰富的爱。马克思在自己的作品中经常使用“现实”这个概念，而黑格尔也使用“现实”这个概念，但是马克思的“现实”概念是一个唯物主义的概念，这个概念包含了“肉体”的要素，它是与外部的现实相联系的，而黑格尔的“现实”不过是对于现实的抽象，是在语言的词汇上指称现实。概念中“包含”现实与词语中指称现实是不同的。但是在传统认识论的抽象理解中，人们无法区分概念中“包含”现实与词语中“指称”现实的差别。在词语中指称现实不过是简单地提及现实，而概念中“包含”现实是把概念与现实切实地联系起来。这种联系必须在肉体和精神的辩证关系中来理解，而在传统的主客体二元论的框架中，这种辩证关系是无法被理解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是唯物辩证法，它既看到了认识的客观基础，又强调了肉体和精神的相互作用。这样的认识论才是真正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为解决传统的主客体的二元论所存在的问题提供了一把钥匙。

健全全面从严治党责任体系

在二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五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从五方面对进一步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作出了系统部署，强调“要健全主体明确、要求清晰的责任体系”。在二十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强化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是全面从严治党责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中发挥着重要保障作用。我们必须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的相关重要论述，系统把握“主体明确、要求清晰”的丰富内涵，切实推动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落实落地，为推动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保障。

一、健全全面从严治党责任体系的重要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不明确责任，不落实责任，不追究责任，从严治党是做不到的。我们管党治党、治国理政一个重要的方法就是狠抓责任落实，这既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也是新时代加强党的建设、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党的自我革命的宝贵经验。

明确管党治党责任彰显我们党加强自身建设的优良传统。我们党历来重视管党治党责任落实。早在1926年，中共中央《关于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就明确要求各级党部“迅速审查所属同志”，对投机腐败分子“务须不容情的洗刷出党”，“立即执行，并将结果具报中局”。1962年底，邓小平同志在接见参加组织工作会议和全国监察工作会议的同志时指出，党要管党，一管党员、二管干部。改革开放后党面临新的形势和任务，党的十二大党章首次规定纪委“协助党的委员会整顿党风”的职责。1998年颁布的《关于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指出，“明确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对党风廉政建设应负的责任”，“集体领导与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谁主管，谁负责；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党的十六大党章新增纪委协助党委“组织协调反腐败工作”任务。从历史上看，随着党面临的形势和任务不断变化，党不断探索和明确管党治党职责和任务，党委纪委等部门承担的管党治党具体责任也不断深化和细化。

重视责任落实是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的总结和运用。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抓住责任制这个管党治党的“牛鼻子”，通过推动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落地落实，使管党治党宽松软状况得到根本扭转，全面从严治党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的新境界。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党委负主体责任，纪委负监督责任”，到党的二十大通过的党章修正案提出“强化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体现了实践的发展、认识的深化。《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党委（党组）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规定》等一系列党内法规制度明确和细化了主体责任、监督责任的具体内容，不断加强各级党组织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的制度设计。

健全责任体系是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举措。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指出，“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强化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规范权力正确运行的重要制度保障，也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保障。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必须明确责任权限，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坚持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失职要问责、违法要追究。必须明确各主体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中的责任，把党委（党组）全面监督、纪委专责监督、党的工作部门职能监督、党的基层组织日常监督、党员民主监督等结合起来，形成责任清晰、系统联动、协同互补、有效运转的管党治党机制。

二、健全全面从严治党责任体系的丰富内涵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明确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明确各级纪委的监督责任，明确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明确领导班子成员的管党治党责任，明确党员、干部的具体责任”。“五个明确”深刻阐述了全面从严治党责任体系的丰富内涵和精髓要义。必须把“五个明确”具体要求领会深、把握准、落到位，贯彻到全面从严治党全过程各方面。

明确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全面从严治党效果如何，关键在于党委主体责任落实效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强化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党委要主动抓、主动管”。党委能否落实好主体责任，直接关系党风廉政建设成效。党委的主体责任主要包括加强领导，选好用好干部，防止出现选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坚决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从源头上防治腐败；领导和支持执纪执法机关查处违纪违法问题等。《党委（党组）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规定》首次以党内法规形式，明确了党委（党组）对本单位（本系统）全面从严治党的具体责任，指导全党抓住党委（党组）这个关键主体。地方党委要将党的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同谋划、同部署、同推进、同考核，加强对本地区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的领导；党组（党委）要坚持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同谋划、同部署、同推进、同考核，加强对本单位（本系统）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的领导，确保党委（党组）不折不扣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

明确各级纪委的监督责任。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是党内监督专责机关，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专门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纪委要把专责监督履行好，聚焦主责、干好主业”。党的二十大根据新形势新任务对党章进行适当修改，对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和完善党的建设、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提出明确要求，对党的纪律、党的纪律检查机关部分作出必要充实，在纪委主要任务中增写“推动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重要内容，赋予纪律检查机关在管党治党方面更大的责任。《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条例》进一步细化了纪委的主要任务，规定纪委“协助同级党委制定全面从严治党规划、计划，推动各项工作落实”等八个方面的具体任务，坚持推动纪委履行协助职责和监督责任有机结合，持续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纪委在履行好监督执纪问责职责和协助职责的同时还要履行好系统内全面从严治党责任，不断巩固拓展主题教育和教育整顿成果，坚持打铁必须自身硬，强化严格管理监督，打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

明确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党委（党组）书记权力最大、责任最重，健全责任体系，党委（党组）书记是关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要管党，首先是党委要管、党委书记要管”。党委书记要在其位、谋其政，履行好第一责任人职责。党委（党组）书记要履行本地区本单位全面从严治党第一责任人职责，做从严管党治党的书记。必须做到重要工作亲自部署、重大问题亲自过问、重点环节亲自协调、重要案件亲自督办；管好班子、带好队伍、抓好落实，支持、指导和督促领导班子其他成员、下级党委（党组）书记履行全面从严治党责任，发现问题及时提醒纠正，切实做到对党负责、对本地区本单位本系统的政治生态负责、对干部健康成长负责。

明确领导班子成员的管党治党责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的各项工作，所有党组织和领导干部都有责任，要尽心尽力做好”。担任职务就要履行责任，领导班子其他成员作为班子的重要组成部分，既要按照具体职责分工抓好分管领域的业务工作，也要主动承担分管领域的党建工作。《党委（党组）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规定》明确规定，党委（党组）领导班子其他成员根据工作分工对职责范围内的全面从严治党工作负重要领导责任。领导班子成员要按照“一岗双责”要求，领导、检查、督促分管部门和单位全面从严治党工作，对分管部门和单位党员、干部从严进行教育管理监督，强化日常教育管理监督，切实履职尽责、担当作为。

明确党员、干部的具体责任。党员是党的肌体的细胞，中国共产党拥有9918.5万名党员、517.6万个基层党组织，党员人数之多、分布之广泛、联系群众之密切，是世界上任何其他政党所不具有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根据干部管理权限，把对每个干部管理的主体责任、直接责任、配合责任划分清楚”。党章等党内法规规定了党员“坚决同消极腐败现象作斗争”等义务和权利，广大党员、干部要始终坚持和维护党的领导、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敢于同一切弱化党的领导、动摇党的执政基础、违反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行为作斗争，坚决克服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带头遵规守纪，强化党的意识和组织意识，始终把党和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时刻不忘自己应尽的义务和责任。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锐利武器，在“三会一课”、主题党日、谈心谈话、民主评议党员等组织活动中积极作为，履行好民主监督责任。正确对待组织，对党组织忠诚老实，接受党组织的教育管理监督。

三、健全全面从严治党责任体系的实践要求

全面从严治党是各级党组织的职责所在，加强党的建设、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实现党的历史使命必须强化责任担当，通过健全责任体系，增强管党治党的责任感、使命感，推动全面从严治党责任落实落地。

增强全面从严治党责任意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从严治党，必须增强管党治党意识、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全面从严治党是全党的共同政治责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最根本的是各级党委（党组）要把管党治党的责任担起来，提高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的思想觉悟和责任意识，坚决杜绝“把全面从严治党局限于正风、肃纪、反腐”、“把纪律挺在前面变成把纪委挺在前面”、党委书记当“甩手掌柜”等错误认识和现象。纪委要树立敢于监督是本职、疏于监督是失职的责任意识，把维护党的政治纪律放在首位，加强对政治纪律等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充分履行协助职责、监督专责，在协助中强化监督，推动健全各负其责、统一协调的管党治党责任格局。党委（党组）书记作为第一责任人，要坚持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大局看问题，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观念，推动责任层层落地，把党建工作抓实、抓细、抓到位。党委（党组）领导班子成员也应当强化责任担当，狠抓责任落实，增强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责任的自觉和能力，带头遵守执行全面从严治党各项规定，自觉接受组织、党员和群众监督，在全面从严治党中发挥表率作用。其他责任主体也要强化责任意识，积极履责、担责。

坚持系统观念统筹推进责任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体系是一个内涵丰富、功能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动态系统。健全全面从严治党责任体系要秉持系统的理念、整体的观念，严格执行责任制，分解责任要明确，检查考核要严格，责任追究要到位，真正让责任制落到实处，形成齐抓共管、同题共答的合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各责任主体都要知责、担责、履责”。党委（党组）书记作为第一责任人，既要挂帅又要出征。纪委要自觉接受同级党委的领导和监督，积极主动为党委主体作用发挥提供有效载体、当好参谋助手，既不能缺位、不到位，也不能代替主体责任，错位、越位。领导班子其他成员和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增强履职担当政治自觉。广大党员、干部要切实将责任记在心上、扛在肩上、落实到行动上。

健全精准科学的问责机制。动员千遍，不如问责一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对那些领导不力、不抓不管而导致不正之风长期滋长蔓延，或者屡屡出现重大腐败问题而不制止、不查处、不报告的，无论是党委还是纪委，不管是谁，只要有责任，都要追究责任”。2016年，中共中央印发党内首部关于问责工作的基础性法规《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2019年，党中央对条例进行修订，进一步规定问责主体、问责对象、问责方式和问责情形等，为明确全面从严治党责任提供制度保障。有权就有责，权责要对等。必须充分发挥问责作为全面从严治党利器的作用，进一步增强问责工作的政治性、精准性、实效性，精准落实“三个区分开来”要求，完善容错纠错机制，推动完善问责制度及程序。优化责任落实考评机制，对失职失责精准科学问责，防止和纠正问责不力、问责泛化、“求快不求准”等问题，以精准问责督促党员干部担当尽责。

发挥党员领导干部率先垂范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从严治党，关键是要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从严管好各级领导干部”。领导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班子“一把手”执掌重要权力，担负着管党治党重要政治责任，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能够形成巨大的示范效应。领导干部责任越重大、岗位越重要，就越要主动承担责任，模范遵守党章党规，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更要主动担责、率先垂范、以上率下，一级示范给一级看、一级带领着一级干，为全党全社会作出示范，推动压力层层传导、责任层层落实，切实把负责、守责、尽责体现到每个党组织、每名党员和每个岗位上。

加强人工智能国际治理和合作

2024年11月，习近平主席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九次峰会上指出：“要引领数字化转型、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新兴领域规则制定，加强人工智能国际治理和合作，确保人工智能向善、造福全人类。”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不仅为人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也带来了一系列治理挑战。特别是对于数据这个人工智能的核心要素来说，数据安全问题不仅涉及个人隐私还涉及国家安全、经济安全。此外，算法偏见可能加剧社会不公，影响决策透明度与公平性；技术垄断使发展中国家难以公平参与人工智能竞争，导致数字鸿沟扩大；人工智能军事化风险则可能威胁全球安全；人工智能自动化冲击就业，影响社会稳定；等等。如何平衡技术创新与治理规范，已成为全球共同面对的课题。

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现状

人工智能的发展正在重塑全球治理体系，多个国际组织和国家间合作平台已开始推动人工智能治理框架的建立。然而，目前人工智能治理总体仍处于碎片化、阵营化等滞后状态，缺乏统一的全球协调机制。

多边治理机制初步建立，但缺乏统一全球框架。近年来，联合国、二十国集团、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等国际组织相继推动人工智能治理。联合国发布《以人为本的人工智能治理》报告，强调人工智能伦理原则，倡导全球合作；二十国集团提出人工智能原则，鼓励以人为本的技术发展。此外，欧盟实施的《人工智能法案》，也旨在强化对高风险人工智能系统的监管。尽管多边治理机制不断建立，各国在人工智能安全、隐私保护、伦理道德、军事应用等领域的政策仍存在重大分歧，导致人工智能治理框架碎片化。在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方面，欧盟严格执行《通用数据保护条例》，限制数据跨境流动；美国数据政策相对宽松，但在国家安全领域设立壁垒。在2025年法国巴黎召开的人工智能行动峰会上，欧盟代表强调要强化人工智能监管框架，而美国则更倾向于市场驱动模式，这加剧了全球治理的分歧。在人工智能军事化风险治理上，联合国虽就“致命性自主武器系统”（LAWS）展开讨论，但未能形成约束性协议。

全球人工智能标准竞争激烈，规则制定呈现阵营化。人工智能标准的制定决定了技术的全球适用性，各主要经济体在该领域展开激烈竞争。比如，美国强调市场驱动，主张企业主导，推动谷歌、微软等科技公司制定行业标准；欧盟强调严格监管，设立高风险人工智能应用的法律框架。然而，各国在技术标准上的立场不同，可能导致人工智能市场碎片化，全球技术合作受阻。

人工智能治理面临技术治理与地缘政治的双重影响。在技术方面，人工智能治理涵盖算法透明度、数据安全、伦理原则等多个层面，并对就业市场、社会公平、经济结构带来深远影响。在地缘政治方面，人工智能已成为国际科技竞争的核心，例如，个别国家采取“技术封锁”战略，限制中国获取高端芯片、先进算法和云计算资源，试图在全球科技竞争中占据优势。这种做法可能导致全球人工智能供应链碎片化，影响技术创新的全球合作，甚至可能形成多个封闭的人工智能生态系统。

技术革命迅猛发展，但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滞后。人工智能技术的突破性进展远超治理体系的适应速度，现有法律法规、技术监管和伦理框架难以有效应对新兴技术挑战。例如，大规模人工智能模型的快速迭代使监管者难以评估其社会影响，生成式人工智能（AIGC）已影响舆论传播、知识产权保护、就业市场等多个领域，而现行法规尚未建立完整的监管体系。治理滞后不仅影响技术发展，还可能导致技术滥用和社会风险扩大。

中国在人工智能国际治理中的责任与担当

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宣布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推动各国协力绘就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未来蓝图。中国在人工智能国际治理中支持在充分尊重各国政策和实践基础上，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和标准规范，并在规则制定、合作机制建设、实践推广等方面持续贡献力量。

作为责任践行者，中国在国内积极推进人工智能治理实践，为国际社会提供可借鉴的模式。中国实施了《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等法规，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算法监管、数据安全、伦理审查体系，为全球人工智能监管提供经验参考。此外，中国通过“一带一路”数字合作网络共享人工智能治理最佳实践。在数据治理方面，中国提出“数据主权”与跨境数据流动结合的治理模式，探索兼顾数据安全和全球数据共享的平衡方案，为国际社会提供了一种新的数据治理框架。

作为治理倡议者，中国积极参与并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规则的制定。2024年，第七十八届联合国大会协商一致通过中国主提的“加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国际合作”决议，140多个国家参加决议联署，彰显了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影响力。与此同时，中国在二十国集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平台上提出人工智能安全、隐私保护、算法透明度等治理倡议，推动全球数据安全规则协调，呼吁各国开发和使用人工智能必须符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此外，中国推动人工智能在可持续发展、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等领域的规范应用，让人工智能真正服务于全球社会进步。

作为机制建设者，中国积极搭建全球人工智能合作平台，促进各国在技术、政策、产业等方面开展合作。中国倡导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多边合作，推动国际标准协调。“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论坛”，为各国政府、企业、学术机构提供交流平台，协调人工智能政策、规范行业发展。此外，中国推动“一带一路”数字经济国际合作，设立跨国人工智能实验室，实施“一带一路”科技创新行动计划，加强绿色发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多边合作平台建设。借助《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文件，中国倡导“以人为本”“共商共建共享”的理念和“智能向善”的宗旨，强调人工智能应服务于人类福祉。

推动人工智能国际治理与合作的路径

习近平主席强调：“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在联合国框架内加强人工智能规则治理”。具体而言，人工智能国际治理与合作需要在规则协调、技术普惠、安全可控三大方面取得突破，以确保人工智能的发展符合全人类的共同利益，而非成为技术垄断、数据壁垒和地缘政治竞争的工具。

加快建立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推动多边规则协调。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机制下，各国应围绕人工智能伦理、数据治理、算法透明度、跨境监管等关键议题达成共识，减少政策分歧，避免治理碎片化。同时，需推动全球法律和标准的对接，在世界贸易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平台上协商人工智能相关规则，避免个别国家垄断技术标准，确保全球人工智能产业的公平竞争。此外，还需鼓励区域与双边人工智能治理合作，探索与不同国家发展阶段相适应的人工智能监管模式，构建更加灵活、多层次的治理体系。

推动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促进技术普惠。加强发展中国家人工智能技术能力建设，通过联合国“加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国际合作”决议，推动人工智能技术、人才、基础设施的开放共享，缩小全球数字鸿沟。同时，建立国际人工智能技术共享平台，推动负责任技术流动，避免数据壁垒和技术垄断限制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升级，确保发展中国家能公平利用数据资源。此外，全球人工智能合作也需要加强国内外企业和学术机构的协作，推动跨国企业共建人工智能产业生态，促进全球人工智能人才交流，避免“人才保护主义”阻碍技术进步。

强化全球人工智能风险治理，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控。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带来了伦理风险、算法歧视、数据安全隐患和军事化风险，国际社会需尽快建立人工智能风险评估与预警体系，在军事、金融、医疗等关键领域完善技术安全评估、算法透明度审查和责任追溯机制，确保人工智能发展符合全球社会责任。此外，各国需加强人工智能伦理与算法监管，健全全球范围内的算法歧视审查，制定人工智能透明度标准，以确保人工智能发展符合人类社会的共同价值观。

总之，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带来了全球性的机遇与挑战。人工智能治理的国际合作不仅关系到全球科技创新的方向，也关乎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和人类共同福祉。只有通过国际协调与合作，才能携手打造公平、安全、可持续的人工智能未来，让科技进步真正造福全人类。

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因子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必须“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宝库进行全面挖掘，用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富有生命力的优秀因子并赋予新的时代内涵”。这一重要论述，全面阐述了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因子并赋予新的时代内涵的主体、对象、目的和方式，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根本指引。我们要注重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基于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度契合性，并结合新时代中国具体实际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彰显出来，进而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在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中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有哪些“优秀因子”需要激活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不仅体现了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也总结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因子”。

寻找到这些需要激活的“优秀因子”，需要运用哲学的高度抽象力概括出一般性和共性。具体说，可从三个层面入手。一是激活中国哲学中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中国哲学中的宇宙观主要包括儒家和道家的宇宙观，强调系统整体、开放包容、和谐共生。儒家宇宙观强调的“天人合一”思想，道家宇宙观关于宇宙是一个系统整体，宇宙万物都遵循自然法则的观点，是中国哲学宇宙观的精华。“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强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密切联系和相互影响的思想，对启示人们尊重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人与社会要达到和谐发展，具有时代价值。中国哲学中的天下观主要包括天下为公、天下一体等思想，蕴含丰富的天下治理智慧，成为中国对外交往一以贯之的重要理念。中国哲学中的社会观，主要包括民为邦本、家国情怀、和合共生、德法兼治、团结统一等思想。如从孔子的“为政以德”，到孟子的“民贵君轻”，再到荀子的“君舟民水”，都体现了民为邦本、以德治国的治理思想。这些社会观对激活社会发展动力、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具有时代价值和现实意义。二是激活伦理道德中的精华精髓。中国的道德观主要包括儒家伦理、道家伦理、墨家伦理和佛教伦理。儒家伦理注重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强调孝道、忠诚、勤奋；道家伦理强调道法自然、顺应自然和内外兼修；墨家伦理倡导兼爱尚贤；佛教伦理主张慈悲为怀、严守戒律和修身养性。在新时代，这些伦理道德对建构良性的人伦秩序和社会秩序，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三是激活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如注重道德修养，强调遵纪守法，弘扬家庭伦理，倡导勤劳致富，关切公平正义，鼓励团结友爱，主张诚信忠诚等，对与人为善具有重要积极作用。

如何激活“优秀因子”

“激活”的实质，就是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创造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优秀因子”，主要需解决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

解决激活的认知问题。中国哲学中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等，伦理道德中的精华精髓，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等与马克思主义有着高度契合性，都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因子”，我们要以这样的深刻认知去激活“优秀因子”。

解决激活的主体问题。要善于用马克思主义与新时代中国具体实际来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因子”。马克思主义具有包容性、开放性，它积极吸收人类文明一切优秀成果；马克思主义具有注重“结合”的本性，它反对抽象的普遍性与教条主义，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高度契合性；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统一于新时代的目标追求，即致力于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促进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巩固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因子”，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之光和新时代中国具体实际的内在需要。具体来说，在哲学思想上，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哲学对话；在思维方式上，用马克思主义阐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于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将唯物辩证法融入“万物一体、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念、“执两用中、守中致和”的中庸之道、“与人为善、推己及人”的群己秩序等，引导人们以科学态度处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遇到的矛盾和问题；在价值观念上，立足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审视中华民族独特的价值追求，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的处世观，厚德载物、修身明德、达济天下的道德观转化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自信自立、担当作为的价值信仰。

解决激活方式问题。激活，是通过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交互作用、双向赋能、相互成就之方式实现的，要自觉坚持“两个结合”，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合适且肥沃的土壤，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赋以“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同新时代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进程中，能实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彰显出来，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使其成为“现代的”。

解决激活的目的问题。激活“优秀因子”是为了巩固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坚定文化自信。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要走出“东方从属于西方”的西方现代化叙事，破解“古今中西之争”，继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经由“两个结合”加快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从而巩固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

赋予“优秀因子”哪些“新的时代内涵”

赋予中国哲学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新的时代内涵。其一，中国哲学强调系统整体、和谐共生、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在人与自然关系上，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要坚定不移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在人与社会关系上，推进人与社会协调发展，使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全面发展相互成就，让社会全面发展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平台和机会，使人的全面发展为社会全面发展注入强大动力；在人和人的关系上，实现人和人之间共同发展、平等发展、和谐发展，尊重人的地位与价值，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其二，中国哲学强调天下为公、亲仁善邻的天下观。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就国内而言，就是要在“利他”中实现自我价值，在为社会贡献中实现人的社会价值；就世界而言，就是要坚持走和平发展、合作共赢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其三，中国哲学强调民为邦本、厚德载物、和合共生的社会观。创新“优秀因子”的时代表达，一是坚持人民至上。民为邦本、为政以德，要求新时代坚持人民至上，把人民当作主体，依靠人民，把人民当作目的，为了人民，把人民当作根基，扎根人民，激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使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达到平衡和谐稳定，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二是坚持立德树人。厚德载物、讲信修睦，要求新时代亲仁善邻、与人为善、德行天下、坚守诚信。三是坚持和谐共生。和合共生，要求新时代人与人和谐相处、团结共进。

赋予中国传统道德观新的时代内涵。中国传统道德观强调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注重修身，倡导内外兼修、兼爱尚贤，主张严守戒律。新时代，这些中国传统道德观对建构良性人伦秩序和社会秩序具有重要意义，需要赋予新的时代内涵。修炼好中国共产党人的“心学”，加强党性修养，坚定理想信念，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对党忠诚，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树立政德，强调以文化、文明明大德、树政德。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领导干部要讲政德。政德是整个社会道德建设的风向标。立政德，就要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领导干部要注重“与人为善”“德行天下”。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建构新时代中国人精神世界的良性秩序。

赋予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新的时代内涵。注重家庭伦理，建设文明家庭，弘扬良好家风，尊老爱幼，亲仁善邻；倡导勤劳致富，尊重劳动，把劳动光荣理念从制度上加以保障；工作恪尽职守，把职业当事业；坚守诚信，建设诚信社会，强调互助友爱；遵纪守法，加快法治社会建设。

赋予“优秀因子”在创造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和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方面新的时代内涵。在“激活”中激发中华文化的创新创造活力，打开文化创新发展新空间；在“激活”中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在“激活”中展示中华文明鲜明标识与气象，提升新时代中华文明的世界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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